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天涯地角有穷时，国朝疆域亦有边，先秦时期万邦并存，小国林立，划野分疆而不轻易相犯，也成为了先秦诸侯国保持基本和平的先决条件。这是国家疆域意识的觉醒，秦朝大一统后，中原与边陲各部边界划分更为鲜明，两汉开始，王朝边疆意识不断识加强，如何维护边防稳定，也成为了当权者的重中之重。

为解决以匈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权带来的边患，汉朝开创性地提出屯垦戍边政策，维护了边疆安全，也为后世如何消除边患，稳固边防提供了宝贵经验，是维护两汉国家长治久安的自然选择。

一、边疆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凡是人杂之地就多是非，故国之四境皆应有所备，这是维护各王朝边疆安全的基本意识，因而对于汉王朝而言，幅员辽阔且民族政权复杂的西北之地，更是边患集中区，处理边疆问题也就成为了当权者的一大难题。

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就萌生“农战”思想，及至秦朝这一思想被落到实处，为解除匈奴之患，秦朝在被收复的高阙、阴山等军事重地，设郡县并迁民3万户屯边，征服岭南越地后也如法炮制，设郡县移50万刑徒戍守岭南，以此稳定边疆，这也为汉王朝屯垦戍边政策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借鉴。

可见，屯垦战略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汉朝初立时，匈奴实力空前强盛，通过征伐称霸草原，一改曾经游牧各部“时大时小，别散分离”的状态，北方草原呈现“匈奴最彊大，尽服从北夷”的局面，又因“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导致西域也逐步被其控制，自此汉朝北方边境大多陷入匈奴强兵的威胁之中。

由于游牧经济对农耕经济具有依赖性，匈奴为了保持本民族的繁衍生息，保证冬季粮草，逐渐形成“秋，匈奴数盗边”的特性，而且一旦草原自然灾害爆发之时，挥兵南下侵略的频率就会更高，草原王庭“南与中国为敌国”的气焰也日渐高涨。

西北屯垦战略正是在解除匈奴之患，以维护汉朝边疆和平稳定要求下的产物。

汉武帝开始，特派张骞出使西域，想要合纵连横，以改变西域部族“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的局面，以此来斩断匈奴右臂，并通过强势北伐，扭转初期匈强汉弱的局面，严重削弱了匈奴势力。但战线的拉长令汉军陷入“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的困境，军事战略上的考量，也让屯垦更显必要。

张骞出使西域

尤其是汉匈之间的纷争，已经持续了数代，想要一朝解决终究是难事，所以在已经收复的河西等军事要地建立城防系统，加强中央对西北边境诸城的控制，让边疆重镇拥有一定反击之力才能实现有效积极防御。

更何况，汉朝初期历代统治者休养生息的政策，让大汉王朝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文景之治”也让朝廷国库充足，民有富余，武帝强权推行的国家垄断经济政策，也都为西北屯垦提供了一定物质保障。

所以，西北屯垦戍边政策，是汉王朝汲取先代治边经验，解决北方匈奴之患与加强对西域的经营，以实现维护边疆稳定发展的良策，是在朝廷强有力财物支持下的自然选择。

汉匈和亲

二、两汉屯垦戍边政策的演变

汉初对匈奴实行屈辱和亲与消极防御政策，即使汉匈实现基本和平，但游牧铁骑的侵扰却依旧不断。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入侵河南，杀民掠货，文帝下令迎击逼退匈奴，史称高奴之战。此后对匈消极防御局面逐渐转变，为抵御外敌，晁错上书提出募民实边，这是汉王朝屯垦制度的前身。

这是一套相对完整的移民制度，通过经济手段与政治激励，以实现迁徙者“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从而真正完成移民戍边的目的。

在迁徙人员上，首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之人，如有不足则再选欲赎罪、获爵的奴婢，最后则是以丰厚赏赐召集“民之欲往者”，通过此法充盈边疆人力，居住之地则选在“要害之处，通川之道”，并关心与安置好移民的生活，令民众“至有所居，作有所用”，同时加强边民军事训练并许以厚赏，实现“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的目标。

