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士人对于参政的兴趣总体来讲是十分浓厚的。但在两宋之交，政治形式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即皇帝权力不断集中的同时，相权也被集中了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士人参政的途径被进一步压缩。即使能够顺利步入朝堂，其对政事的话语权也必然进一步降低。

这就造成了两宋之交的士人典型心态——沮丧。

退闲的道德保守主义者努力探索，通过各种社会渠道，特别是讲学传布自己的观点、理论和学术，力图建立声望，扩大影响，将希望寄托于来者。

1100年左右，倒数第二任皇帝徽宗（在位期间1101——1125）开始滥用皇权，最终导致了北宋的悲剧性灭亡。

徽宗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有天分、技巧最娴熟的艺术家，但其政治统治却是灾难性的。他的放荡无道闻名于世：抬升道教的地位，荒唐地自奉为“道君皇帝”；紧挨着皇宫修建奢华的皇家园林，为此远从长江三角洲搜寻奇花异石；秘密地拜访勾栏瓦肆，搞得满城风雨。

徽宗把江山社稷丢给了代理人，而走马灯似的代理人无一称职。他们名义上恢复了1069——1085年的改革体制，却失去了改革的本来精神，只剩下改革的缺点和腐败搅和在一起。

政治报复在升级，在拿不出任何过硬理由的情形下，朝廷把保守的反对派贬谪到边远地区。正是在此期，政府给反对派贴上了“元祐（1085——1093）党人”的标签，将他们的名字刻石，竖立在各个地方政府的衙门附近，在迫害之外更添侮辱。

迫害甚至延伸到未来，党人的子嗣也将永远地被摈斥在仕途之外。明目张胆地清洗异己侵犯了儒家原则，引起文人阶层的恐慌与震惊。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来自女真人的入侵，它压缩了帝国的生存空间。传统的南宋史写作通常不惜笔墨描述宋金和战、国家秩序在哗变与暴乱中重建的斗争历程以及大将的拥兵自重。

晚近的经济史研究者则更关注城市、交通、农业和财政在战争创伤、北方领土被占的情形下仍然持续不断的发展（甚至对北方的贸易也没有中断）。

但是，人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领域——12世纪前、中期在政治上的决定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甚至覆盖了此后的中国。

下文试图考察变化的核心——专制权力的扩张，考察的重点是敏感的君相关系。

一、中国古代的君相关系

在宋代中国，皇帝掌控着规模庞大的集权制政府机构，但他通常会克制自己，避免滥用权力。官僚机构分为行政、军事和财政三大分支，每一分支在本辖范围内拥有或者说假定拥有彼此独立、互不侵越的权力。

政府通过士大夫行使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士大夫的责任是自主行使权力，遵循道德原则，实行明智而灵活的统治。

虽然他们通常自认为儒家士绅，但其权力的部分来源则是中国古代的法家学说。宋代存在一个特殊的官员群体，它包括以谏官、御史为职的言论官（言官）和宫廷学士。

从理论上，这个群体的作用是制止由于权力高度集中而造成的官僚甚至皇帝的滥用权力。言官只有少量或根本没有行政职责，其主要职掌就是对其他行政官员的职责加以监督检查，提出批评，在某些情况下还要进行弹劾。

皇帝上承天命，天命赋予其统治以合法性。但是，事实上皇帝通常是通过政府的宰相群或是一个宰相来行使其权力的。

这里所说的“宰相”取其最普遍的含义，指在朝中行使行政首脑之职的大臣，通常拥有诸如此类官衔：

仆射（古代正宰相的正式官衔）、丞相（同一官职的非正式称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字面意思是中书门下国家事务商讨会的参与者）；参知政事（字面意思是参与政治事务）；枢密使（军事主管大臣）；同知枢密院事（军事副主管）。

