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武器生产及其管理制度

200万年前人类由非洲传播到亚欧大陆，演化为不同人种，以色列著名作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认为，有比较大的大脑、会使用工具、有超凡的学习能力还有复杂的社会结构，都是人类的巨大优势。但在7万年前的认知革命之前，人类一直都是相对比较弱小的生物，之后智人就成了一种神奇的存在，所到之处，无论巨型动物、其他人种纷纷灭绝。在公元前2000年人类甚至形成了强大的帝国，如中国的秦汉和欧洲的地中海罗马帝国等，赫拉利认为秘密很可能就在于人类学会了如何讲好一个故事，具备了团结陌生人的能力，也就是所谓的画饼，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识的人，只要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共同合作，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这股合力无论用来制作工具还是制作武器，智慧永远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叠加，能力必然是一个几何级的增长，进一步加快了人类进化的进程。

一、武器的主要材质

帝国形成以后，人类的智慧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秦汉时期成为了我国冶铁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铁兵器无论数量、品种，还是质量、技术，都得到了大大的发展。人类对火的利用更是炉火纯青，密封高炉加风箱完美实现了对铁兵器的塑形。从矿产储量上来说，铁矿明显比铜矿多，这就意味着价格更低；从材质密度上来说，青铜密度更大，相同尺寸其重量更大；从材料韧性上来说，青铜的易断特性更是众所周知，铁制武器可以实现劈砍等高难度动作；青铜的好处在于比较好看而且抗氧化，不过武器毕竟是要砍人的，生锈不影响战斗，而且还附带破伤风攻击。

就目前的文献研究来看，这一阶段的兵器发展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军事科学院的谢国良将军和袁德金教授认为， “在春秋战国时期，铁兵器的运用渐趋普遍，开始取代铜兵器的地位，并在秦汉时期完全替代了铜兵器”。

凌谟介先生认为西汉的铁冶炼技术得到了充分发展，并在汉武帝之后基本取代了青铜器，占据了武器的主要地位。

辽宁大学的何贤武教授指出，汉代之前的兵器经历了木石、铜和铁三个主要阶段，战国时期虽然铁兵器尚未完全取代青铜，但已充分显示了作为新的生产力代表的优势，汉代已成为军队中的主要兵器。

江西师范大学的黄今言教授指出， “战国之后，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铁兵器便逐渐取代铜兵器了，并根据一些历史文献得出，在秦汉时期，战争中使用的铁兵器基本取代了铜兵器，或者说铁兵器占据了主导地位”。各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基本都认为秦汉时期是武器材料更迭的重要阶段，并在汉朝基本完成了更新换代，西汉后期和东汉期间武器主要是以铁质为主。

秦代虽经二世而亡，但汉代历经四百多年，笼统指出这一阶段主要是铁质取代青铜的过程略显潦草，基于此本文主要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的不同时期的兵器数量特点，对武器的发展进行分析。秦汉时期正式装备军队的武器专业化已达到较高水平，种类不限于传统的“五兵”，武器库已包括：

长兵器：殳、戈、矛、戟；

短兵器：刀、剑；

远射兵器：弩、弓；

防护兵器：铠甲、盾牌；

攻守兵器：钩镶；

锤砍兵器：锤、杖和斧钺等。

按照以上兵器分类标准，结合我国在陕西、甘肃、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省出土的秦代不同材质兵器的数量情况，铜质兵器数量远大于铁质兵器数量。以已经挖掘的著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为例，出土的文物中大多数为青铜兵器，主要是青铜镞，还有一些剑、戈、矛等兵器，铁兵器数量十分稀少，可谓是屈指可数，仅有铁矛1件、铁镞2件、铁铤铜镞4件，足以证明秦代的主要兵器仍为青铜为主，铜铁比例接近万一。

