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移民，涉及人数众多，大半个中国？原因竟与洪水有关！

元亡明兴，明廷对河湟地区传檄而定。明代河湟地区分别隶属于西宁卫和河州卫的贵德守御千户所，作为明代边防前沿，周围群番环立，“乃甘肃凉庄之右背，河州洮岷之前户。”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历来是中央王朝重点守备地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以史为鉴，对河湟地区防务尤为重视，“甘肃一镇计十五卫所，唯西宁卫六所，惟祖宗之意，盖以西宁控制近番申中等十三族，远番罕东等四卫，故多设一所，以震压之，视他卫不同也。”

伴随卫所的设置，大规模的边防军戍边而来，掀起了明初大规模的西北移民大潮，河湟地区因其相对适宜的自然环境，成为大批移民的集中定居地。对于河湟地区一些关于移民情况的碑记、铭文、谱谍和方志，笔者作了一些归纳和比较，现罗列如下：青海湟中县鲁沙尔镇赵家庄张氏家族，据其祖辈于清顺治三年九月修篡的《张氏家谱》中记载有“张氏本是南京风阳府凤阳人”的记录。

民和峡门乡石家庄《石氏源流》碑文记载，“石氏祖籍南京主司巷人，洪武年间来至西域”。西堡花园的钟氏家族，在清乾隆十二年三月立的墓碑碑文记载，“予始祖千户职，明洪武十八年、由扬州江都迁居湟中”。另据《湟中县志》对共和、西堡、鲁沙尔、大源、大才等县、乡及青海省图书馆中收存的17户姓氏的家谱资料的统计分析知道，于明洪武年间，从南京迁来河湟地区的有11户之多。

又据《湟源县志》在1985年对大华乡等5乡12村约1704户家族家谱的调查统计，其中有1413户祖籍南京一带，均系明洪武年间充军移民而来。并且，有关史志中也有同样的记载，《西宁府新志》记载：“魏寰，西宁人，始祖魏善，本泗州人”。“莫与京，西宁人，始祖得，本寿州籍”等等。根据史料记载，明代洪武年间，为加强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曾大力实行“移民实边”，并采取军屯、民屯和商屯等方式解决卫所兵士的军饷和官员的薪俸。

“屯田遍天下，而西北偏地最多，开屯之例；军以十分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粮（一说后变为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垦田之令：边方闲田许军民开种，永不起科。限田输租者，为额内之田；不起科者，为额外之田”。明朝在河湟地区大兴军屯，到了永乐年间，西宁卫所辖地区的屯田面积已经达到20万亩，在籍的军户人口数目也较为稳定。据《西宁府新志》卷16记载，“洪武年间，西宁县在籍官军7200户，15854人；永乐年间，在籍官军7200户，12092人；嘉靖年间，在籍官军3578户，45613人；万历六年，在籍官军2560户，在籍百姓440户，合计38892人。”

据《明宣宗实录》卷32记载，曾经多次制定西宁卫所及周边的盐商向朝廷纳盐粮，这从侧面说明明代河湟地区还可能存在过商屯。根据史料记载，到了万历末年时，河湟地区的屯田数大概已超过30万亩。因该时期移入和土生土长生活在河湟地区的人口数量并未超过现有耕地的负载能力，当时的人地关系可以说较为宽松，“各处流民久住成业”。

《西宁府新志·名宦》记载，“万历年间，董汝为任西宁兵备时期，开屯田数万顷，招抚流移数千家”。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陕西巡抚乔庭栋勘查出西宁等地“额外荒田九百六十八顷，召民耕种，永不起科。”因明代在河湟地区驻军戍守，有相当多的官兵留居河湟。曾任西宁卫指挥佥事的魏寰，“西宁人，本泗州人，从明太祖起兵，……授世袭千户，管西宁卫中左所副千户事，因家焉。”

今西宁湟中县总寨公社徐家大队的村民徐彦邦，其家藏有一件《明太祖敕封徐勇诰命》，据文物记载，徐氏先祖徐勇系扬州府如皋县丁溪场人，于丙午年十二月常数常国公处归附明军，充总旗。随后因功于洪武十八年九月，“除昭信校尉”，十月，“调西宁卫前所流官百户”，之后携家眷定居河湟，徐彦帮系徐勇十九世孙。贵德人王猷，“本江南宜兴籍，从明太祖起兵”，因功于洪武十二年“除河州卫右所试百户，二十三年授昭信校尉”，后又调中左所，“永乐四年，拨贵德千户守御，今城西王屯即苗裔也。

据有关方面推测，因避难而由中原迁居青海河湟地区的人数是不少的。典型的实例是现青海海东地区乐都县高店乡的巨氏，其祖籍原为陕西凤翔府岐山县，后迁居南京，明永乐初年，其祖辈因牵涉方孝孺一案被杀，其余家族成员恐遭株连，便集体从南京迁居今天青海乐都县，现其后裔定居于乐都县高店、城台、雨润及大通县和湟中县镇海堡等地。另外，因兵祸灾荒流亡而迁居河湟地区的人口数目也不少。

现青海海东化隆回族自治县城东村的绽姓回族，就是在明末从西安避难迁居而来，据其后裔介绍，当时他们祖上一行46人一起迁移来到化隆。有罪谪戍流放到河湟者，这也是明代移民河湟的一个重要形式。在明代获罪较重者一般充军，并发配流放到西北边远卫所，因而有明一代，军伍中因获罪而入卫戍边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很多军士充军的最终归宿是移民。如正统元年(1436年)，“令山西、河南、山东、湖广、陕西、南北直隶，保定等府州县造逃户周知文册。