宋代通常设有两员互有分工的正宰相。当皇帝需要一相独员时，便会设置一位副宰相协助其工作，一名正宰相大权独揽的情形极为罕见。

此时，其他名义上的行政首脑便被压缩成了只有单纯行政功能的角色，而宰相也便成了所谓的权相（sole surrogate)。

君相关系实际上决定着朝政的运作方式，仔细研究这一关系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朝廷政治。古代史家记载君相活动向来不惜篇幅，留下了丰富史料。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正是如此，又兼前人很少加以利用，因此弥足珍贵。同样有价值的是《续资治通鉴》，这部内容清晰的史书反映了18世纪杰出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而当时正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成熟期。

当然，没有一部主干史料是将皇帝、宰相大臣和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将这三者构筑到一个理论框架中去。

为此，有几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是必须回答的。第一，关于宰相：高宗是怎样选任又罢免他们的？从荣登大宝到1139年与女真人达成短暂和议，高宗频繁更换宰相。

之后，秦桧独揽相权，从1139年到1155年死亡为止，其他宰相只有唯唯听命。秦桧死后，走马灯般的换相又开始了，直到1162年高宗终于结束其漫长统治为止。

战争抑或和平似乎并非其中的决定因素。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变换？

第二，由于两宋之交的特殊形式，武将掌权的现象十分严重。高宗既巩固帝位之后，必然要向这些权将发起挑战。作为与武将对立的文臣、作为皇帝的肱骨心腹，宰相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第三，皇帝和宰相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第四，关于以道德保守主义者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在针对武将的打压和迫害中，在战与和的争论中，在朝廷行使其权力的方式中，他们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又受到了何种影响？

二、南宋初期频繁换相的现象

有位叫做保守主义者张九成曾直截了当地批评高宗频繁易相，又无明确政策让宰相去执行，造成了政局的不稳定。

他说，人们都知道帝国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行为，却不常意识到宰相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宰相的成败又取决于皇帝允许他们、指派他们做什么。

高宗统治初期，多数宰相在位大约一年。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这种不稳定败坏了士风。在明知上司过不了多久就要换人的情况下，没有多少官员还会恪尽职守。

但高宗不承认他早期所犯下的让宰相们不安于位的错误。相反，他声称自己总是严肃认真地考虑宰相的人选和任期，说除非万不得已，他从未罢免任何宰相。

他说：“官员数以百计，朕深居宫中，又怎么可能知道哪一个干得好、哪一个不好呢？惟一近便的办法就是观察宰相的作为。”

这番话暴露了皇帝及其左右手之间的紧张关系。高宗的观察怕是太急功“近”利也太迫切了。实际上，他对宰相的态度总是挑剔、不耐烦，动辄不满意。

当一个宰相濒临罢免之际时，这种紧张关系便达到了极点。高宗又说：“君主所握权力的实质决定了他不得不宸纲独断。”

诚如其言，在行政首脑的任免问题上，君主政体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即它没有给皇帝提供任何可供商讨顾问的人选。

但是显然，高宗还是从早年的错误当中吸取了教训；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会首先确定政策取向，然后再选择合适的宰相来将它付诸实施。

高宗表白说自己很愿意下放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句真话。第一，他支持宰相的行动，表现出极大信任。

第二，他将前任宰相从朝廷中支走，好让他们无法留下任何阴影或实施任何残留影响，以免干扰继任者。这同北宋的做法迥然不同。

在北宋，前任宰相通常会以预备在必要时提供顾问之便的名义留在朝中，任以他职。但在南宋，朝廷甚至不允许他们在首都附近居住。

第三，新宰相被赋予了人事变动权，这样，他们就可以选择自己乐与共事者担任关键职位。这类人事变动，虽然被批评者指斥为宫僚集团分帮结派的原因。

但是，根据公认的儒家观念，宰相的重要职责就是“进人才，去不肖”，它又是公平合理的。高宗手下的宰相确实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与之相呼应的是王安石变法之后相权的扩张趋势。

其背景，则先有司马光在反变法活动中的强力领导，后有北宋倒数第二任皇帝的沉湎享乐。当民事、财政和军事权力集中到宰相手中，这个职位就成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渊薮。它预示着一个大权在握，掌控一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相的出现。

