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皇权“防”相权,宋朝为何放任宰相身兼政务、军事、财政?

#历史开讲#

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伴随着权力的斗争,但这权力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皇权的争斗里,相权一直是由皇权所掌控,宰相权力的大小在于当朝皇帝是否支持,相权是致力于服务皇权和国家的,相权和皇权之间一直维护着一种微妙的关系

不同君王都会运用办法来掌控相权,以免宰相一家独大后祸乱朝纲,让本族的江山落入贼子之手,直到宋朝时期,皇权与相权谁强谁弱之争引得众说纷纭。

那么为何到了宋朝,皇帝却自甘“放任”宰相权力,宋朝皇帝不怕相权威胁到皇权吗?到底是皇权大对皇朝有利,还是相权大对皇朝有利呢?

宋代相权的职权

1、佐天子而总百官

宰相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历朝历代都有宰相这一职位,为皇帝协理日常事务,直至两汉时期,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弊端暴露,宰相权力走向鼎盛。

宰相权力过大,直接影响了皇室的走向,魏晋至宋,便将宰相的权力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宋史·职官志》中对宰相的权力定义为“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并且强调了“事无不统”

作为北宋开国大功臣的赵普也是权势滔天,他有一个显赫的名声——“半部论语治天下”,他虽没有出现在前台,却为君王出谋划策,为北宋的建立做出不小贡献。

司马光就在《资治通鉴》中提到了“普独相十年”,又说他以天下为己任,他这样的英勇果敢深得赵匡胤的欣赏,立下了不少功绩。

一次内侍侯莫陈以幻术博得宋太宗宠幸,骄横恣意,赵普要按罪诛杀,宋太宗一把拦下道:“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赵普作为宰相反驳“不诛则乱天下之法”,之后赵太宗才不得已“命诛之”。(《宋纪》)

赵普如此大的权力离不开皇帝对他的信任,而赵普并不是唯一博得皇帝信任的宰相,纵观宋朝,相权之大屡见不鲜,相权到底有多大呢?

宋代时,皇帝的诏书需要通过朝廷商议后,再经皇帝批阅才可颁布执行,皇帝如果没有按照正规流程,也就是经过中书省的议定,直接在宫中颁布诏令,被称为“内降”。(《续资治通鉴》)

皇帝虽可以直接颁布诏令,却会收到宰相们的反对意见,这也在一方面限制了皇帝的权力,如果皇帝时不时就直接“内降”,想必天天都会受到朝臣们的严厉指责。

宋孝宗时期,“内降”出现了苗头,宰相便马上书道:“须奏审方行”。(《宋史》)将这一苗头又按了下去。

宋真宗时期,真宗想封刘氏为贵妃,遭到了宰相的强烈反对,甚至直接烧掉了真宗的诏书,然而真宗竟然没有去追究其责任,而是“其议遂寝”,打消了这一念头。

宋高宗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奸臣“秦侩”,秦侩贪得无厌,利欲熏心,而宋高宗屡次提拔和封赏让群臣看到了风向,纷纷投入秦侩麾下,著名忠臣岳飞也被秦侩施计杀害于风波亭,越多的朝臣献媚于秦侩,进入秦侩府中的钱财如流水一般,甚至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国库

秦侩独揽朝纲之后,更是蒙蔽赵高宗耳目,传入高宗耳里的都是秦侩美化或恶意中伤之后的话语,赵高宗想让群臣直谏,群臣却因畏惧秦侩权势,无一人敢言不快。

宋代宰相的强大权势离不开宋代皇帝的放任,而这些放任是真的放任吗?宋代在宰相的权力结构上又有着怎样的调整?

2、宋代相权的兴盛

相权并不是一直在一人手中的,宋代初期,赵匡胤立国之时,鉴于曾经国家政权纷争不断,决定强化皇权,但他并没有直接夺走宰相的权力,而是将宰相权力的结构进行了调整。

开国之时,赵匡胤将军权收回到手中,对相权开始第一步削弱,而后赵匡胤又设立了二府三司宰相制,进一步将独大的宰相权力瓦解掉。

二府指的是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中书成为宰相们议事的地方,而原本属于中书的权力——军政大权,被分给了枢密院。

这两府与宰相平起平坐,直接归于皇帝管辖,而三司掌管着财权,参知政事分割了属于宰相的行政权,宰相手里空空如也。

然而这些举措真的削弱了相权吗?不尽然。

赵匡胤的成功离不开拥护他的众人,他既担心因相权过大而历史重演,实施二府三司的制度,又害怕如果损失了这些人才,朝廷无法运转,所以他采用那么多手段去削弱相权,并没有真正打击到相权的实力,在这些制度的制定之后,并没有真正按部就班进行。