备开乡里姓名男妇口数军民匠灶等籍，及遗下田地税粮若干，……如仍不首，虽首而所报人口不尽，或展转逃移及窝家不举首者，俱发甘肃、西宁卫充军。”因为明代罪戍边者数量是很多的，故才有明人“甘肃等卫隶兵多谪戍之人”一语，并非妄言，谪戍之人有些期满后可以回还原籍，有些则就举家迁来落籍到了边卫。至今，河湟地区还保留有大量的原明代谪戍留居者存在的记录和遗存。首先，由所掌握的河湟地区现存的家谱、碑铭来分析，例如民和《赵氏世系源流》碑文，赵氏其祖“不意其肇南京，流迁甘肃……。

另外根据《民和志》有关内容记载：“川口地区的张、王、李、刘、曹、狄等姓家族，相传是祖上原是南京人，洪武九年因罪举族充军”。《互助县志》也有类似记载：“双树乡的周家、朱家、哈拉直沟乡的尚家、蒋家、冯家等姓氏的家谱记载：他们的祖先从明洪武年间，自南京移民而来，人员中成分有军户、罪犯和被株连的百姓，都是举族迁移”。从史志的记载中看，“王友，燕山卫百户……论当候，封清伯……，永乐十二年夺爵，官其子川为西宁卫指挥佥事，因家焉。”又李奈，“其父李惠，楚府长史，籍本河南彰德，谪湟中，遂聚族而居。

后因李奈在弘治、正德年间官至鸿胪寺卿，史书中才得有此一笔记述。因此，根据以上资料可推断，明代有许多获罪谪戍并迁移定居河湟的移民。 拨户迁居河湟者 湟中县大才乡《侯氏家谱》记载：“洪武时，拨户来宁”。除民户外，还有一部分军户移民也被调拨到河湟地区执行特殊使命。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乐都县志》所记载明代派遣瞿昙寺护军至河湟的情况。

明永乐年间，派太监孟继等四人率正军36名，副军72名赴瞿昙寺参加修建和护卫瞿昙寺任务，后来大部分人和家眷便定居乐都，今天居住在乐都县南山地区的唐、徐、杨、盛等姓氏大多是其后裔。瞿昙寺于洪武二十四年始建，于永乐十六年夏六月钦命再次扩建，瞿县寺建成后，倍受重视，多次御赐碑文。瞿昙寺可以称为执行民族宗教的范例，作为钦建寺院，在扩建过程中，不可能不得到大力关注和筹建，目前被称为“小故宫”的瞿昙寺的建筑风格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参加修建和护卫的军匠们很可能在当时，迫于朝廷压力和对时局的考虑便留居于该地，从而久居成民。总之，无论是军户、民户，还是拨户到河湟地区的，相对而言都不在少数。据康熙《陕西通志》记载，永乐年间，西宁卫有屯田205052亩。(清)苏铣纂修、王显、马忠校注《西宁志》载，西宁卫屯田面积在嘉靖二十九年已达到31.8万亩，如果将黄河两岸贵德千户所的屯田面积包括进来，当时河湟地区的屯田总面积粗略估计可达50万亩。

另根据康熙《陕西通志》卷10，《明神宗实录》卷133记载，自永乐至万历年间，西宁卫在册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屯田土地面积较永乐时增加约1976倾，增长约98%。屯田面积的增加，必然提升农业生产效能，土地生产效能的提高丰富了以粮食为主的农作物的产出，从而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论及明代湟水流域汉族社会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笔者认为约有四万左右，其理由有三: 第一，湟水流域汉族农业经济形式主要为卫、所屯田，故其人员可据定制推算。

西宁卫辖六千户所，卫所兵6720余人，以七分屯种来计，约有4700余名军卒屯田，即4700余户，以一户五口计，约有23500万余名农业人员； 第二，西宁卫民户18854口中，除去回族及其它民族，大约也有10000余名为农业从业人员； 第三，庄浪卫部分属于湟水流域屯田的军卒约六、七千人，故而可以说约有四万余名汉族农业人口。 明初湟水流域农业经济基本上为屯田，故在明王朝的统治下，纳实物性租赋。洪武二十五年定额纳余粮十之二，即五税一。

建文四年，规定纳余粮二斗四升，永乐二十年规定纳余粮一斗二升，以后遂成为定例。永乐年间，西宁卫纳余粮为二万四千三十八石四斗八升”，恰好是每亩一斗二升。另外除纳屯粮以外，还纳屯草及屯田银(即买马地亩银)，据《西宁志》载:“西宁卫征草，三十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六采七分二厘”；地亩银，二百九十八两五分一厘，每顷约为一钱四厘多。而湟水流域的农业亩产量，以租赋比例计算可能为七斗左右。

据了解，解放前每亩下籽20斤左右，并《循化志》卷2记载清时捏工川一带下籽每亩约仓斗(16斤)，据此估计，地理较北、海拔稍高的湟水流域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较为粗放，每亩下籽为20斤左右。即一斗二升外，还有租赋一斗二升，且租赋为五税一，那么除去种籽外，还有6斗，亩产量共约有7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