到了秦代后期，情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不管是在小说还是历史书上，我们都曾听说过的张良刺秦王的故事，《史记》中就曾记载“为铁椎重百二十斤”，“击秦始皇拨浪沙中，误中副车”。在制度森严的秦帝国，土豪刺客张良已配备了大型铁器，起码说明在武器严格管控的秦代，民间已基本具备生产制备大型铁器的能力，冶铁技术已相当纯熟。根据汉长安城武库：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记载，汉长安武库基本结构是采用夯土完成的，整体造型是一个长方形的围墙，目前仅探查到的地基情况表明，该武库围墙起码长度达到700米以上，宽大达到300米以上，如此规模的大型仓库即使放在现代也算是相当宏达的一个建筑，考古学家们发现库中所存武器中大多为铁兵器，只有少量的青铜器，两者比例虽已十分悬殊，但可见西汉时期仍是一个铜铁混合使用的时代。

到了东汉时期，发掘出的武器已经很难见到铜制兵器了，尽管仍有部分铜兵器的出土，但数量已大不如前，部分挖掘过程中甚至无相关文物，说明东汉时期铁兵器基本已开始独领风骚。根据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发掘情况，该区域位于邙山东汉陵区帝陵区和陪葬墓群的交汇地带，位置非常重要。出土器物主要有陶器、铁器、铜器、瓷器、石器、玉器和钱币等，其中铁器共133件主要有工具、农具、兵器、建筑构件等，兵器包括锤、锥、镊、镰、斧、刀、剑、镞、蒺藜、钩等种类多样，铜器只有带钩、铺首、泡钉、环和铜钱，已无铜制兵器出土。

二、铁制武器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公元前一千多年世界各地发明人工冶铁技术以来至20世纪70年代，人类都是处于广义的铁器时代。先秦时期中国地区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铜矿石还有低熔点的特点，智慧的中国人民发明了切实好用的高温烧陶技术，使得中国的铜器时代巅峰很长。夏朝期间中国已出现了鼎等大型铜器，商周时期更是广泛应用于生产和战争，甚至制造出巨大的后母戊鼎和造型奇特的四羊方尊，而后持续了较长时间的铜铁共存，两汉期间才出现较为明显的铁器多于铜器的现象。铁器逐渐取代铜器成为生产生活和战争的重要武器的发展动因是相对复杂的，本文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分别包括冶铁技术的不断进步、庞大的市场需求刺激和天灾人祸带来的复杂社会动因。

1.技术发展

原始的冶铁技术多为炼铁技术，炭火加入坩埚中的铁矿石，使其转化为疏松的铁块，随后能工巧匠不断捶打去除杂质制成铁器，如果具备坩埚底部开口的条件，空气通畅流通，可以明显提高升温速度和加热温度，直接将铁块加热成液体，匠人进行收集铁水浇筑至各类工具，但是这种技术需要更高的温度和耐温器具，中国古代另一伟大的发明瓷器完美支持了冶铁技术。秦汉之前，漫长的巅峰铜器时代也为冶铁技术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炼铜冶铁技术可以说是一个融合发展，共同进步的过程。

在冶炼技术的世界史上，中国在炼铁、炼钢方面的许多关键环节上都曾出现过领先世界的技术。比如通过不断加热捶打，改变铸铁特性的工艺，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各位铸剑名师均已掌握该项技术，秦汉时期更是得到了大力的推广，欧洲却直到十七世纪才发现类似的相关操作。中国的湖北、湖南、山西等地均发现了竖炉冶铁的遗址，表面在公元前五百年我们伟大的先民已经可以通过浇筑铁水的方式直接定型铁器，形成生铁铸件，该技术到公元十四世纪才在欧洲出现；根据宋朝《太平预览》文献记载，东汉时期已出现了百炼钢技术，通过反复加热、锻打含碳量较高的铁件，不断增加加工次数，改变铸件碳含量，最终甚至可以打造出钢条的效果，工艺精湛；东汉时期还出现了水力驱动鼓风技术，极大的提高了冶铁的效率，降低了冶铁的门槛。

2.经济学原理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古代中国是以农业发展为重要基础的，要想获得更丰富的土地，首选就是砍伐森林、开垦荒地，在强大的市场需求下，“坚固牢靠锐利”的铁制工具比精美的铜制工具更加盛行，形成完美的正反馈环，冶铁技术迅猛发展。秦汉帝国建立均采取较为强烈的“重农抑商”政策，农业和冶铁技术捆绑发展，铁制工具的特点也让其更好地融入武器装备体系，无论是制造劈砍的斧钺刀具，还是打造防身的头盔铠甲，轻便、韧性、坚固、低廉的铁制武器极大地冲击了铜制武器的主导地位。

