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宰相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宰相之职在社会官制结构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传说中有“黄帝置六相，尧有十六相。”

可见，宰相制度发展到唐朝已有了悠久的历史，趋于成熟。唐代宰相在最初的设置上沿袭了隋朝的制度，以三省之长官尚书令、侍中、中书令为宰相，共掌国家大事。

贞观之后，唐代宰相制度发生了变化，宰相复任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据研究，唐代光是复任的宰相便有83人，占据唐代宰相总数约22%。宰相复任之所以在唐代如此频繁，与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及宰相制度的设置有着密切的联系，也给当时的政局带来了不同方面的影响。

一、唐代的宰相制度及政治环境为宰相复任预留了空间

1. 唐代宰相任免频繁多变且灵活随意

《新唐书》曾记载：“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而后更有专家学者研究史料，表明唐朝宰相的真正人数要远远大于369人，而共有381名宰相，这个人数是西汉宰相的九倍，是两宋时期宰相总和的三倍，唐代宰相人数的繁多在我国封建王朝历史中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虽说唐承袭隋制，但在官员的任期上还是出现了变化。《通典》记载：“……至广德以来，乃立制限，……官以三考而代，无替四考而罢”。

唐朝官员的任职大约都在三到五年的时间，相比隋文帝时规定的“文武官以四考交代”来说不算短也不算长。而《历代职官表》中记载：“诸州或得三考，畿府罕及二年”可知，唐朝官员的任期都要比实际规定的时间短。

而宰相一职虽说没有对任期的确切规定，却基本与官员任职相一致，但又呈现出了灵活多变的特点。据学者统计，唐宰相单次任期在一年之内的便有181人次，占据任相总人次的37%。还有12人次，任相时间在1个月之内。

任相十年以上，例如22年的房玄龄、13年又7个月的魏徵等，只有19人，占宰相总人数的5%、任相总人次的4%。可见，唐代宰相任期的时间都比较短，变动频繁且灵活随意。这种情况下就为宰相的复任预留了空间，统据计，唐代宰相的任职共有482人次。

几乎每隔三年半就会出现一位复任宰相，有些还不止入相两次，甚至多达四次、五次。例如辅佐唐玄宗开启“开元盛世”，唐朝四大名相之二的姚崇、宋璟，二人均是多次任相。

2. 不同时期的朝野局势

除了唐宰相任免频繁多变且灵活随意外，整个唐代不同时期的朝野局势也是推动宰相复任问题的一大原因。就如前文所提到的姚崇，他曾任武后、睿宗、玄宗三朝宰相。一生三次复任宰相之职，每一次的罢免、复任都体现了唐朝不同时期下朝野政局内部激烈的权利之争。

姚崇第一次复任之时，是在参与策划“神龙政变”之后。武则天统治后期，受其宠幸的面首张氏兄弟参与朝政，卖弄权力，使得朝中大臣分成两派，双方剑拔弩张、斗争不休。而后，姚崇就作为重要幕后人，联合一众大臣发动了神龙政变，迫使武则天让位唐中宗李显。

但谁知，唐中宗又在宫廷政变中被毒死，直到唐睿宗时期，姚崇才第二次任职宰相。这一时期，朝局仍旧动荡不安，处在各方权势的拼命争夺中。一方是权势膨胀的太平公主，一方是太子李隆基。而姚崇则因得罪太平公主被再次罢相。

姚崇的第三次入相便是在唐玄宗统治期间，他提出了十条政治意见，被唐玄宗重任，助其奠定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基础。从姚崇的三次复任宰相之职，就反映了唐朝不同时期背景下，特殊的政治局面会造成宰相职位的反复调整。

3. 统治者的用人政策

作为国家元首，皇帝行使着国家的最高统治权，而宰相作为政府首脑，则行使着国家最高管理权。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关系推动了宰相制度的演变，统治者的用人政策也促使了宰相复任现象频发。

《唐会要》记载：“武则天朝起于弘道元年十二月，终于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宰相共78人。”唐朝尤以武则天时期，任用宰相人数多，变动频繁而且复任较多，这与武则天的用人政策有着一定的关系。