由此可见从文帝开始，汉朝已有移民戍边政策，但真正大规模屯垦戍边的推行，还是在武帝时期，伴随着进军西域与反击匈奴战争的推进，为保护战略成果而逐步形成的。

公元前127年，汉军大败匈奴，将河南地区全部收回，同时在此地设立朔方、五原两郡，筑城并移民十万以屯田戍边。河西之战后，河西走廊地区纳入汉王朝国土，汉武帝在此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移民戍边，相应的中央及地方管理机构，也逐步建立。

在中央，汉武帝改大农令为大司农，成为掌管屯田事务的最高机构，但由于此职务主管全国农业，难以具体推行屯田政策，因而先后设立了搜粟都尉、劝农使者等临时机构，具体管理屯田事务。

汉武帝

在地方上，尤其以西域屯田为代表，朝廷委派当地军队将领兼管屯田事务，并临时设立使者校尉、司马校尉、都尉等辅助管理。直到公元前60年，逐渐形成以西域都护府为主，戊己校尉、曲侯和屯长为辅的四级管理体系，同时中央还委派监察官进行巡视监督，屯田制度趋于完善。

西汉屯垦采取多种形式，为保证西北军事防御能力，首先实行的就是军屯，即让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士兵屯田边疆，非战农忙时耕种，遇战时能立刻征战，是寓兵于农的典型，此外就是晁错所提及的移民屯田与为扩充西北人力而尝试推行的罪犯屯垦政策。

这三种屯田形式的并存，为西北屯垦事业的发展以及边疆的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让不少游牧民族逐渐形成放牧与定居相结合的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地区与偏远边疆地带的文化经济交流，加快推动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融合。

西汉末年匈奴趁着西北局势混乱再度控制西域，直到东汉建立后，继承了西汉在西域的屯垦制度，但由于国内政局变化，与西域“三绝三通”，西北各地屯垦事业同样波折不断，虽有发展却受限于东汉重内轻外的影响，规模与成效上都远逊于西汉时期。

屯垦政策加强了汉王朝中央集权统治，开创了新的统一格局，为华夏辽阔疆域打下良好开端，加深了各部对汉文化的认同感，推动了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融合发展，提高了西北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架起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给今后王朝处理边患问题提供了范本。

三、奠定后世历代平边患之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即使政权分裂，也未曾停止其在西域的屯垦事业，兵屯也成为曹魏政权建立后主要的屯垦组织形式，晋朝也在西域的海头附近大量屯兵，南北朝后随着中原政权的衰落，西域屯兵规模也逐渐减小。

安西都护府

隋唐时期，屯垦制度完善，先后建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兵屯发展迅速，通过大规模军、镇屯田以及军事要塞的烽铺屯田制度，将“边固在乎兵实”思想贯彻到底，确保了西域政治的相对稳定。

明朝为避免“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的境地，同样采取“令将士屯田，且耕且战”的屯垦思想，清朝以兵屯为主，民屯为辅发展屯垦事业。

所以，屯垦戍边政策，对于巩固王朝统治，确保边疆稳定与丝绸之路的通畅，推动民族交融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不过凡事有利有弊，汉朝屯垦制度随着王权的动摇，令西北豪强豢养“部曲”、“家兵”问题突出。中央统治被进一步削弱后，各大族更是修建堡垒以拥兵自重，官吏与地方势力勾结，多地形成雄霸一方的军阀集团，普通边民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社会矛盾加剧，也为后世连年战乱埋下了祸根。

结语：

边疆稳定，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两汉的西北屯垦制度，对于维护王朝统治与助推民族融合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样不可忽视，此政策后期所造成的中央政权被削弱，地方豪强拥兵自立的危害，必须认识到，只有强有力的国家统治，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屯垦政策之利。

一切政策的发展应以顺应时代趋势为方向，如今屯垦戍边制度已演化为新疆兵团，通过不断调整自建国以来的发展方针，兵团逐步适应现代化建设，为保障边疆和平稳定，扩大中国对西交流往来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对先辈们治边智慧最好的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汉书》

《后汉书》

《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