当然，到1139年为止，这个权相还没有露面。管理国政的通常是两员宰相，一员负责民事行政，一员负责军事事务，并各自分掌与之相关的财政权。

从1131年开始，高宗意图明确，要想办法削弱将军们的地方性权力。他明诏赋予后来的宰相吕顾浩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试图通过干预大将军中的人事、财政，使军队遵从朝廷政令，重申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虽然吕颐浩未能真正完成使命，但是，朝廷确实藉此对某些地方实施了某种程度的控制。这件事生动地展示了皇帝是如何藉由在集权的名义下赋予宰相更多的权力来增加朝廷权力的。

换句话说，专制君主的权力和它所授出的权力互相哺育，共同壮大。1139年之前宰相在位时间短暂的原因多种多样，绝非一个简单答案可以了得。

三、南宋初期频繁换相的原因

造成高宗朝频繁换相的根源当然是南宋颓败的军事形势，那样的局面，即使是头脑最清醒、意志最坚定、最能干的领导人也难以应付得更好。

面对由于非女真成分加入而不断壮大的女真军队的威胁，再加上傀儡皇帝刘豫所征召的汉人军队的为虎作怅，南宋帝国的前途看起来真有些吉凶难料。

正如当时的一位论者所言“战必败…和必无成”。处于如此的两难之境，朝廷既没有稳定的政策，官员们也达不成任何共识。

通常，一次军事上的失败便会导致一位宰相的得咎和被迫卸任。继任者既缺乏经验，大多会试着采用不同的政策，开始另一条不稳定的路线，最终还是无法改善军事状况。

在这种形势下，一位宰相就认识到他“不敢奢望久居相位”。在某种意义上，南宋初期大多数被罢免的宰相，都是皇帝为了维护自己永远正确、无可指摘的君主形象所选择的替罪羊。

军事形势之外，个人因素也搀杂其中。1129年，杭州发生兵变，高宗被迫短暂退位。极有手腕的宰相朱胜非采取拖延策略，阻止兵变头目做出过激举动，直到忠诚的军队前来解围并扶助高宗复位。

尽管这位宰相在危机时刻的斡旋活动确实值得信赖，但他却亲眼目睹了皇帝不尴不尬的遭遇。

专制君主不能让自己的形象遭到窘困，让宰相继续留任势必造成别扭。再举一例，宰相范宗尹（1096—1136）坚持要剔除那些高宗为了施惠而不合理任命的官员，结果也不得不去职。

吕颐浩（1071——1139）的情形与之相似。他干得不错，没犯什么大错。但是，当他引起了部分官员的不满、怨声四起时，高宗觉得最好还是体面而不带责罚地请他下台，另找个能让官僚们安静下来的人替他。

北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国家的最高峰，不仅是因为它发展出了一套堪称典范的文官制度，还因为它优待官僚的政策。

它从未处死任何高级官员，政府甚至连一个犯有严重罪行的低级官员也不愿处死。除了个别例外，南宋基本遵循这一传统。

但在其他方面，君主政体却不如从前考虑周全，被罢免的宰相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如前所述，他们既不能留在朝中，也不能住在首都附近。

其中的一些人被任命为知州或知府，但任期都不能长久。当批评的声音持续下去时，朝廷就会把他们从地方官的职位上罢免，投闲置散，给一个荣誉官阶和“宫观宫”的闲差——这意味着一笔高级官员应得的年金，仅此而已。

如果政局吃紧，被罢免的高级官员的命运可能会比投闲置散更糟糕。几位最终得罪了高宗的杰出宰相被放逐安置到边远地区。

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会遭到流放。流放比放逐更严厉，流放者要受到当地地方政府的监视，作为额外的惩罚。

对官员最严厉的惩罚是永久性流放到边远地区，受到严格监视，并宣告该判决不因此后的大赦而稍减。

当然，流放和摒弃不一定是永久不变的。惩罚可能因朝廷后来颁布的一道允许有罪官员迁移到稍近地方的命令而减轻。

又一道命令则可能允许他自由选择居住地，只要不是首都附近，尽管还不允许他重新做官。真正的解禁当然是朝廷施恩，给该官员一个新的任命——通常是地方上的知州，罕有朝中职位。

尽管如此，未完再续的官僚生涯一般也不会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