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皇，武则天的执政注定是要被那个男尊女卑的社会所忌讳的，因此她选官重用酷吏，而这其中便不乏有一些宰相是因为善于搞好与统治者的关系而被再次任职的，如被称为“苏模棱”的苏味道，他也是“三苏”的先祖。苏味道几度为相，但“竟不能有所发明，但脂违其间，苟度取容而己。”

可见武后执政期间大量选拔官吏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来笼络人心，以此维护政局。

《新唐书》便称：“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才真贤太后。”同时，武则天时期宰相复任出题较多的原因，也有她的爱才之心。

例如武周一代名相狄仁杰，武则天在位15年期间，狄仁杰曾两次担任宰相之职，受到了武则天的极大信任，《新唐书》中称：“狄公之贤，北斗之南，一人而已”。这也是狄仁杰能受到武则天多次任命担任宰相之职的一大原因。

由此可见，唐朝统治者的用人政策也造成了这一时期宰相频繁复任的问题出现。

二、唐代宰相的复任具有双面性

1. 发挥才能、稳固新政权

宰相的复任问题从侧面也反映了唐朝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君权与相权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宰相凭借着出色的政治能力成为“百官之首”。

有时他们还要兼任外官，或是外官来兼任宰相，统治者对于宰相很是看重，如《资治通鉴》记载：“宰相之职，不可分也，非如给事则有吏过、兵过,舍人则有六押，至于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上笑曰：‘朕适失辞；卿言是也。’”。

宰相或兼外官，回朝后任相的，如刘宴。这些能力出众的宰相们，往往身身兼数职，复任之后便能重新发挥才干。但更多的宰相复任后却是在朝局政权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唐朝时期，藩镇割据力量之分壮大，以至于导致了唐朝的灭亡。而为了对抗中央势力，总是维护朝廷利益的宰相便被其当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而武元衡多次复任宰相便是唐宪宗用来对抗吴元济的。《资治通鉴》记载：“悉以用兵事委宰相武元衡”。这也侧面反映出当朝宰相在国家政权和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统治者们不惜多次复任宰相，以求维护新政权，维持统治集团的内部稳定。

2. 政策缺乏创新性、形成党争之气

宰相复任问题具有双面性，一方面能够为国家、为统治者带来积极影响。同时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唐高祖时期任用了12位宰相，这个时期的宰相们大多都是“世贵名家，历职清贵”的身世。

这些宰相们往往是一些中年官吏，再次复任之后资历深的宰相们大多都具有相对较强的保守性，对待新生事物不敏感，因此在实行政策时往往因循守旧，缺乏一定的创新性。但这些都是从政策上来看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若是从政治时局来看，宰相复任问题易带来严重的党争之气。

中晚唐时期的重要政治问题便是“牛李党争”。《旧唐书》记载：“比相嫌恶，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宰相复任问题便在此形成了“宰相——朋党”的结党模式。宰相复任后便促使一些仕宦群体依附于宰相以求取仕进，促进了党人势气的扩大。

士族门阀的解体，使得大量宗族迁往长安，寻求宗族庇佑。李德裕便是靠着朋党的力量在被贬之后靠着贿赂再次当上了宰相。由此可见，宰相的复任问题所带来的的最大消极影响便是促进了党争之气。

三、总结

唐代时期宰相人数众多，他们的复任问题也是那个特殊时期之下所形成的，宰相任免的灵活多变与当时唐朝实行的较短的任免制度有着一定关系，另一方面也有着朝局政治因素以及统治者用人政策的影响。

唐朝时期宰相复任问题的出现为当时国家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力，一些因政治斗争被罢免的宰相们，因为复任再一次得到了发挥才干的机会，更帮助了统治集团维护了政权的稳定，但同时宰相复任问题在政策上有因循守旧，具有缺乏创新力的表现。

而宰相复任带来最大的反面影响便是在中晚唐后期形成了腐蚀国家生命力的党争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