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少灾荒，特别是在两宋时期，灾荒更是频发，与饥荒一起产生的是谣言、盗贼和流民，他们的存在给统治者的治安管理带来很大困扰。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保民心和稳固统治，成了大臣们讨论的重点，通过翻阅《周礼》和学习先人治理的办法，宋代政府施行了一套特殊的治安管理办法。

这些办法在后世看来，有宽猛相济的特点，值得现代人学习。

那么，宋朝政府是如何管理灾荒时期的百姓的呢？他们具体采用了哪些方法？

治安问题

先来看治安问题，灾荒是灾害和饥荒同时发生的合称，饥荒是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的，有人文和自然的双重属性。

自古以来，灾荒对国家和百姓的危害和挑战性都是巨大的。处理得当有利于社会安定，处理不得当，轻则尸横遍野，重则有灭国的危险。

其中，影响因素最大的是社会治安环境，人文环境一旦恶化，各种社会越轨和犯罪行为就会频频发生，这点在两宋时期有真实的记录。

宋人杜范以“怨怒之气满腹”和“丐者投于江”等字词说明灾荒问题的严重性，导致此类现象发生的，除了灾害本身，还有典型的治安问题如谣言、盗贼和流民。

那么，这些是如何影响社会治安的？

首先是谣言。信息在何时都很重要，特别是在灾荒发生的时候更为重要，在媒体极不发达的宋代，百姓只能从他人的只言片语中获取消息。

因此，“世上最古老也是最可怕的传媒”谣言横空出世，灾荒时期产生的谣言，有的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有些则是有心之人恶意传播的假消息，目的是搅乱人心。

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在灾荒时期使人们心神不宁，导致灾荒的影响加重，使政府处理的难度增加。

所谓“灾变之惨，人情易摇”，民众本就害怕灾荒，在灾荒真正到来或即将到来的时候，都会控制不住内心的恐惧，以至于到处“诉苦”。

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谣言四起，民众的恐惧也越来越重，进而做出一些非理性的甚至恶劣的行为。

如绍兴二十四年，缙云县干旱，谣言产生，当地百姓集众起义，最后险些演变为叛乱。

加上那时的人极度迷信，百姓认为出现灾荒的原因是皇帝昏庸无道导致的，最终在谣言的影响下国内的治安环境便会逐渐恶化。

所以谣言是影响治安的关键因素，宋代政府甚至将谣言和灾荒当成政治的方向标，由此可见谣言的可怖性。

其次是盗贼。根据需求层次理论，生存是人生核心，在灾荒时期，人们更要确保自己能活下去，所以对基本物资的要求一再提高。

倘若政府没能及时满足受灾民众的基本需要，那么他们就会铤而走险的打家劫舍和哄抢官粮，盗贼就是在这种情况产生的。

对于盗贼和灾荒的联系，宋人曾用“麦不登则民饥，民饥则盗贼必起”来说明，盗贼不仅在本地活动，还到外地搅乱正常治安，有的甚至还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政府如果放任不管，他们就会结党聚群，形成变乱，严重威胁统治者的管制和治安。

最后则是流民。处于饥荒中的人并不都是盗贼，大多数百姓都从平民变成了流民，从灾到荒再到流，是灾荒时期的正常顺序。

如皇祐年间，因为连年干旱流亡者高达上百万，这个记载固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依然展现了灾荒的可怖性，而流民的存在会令社会治安变得更差。

因为他们迫于压力会抛家弃子。元符三年河北饥荒，十余万饥民变成流民，母亲丢弃婴儿，父亲吃掉儿子等人间惨剧比比皆是。

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在城中纵火掠财，甚至与当地的土著势力发生冲突，从而产生不必要的死伤。

而城内的不稳定因素变多了，管理也会越来麻烦。

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倘若不能好好解决百姓的生存问题，那么他们一定会揭竿而起，这是统治者们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他们会采用何种办法管理治安、改善环境呢？在该办法实施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阻力？

管理办法

特殊时期特殊对策，宋朝政府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分别提出祭祀禳灾、换用新兵、恩威并济和适当减刑等四个方法来解决。