宋代军事活动的繁冗,让宰相的权力进一步增加,出兵征伐不能是皇帝一个人的决断,还需要缜密的布置,而这些布置离不开朝臣出谋划策,朝臣的意见纷杂,就势必会出现宰相收集意见,主持朝政

宰相如果手中没有权力,是无法让朝臣信服的,皇帝为了让人分忧也会下放权力,赵匡胤也曾说道:“永图共理,别俟酬庸。”赵匡胤一路走来,深知自己的成就离不开股肱之臣的辅佐,军事活动的频繁,也无法让他真正削弱相权。

宋代国君的治国之策,也在暗地里为相权的强盛推波助澜,北宋到南宋的相权并没有一成不变,而是一个由弱到强的趋势。

宋代中央的权力是相权强弱的一个缩影,起初宋太祖建立二府让三权分立,到后来三省和枢密院共同执政,这个变化同时也是相权由被分散到统一的变化过程。

这一变化离不开皇帝的执政能力,如宋光宗期间,他惧内心理严重,荒废朝政,而后精神病发作,无法治理政务,在太后的同意下由宰相代理朝政,也是加大了相权的力量。

而宋仁宗期间,皇帝和宰相都掌握着最高决策权和行政权,双方相互制衡,任何一方都不能摆脱另一方做出单方面的决定。

宋神宗时期,北宋冗官成灾,神宗十分需要一个人替他排忧解难,神宗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法,但朝廷上众臣相极力反对,新法触犯了太多势力庞大的官僚,王安石纵使有天大的权力,也敌不过皇帝的不信任和士族的反对,新法不得善终。

在失去王安石之后,神宗才下决心改制,但由于朝廷积病已久,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革,皇权仍是没有完全归到自己手中。

君臣共治天下

1、士大夫的崛起

宋代相权的增加离不开皇帝的治国理念,开国皇帝宋太祖为了免去武力争雄的隐患,改为“以儒治国”,从此奠定了宋代的基本国策。

此外,宋太祖还提出“不得杀士大夫”,并让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这让宋太祖的后世子孙一直尊崇着这一原则,为宋代朝政提供了稳定的政治氛围,也让士大夫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

这样的治国理念并不是要将权力全都交出去,而是为了让皇权和相权之间有更好的制衡。

国家并非国君一个人的国家,他需要思虑的不仅仅是一日三餐,更多的是如何治理天下,让百姓安居乐业,为自己留下一个好的名声。

“共治天下”的表象是为君主与士大夫之间共同管理国家,让国家长久安定,方能国祚绵长,而士大夫所追求的正是能与皇帝一同治理天下,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追求自己的远大理想。

在“共治天下”的表象下,其实是皇帝的忧虑,一方面是自己一人独揽大权容易行事武断,如果有大臣在自己下达命令之后帮忙审度,才会让国家治理得更加完善;另一方面是唐朝的覆灭离不开武力的斗争,皇帝重文轻武的态度,能让更多学士进入朝堂上书言事,皇帝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

士大夫的崛起不仅仅有治国理念的改变,还有历朝历代观念的转变。

唐太宗认为“不以天下奉一人”,就明确表明了国家的治理不仅仅是皇帝一人之事,更是天下之事,武则天也提到过“同功共体”,意味宰相朝臣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帮助皇帝治理天下。

这些观念的转变自然也影响了后来的皇帝,让皇帝这一身份不再被神化。

赵匡胤作为后周的禁军统领,被一众人拥立为帝,他深知自己的身份是如何得来的,他也提到了“非一人之天下”。(《全宋文》)可见士大夫的崛起是必然的,且在开国之初就已经定下了结果。

2、相权与皇权谁大更好

纵观整个宋代,其实并没有出现宰相祸乱朝纲、取缔皇帝登基的事件,即使是奸臣秦侩一手遮天,也没有夺走宋代江山。

这也展现了皇权相权相互制衡的好处,宋代的大多数国君都采用了较为温和的手段保持着君臣的和谐,让君臣之间有了更加有效的沟通,让臣相的权责有了更加明确的划分

忠臣在得到权力之后为国鞠躬尽瘁,效率大大提升,但封建制度下,权力的下放并不能完全消除皇权与相权的争斗,皇帝对于两个权力的调节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皇权和相权的大小关乎着国家命运,张弛有度的管理方法才能让国家走得更加长远,所以,皇权和相权并没有真正的谁大谁好。

小结

宋代权力的分散代表着宋太祖的“共治天下”治国理念,而这一治国理念又影响了宋代未来的发展。

宋代相权的强弱并不能以一言以蔽之,还需结合宋代各个国君的执政能力和思想观念来整体上去看待,宋代相权的强势只是表面的,它并没有真正代替了国君的位置,而是与国君的统治相辅相成,使宋代有了更加长久的治安。

参考资料

1、《资治通鉴》

2、《宋史》

3、《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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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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