3.社会动因

先秦、秦朝、两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次大动荡、大变革，群雄并起，战争不断，人口经常出现大规模迁移，带动了铁器和冶铁技术的传播和发展。从秦始皇派遣50万人“戍五岭”开始，到东汉中期兵祸天灾，大量的中原人口不断南迁，人口越发集中，生活需求越发迫切；加上大汉政权与匈奴、南越等战争冲突，军事需求有增无减，多项动因促进铁器和冶铁工业逐渐成熟，导致东汉末期武器基本以铁器为主，鲜有铜器的踪影。

三、武器的生产

上文讨论了武器生产的主要材质和技术，那么在封建王朝秦汉时期主要是由哪些部门负责武器的生产呢？根据各位文史专家的总结，通常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太仆属下考工令专门负责兵器生产；二是认为考工主作兵器，尚方负责御用刀剑的制造。两种说法大同小异，都认为考工令才是制造兵器的主力，但纵观史料可以发现，制作兵器应该是一个多部门系统协作的结果，甚至上文提过的武库都有制造兵器的情况。

但是不管具体由哪个部门负责，可见秦汉时期武器的生产控制一定是掌握在国家政权手中的，众所周知，汉朝对秦制定的制度继承度相对较高。为了保证军队的武器供应，秦汉均设有专门的官吏管理该项工作，主要由以下几个系统组成：中央少府、太仆的手下考工和尚方等，各级工官和武库。

为了保证武器生产全流程的可靠性，官府对生产制作过程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主要包括：

一是要严格质量管理，型号规格一致。秦法曰： “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也就是说制造同一批武器基本要尺寸、重量、外形相同，标准化程度很高。从秦始皇陵出土的铜制武器也可进行佐证，同类武器相差很小。

二是严格追根溯源，姓名单位标明。秦法曰： “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漆书之”。造工之中也严格区分师、工、匠等，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高工、工程师和助理工程师，制作完好的武器需匠人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名字，极大地强化了生产责任制。

三是严格计划生产，考评验收扎实。秦法曰：“省殿，貲工師一甲，丞及曹長一盾，徒絡組廿給。省三歲比殿，貲工師二甲，丞、曹長一甲，徒絡組五十給”。考查时产品被评为不合格产品，对所属人员采用全线惩罚的情况，位高者重罚，位卑者轻罚。各个工厂加工的产品还要进行横向比较，由官府进行考评验收，结果一出，赏罚分明，强化了全过程的质量管理。

尽管国家对工人制造武器的标准提出了较高要求，但是人治终究还是会出现计划不周、贪污腐败、偷工减料等种种问题，长期下去武器质量水平必定下降。

四、武器的管理制度

官府负责武器的生产，完成之后还有相应的分发、运输和存储，在这里发挥主要作用的就是前文多次提过的武库。先秦之前，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已建立完成了大量大型武库，到了秦汉期间，武库规模随帝国强大而不断强化，刘邦项羽起义期间，秦二世命令秦朝最后一个名将章邯，发动骊山囚犯数十万人对农民起义进行抵抗，史料记载章邯大将军对囚犯们“授兵以击之”，不管授的是何种兵器，均可表明当时武库之巨大，储量之丰富。汉朝期间，曾在前文提过的西汉长乐武库，总面积已达23万余平方米。除国家级武库外，汉朝各诸侯武库也是不遑多让，重要区域的武库存量武装上万人基本不成问题。

武库系统是秦汉时期军队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者向来高度重视长官的任用和制度的保障。武库长官基本是掌权者的重要亲信，多以皇室子弟为主，重用宗室；制度方面主要包括入库登记、领用记录、归还情况等，每一个动作均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必要时需皇帝旨意，高度集权。

综上，秦汉时期的武器专业化程度很高，种类也十分丰富，各项制造技术逐渐发达，是铜制兵器向铁制兵器过渡的重要阶段。武器的生产、运输、存储和分发过程均形成了较为严格的管理制度，高度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