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古以来，尊老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久而久之，养老意识也在中国人民心中油然而生。

事实上，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考古发现中，已经存在比较明显的养老行为。

夏商两代，养老行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支持。

等到西周时期，养老逐渐成为规范化的礼仪制度。

国家层面开始有组织地规划养老行为。

汉代对于养老行为的重视，可以被认为是历朝历代之最。

两汉时期，养老观念在家庭层面、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得到树立。

从而形成了围绕养老展开的、系统的道德观念和法律体系。

养老作为汉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流于表面的道德说教或法律约束。

而是切实贯穿于汉代社会方方面面的风俗。

汉武帝

北堂下生萱草花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王朝，对于养老制度的重视，主要为道德层面的考量。

但不同于此，汉代对于养老制度的高度重视，很大程度上是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为“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另一方面为儒家思想的影响。

西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

儒家思想成为汉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汉代采取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形成以孝为核心的社会伦理和法律体系。

彼时，儒家思想从理论层面解构了重视养老行为的必要性。

其将养老行为从伦理观念上升为立国之本。

更重要的是，通过养老行为，父权制的社会秩序可以得到很好地维护。

这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稳定性奠定社会基础。

孝的特殊政治意义，使得作为孝思想延续发展的养老制度，得以以法律的形式，贯彻于汉代社会的方方面。

汉代儒家思想强调三纲五常。

其主张将孝作为社会道德的基础，从而推广对于君主的忠诚。

儒家思想本身较强的教化属性，以及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社会秩序，使孝思想在汉代社会广为流传。

此举间接为养老行为成为汉代道德体系的一部分，奠定坚实基础。

《礼记》中记载：“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

除此以外，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养老行为在汉代的发展，归根结底是汉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

汉代是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

铁器牛耕的广泛应用、先进农耕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使汉代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上升。

社会财富的总体增加，为汉代养老行为奠定了经济基础。

毕竟较为富裕的社会环境，能够让普通家庭拥有一定的养老余裕。

同时，国家财政也有一定的养老储备。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重视养老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受到限制土地兼并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面临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土地兼并会导致小农家庭面临破产的悲惨境遇。

从而间接导致家庭内的养老行为缺少足够的经济基础。

汉代通过限制土地兼并，尽可能维持了小农经济的稳定。

这无疑使普通家庭能够正常赡养老人。

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汉代形成了对于养老的高度重视体系。

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劝，汉代将养老行为贯彻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其极大改善了汉代社会的养老环境，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朝历代的养老制度均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寸草难报三春晖

只不过，跟现代社会养老由政府和个人共同分担不一样，汉代社会的养老行为，基本由家庭内部承担。

毕竟，当时社会生产力仍然处于比较低下的水平。

汉代政府无法实现从国家层面承担养老。

同时，小农经济下个体小家庭作为主要生产生活单位，拥有相对较强的稳定性。

这使其能够较为独立地完成养老行为。

虽然养老行为主要发生于家庭内部。

但是汉代政府仍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以鼓励家庭主动承担养老行为。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物质帮助和精神嘉奖。

许多鼓励措施也被沿用至以后的历朝历代养老制度当中。

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吸收借鉴。

这部分鼓励措施包括表彰孝子、给予养老家庭一定的劳役减免等。

种种举措极大地促进了汉代社会的养老意愿。

值得一提的是，为大力推广养老行为，汉代在政治架构当中，将养老作为官员考核的重要标准。

虽然考察官员是否孝顺，有利于鉴别官员的基本品格，从而筛选不合格官员。

但是，汉代以养老评判官员的行为，存在矫枉过正的嫌疑。

许多以现在观念合情合理的行为，被认为不孝。

从而导致人才的流失。

也正因此，汉代的察举制度成为汉代重视养老，却取得反面效果的典型。

举孝廉的本意为推广养老制度。

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现象。

这对汉代社会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在鼓励养老之外，汉代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养老行为的措施。

不同于鼓励措施，这部分规范措施虽然具有很好的执行效果。

但是在相当程度上，对于中国古代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甚至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精神品格。

对于养老行为的规范，包括过度强调老人在家庭当中的权威、强调子女对老人的单方面义务。

甚至出现将孝道凌驾于法律公正之上的理念。

这部分规范措施扭曲了正常的养老行为。

其导致中国古代社会的父权制空前膨胀，对于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虽然受到时代局限性的影响，汉代的规范措施存在许多错误内容。

但是，出于朴素的道德观念，汉代的规范措施当中，同样存在许多比较正面的内容。

汉代规定老人对于家庭财产，拥有比较高的支配权。

家庭当中老人未去世的情况下，子女一般不得主动分割财产。

同时，如果子女拒绝赡养老人，老人可以自由使用子女的财产，实现自我养老的行为。

相比之下，美国老人的悲惨现状，或许都不如几千年前的汉代。

汉代促进家庭内部养老行为的各项措施，值得现代社会批判性继承和发扬。

对于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伦理道德的部分，应当予以合理的批判。

对于其中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部分，则应当大力鼓励和弘扬。

青山养老度危时

虽然养老的主要责任由个体家庭内部承担。

养老的行为主要为家庭内部的伦理行为。

但是，汉代对于养老制度的高度重视，使政府还是主动承担了一定的养老责任。

汉代的国家养老，主要包括针对鳏、寡、孤、独的特殊老人群体，以及年龄超过一定数额的老人群体。

事实上，对于年龄超过一定数额老人的养老行为，并非是汉代的首创。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国已经存在有意识的国家养老行为。

其通过举办尊老仪式，彰显国家层面对养老的重视。

《礼记》：“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

情理之中，中国古代人均寿命水平相当低下。

即使是古代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平均寿命一般也不超过50岁。

如果是相对混乱的战争时期，平均寿命甚至可能不足30岁。

因此，国家层面对于超过一定年龄的老人的养老行为，不太存在对国家财政造成负担的可能。

汉代对于超过一定年龄老人的养老制度，包括举办尊老仪式、授予彰显身份的王杖等礼仪性行为，以及从物质层面给予补助。

王杖礼仪是汉代特有的尊老礼议。

根据相关出土文献和考古实物，汉代对于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会授予彰显特殊身份标识的王杖，以表示对养老的重视。

持有王杖的人享有一定的社会特权，如可以使用仅供皇帝使用的驰道等，并且可以定期接受一定量的物质补助。

显然，王杖礼仪属于兼顾道德推广和实际利益照顾的典范性规则。

只不过，王杖礼仪本身并没有被汉以后沿用。

但是围绕王杖展开的相关养老制度，被大多数中国古代王朝保留。

现代社会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杖及其相关制度已经基本被废止。

但是，王杖制度的精神内核，仍然值得现代社会的关注和学习。

汉代国家层面的养老制度，主要是弥补个人家庭养老的缺陷。

虽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及，但是其态度值得现代社会的重视。

结语

汉代社会的养老措施，基本在中国古代得到全面的继承和发展。

许多汉代的养老制度和养老礼仪，伴随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始终，成为中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社会以后，由于汉代的许多养老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的现实需要。

传统的养老制度均得到相应的取代或废止。

但是，贯穿于汉代养老制度的理念，仍然值得现代社会深入学习。

汉代对于养老制度的重视，需要得到现代社会的继承。

通过汉代对于养老制度的重视，中国古代形成浓厚的养老社会氛围。

养老成为社会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父母的孝顺和对于老人的尊重，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

参考文献：

《汉书》

《后汉书》

《二年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