一、祭祀禳灾。百姓既然能因为谣言心神不宁，那么也能通过正面引导来稳定心神。宋朝的统治阶级发现了百姓恐惧的本质，便会从疏解他们的不安和恐慌下手。

灾荒发生后，政府在发粮救济的同时还会祭祀禳灾，即通过巫术、神术向上天祈求平安或是问责，这个举动可以迅速的安抚百姓。

并且，祭祀禳灾还能够净化谣言产生的负面影响，即皇帝昏庸、政局混乱。百姓会迅速的将注意力集中在鬼神的身上，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治安管理的难度。

在祭祀禳灾中，火灾祈禳是最特别的，也最能消除谣言带来的影响。

由于火灾大多发生在人员流动性小的城市或市集，一旦发生，破坏力极大，突发性也极强，符合谣言形成的条件。

因此官员或皇室成员在禳灾时，都会承诺让自己代替百姓接受天谴，以此来缓解他们的担忧。

有时，甚至连皇帝也会出现在禳灾现场，这更能够稳定民心，让治安管理有序的开展。

二、换用新兵。现代的治安一般是通过城管和民警进行管理，而宋朝的治安则一般是通过巡检和县尉。

巡检属于朝廷军队，县尉属于地方政府，两者地位不一样，武装力量自然也不同。

每当灾荒发生时，地方市县都会向中央借人来加强武装力量，维护治安，以防穷凶极恶的盗贼。

但并不是灾荒发生之时才会去借人，当灾荒有了发生之迹时，巡检就已经前往各地市县了。

比如天禧元年时，灾荒即将发生，地方专员马上换下了个别老弱病残的县尉，换上更高级的巡检使臣。同时，并无实职和正在丁忧的官员也要参与到治安管理当中。

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巡检全部到灾荒发生的地方维护治安了，那么其它地区的治安和转运粮食的地点该如何解决呢？

宋朝统治者显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会派武臣和军队守镇冲要。

这么多有实力的武士在此守着，盗贼和地方土著也不敢随意行动，正常地区的百姓得到安全保障，治安问题自然会顺利解决。

三、恩威并济。盗贼群体虽然可恨，但不是每个盗贼都是死有余辜的。宋人王质曾将因灾荒变成盗贼的民众分成三类：饥民、愚民、奸民。

在他看来饥民是值得“挽救”的，他们的盗窃之举完全是为了生存，既然事出有因便能够酌情而定，这些人被缉捕之后，官府可以判他们无罪或是轻判。

这个方法当即就得到宋朝统治者的肯定。于是，当灾荒发生后，州县长官除了要及时补发粮食以安民心外，还要考虑盗贼的作案动机，思考该不该放过。

如此灵活的治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地方和朝廷治安，也给了被迫成为盗贼的饥民一条活路。

他们会对官府产生感激之情，进而减少对朝廷的怨恨，这也令灾荒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小了许多。

要想确保“恩威并济”的实施，第四点便是重中之重，只有制度和法律足够完善，地方政府才能依照法律决定盗贼的有无责任。

所谓的灾伤减刑，实际上是对灾荒期间发生的社会越轨和犯罪行为从轻量刑，以此来安抚民众和稳固治安。

宋代政府灾伤减刑的方法有曲赦和虑囚等多种，列举的这二种是最为常见的，具体表现为减死或减降。

《宋史·刑法志》中提到“……民劫仓廪，非伤主者减死……又减一等。”

这说明了曲赦和虑囚在灾荒期间的实际运用，即使有些盗贼会钻空子，但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效维护了治安。

这些制度无疑是切实有效的，后期宋朝政府仍然沿用这些制度，但并不是乱用。

倘若饥民盗贼杀人或是盗窃行为严重，仍然要遭受律法的严惩，其松弛有度的管理办法在治安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那么，对于这些解决灾荒问题的方法人们是如何评价的？这些方法又是如何出现的？

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兴起，以及文人士大夫与天子“共享政权”的局面出现，儒家思想得到重视，相应的儒家荒政思想也被用于实际生活中。

《周礼》中记载的十二荒政如散利、缓刑和驰力等，宋代政府都用加进灾荒处理办法中，同时，他们又注重实际调整，使政策有松有紧，可谓宽猛相济。

人们赞叹这是处理极端情况的好方法，非常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