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景 - 范相之忧与庆历新政一一读宋史札记之四

范相之忧与庆历新政

一一读宋史札记之四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众所周知，这是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开头的文字。滕子京名宗谅，河南洛阳人，生于公元991年，比范仲淹少两岁，与范仲淹同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相知好友。范仲淹在镇守陕西时，推荐滕子京守庆州。滕子京为人正直，才华横溢。时人评：“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屡屡得罪权臣，所以也多次升贬。庆历四年（1044），贬到巴陵郡（今岳阳）任知州时，仍然勤政为民，修防洪大堤，次年修岳阳楼，政声甚隆。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写下了《岳阳楼记》，为好友点了个大大的赞。此时的范仲淹也从副宰相任上贬下来一年多了，在河南邓州任知州，同是天涯沦落人。所以《岳阳楼记》既是写给滕子京的，也是写给自己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既是赞尝滕子京，也是自勉。文末，范相一声浩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不是你这个滕子京啊，我还能与谁有同样的情怀？此时，范仲淹肯定想到了庆历三年他发起的那场新政改革，他和他的战友们意气风发，而一年后竟黯然收场，贬谪四方。此时的范相，并未相忘于江湖，而是忧上加忧。这就是著名的范相之忧。读《岳阳楼记》，其实是在读古仁人志士的心声。
庆历三年（1043）春，范仲淹和韩琦从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任上回朝，同任枢密副使。八月范仲淹升任参知政事（副相）；富弼出使辽国谈判归来任枢密副使。庆历新政的三位主要发动者已经就位。此时的宰相为范仲淹好友晏殊。晏殊还是富弼的岳父。晏殊虽然比范仲淹还少两岁，但是在官场上始终跑在范仲淹前面，甚至可以说是范仲淹的前辈。范仲淹仕途中有几次风险，如果不是晏殊罩着他，也许就不可能上升到副宰相的高位。两人开始有交涉大概始于应天府。天圣五年（1027）晏殊因反对刘太后用张耆为枢密使被贬，以刑部侍郎知应天府时，正好范仲淹做了一任兴化县令后丁母忧居应天府。晏殊知道范仲淹的名声，就一定请范仲淹去执掌府学。从此相识。后来，晏殊回到朝廷后又向仁宗推荐范仲淹到朝廷任秘阁校理，成了京官，开始接触到仁宗。范仲淹在守陕西任上因李元昊来信求和，时间紧迫来不及报朝廷就给李元昊回了一封戒喻信，被言官上奏，差点遇到冤屈，还是靠宰相晏殊为他化解了凶险。范仲淹始终记着晏殊对自己的提携帮助和知遇之恩，视己为晏殊门生。唯一一次反驳晏殊是在天圣七年（1029），仁宗19岁了，要带百官为刘太后祝寿。范仲淹上书反对，认为要区分家事与国事。尔后又上书太后，要求太后还政于仁宗。这两奏没有任何结果。晏殊知道后大惊失色，严词批评他草率。而范仲淹认为自己没错，写了《上资政晏侍郎书》，里面的语言很有点直切，“侍奉皇上，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纵逊言易入，逊行易合，人生安乐，何用忧为？但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这之后，两人虽有思想不同，但并没有影响感情与关系。
晏殊是江西抚州人，与滕子京同年，从小聪慧，于景德元年（1004）十四岁以神童入试，赐同进士出身，真宗授他为秘书省正字，比范仲淹、滕子京早十一年进入仕途，这时范、滕还在苦读。他比一般的同龄人都占据了很大的优势。赵祯被封为升王时，他就进入升王府，任升王府记室参军。赵祯一立为太子，他被升为户部员外郎，兼太子舍人。仁宗即位后，他属东宫旧臣，因担心丁谓、曹利用专权，上奏请刘太后垂帘听政，受到太后赏识，不断上升，很快任枢密副使，刑部侍郎。但在1027年太后用张耆为枢密使时却上书反对，得罪太后被外放，知应天府。因为张耆是太后进宫时的大恩人。后来在仁宗关照下又迅速回到朝廷。天圣九年（1031）任三司使，掌握了朝廷财政大权，次年复任枢密副使，还未到任，改为参知政事、尚书左丞，升为副宰相。明道二年（1033）太后崩，仁宗亲政，知道了自己是李宸妃儿子，但发现李宸妃墓志铭里只写有一女，少亡。写墓志文的是晏殊，一恼火本来想重罚，经过吕夷简劝解，只把晏殊以礼部侍郎，贬到江宁府做知府去了。等仁宗气消了，也知道晏殊是无过的，又忙把他召了回来，任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庆历二年（1042）七月，以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成为宰相。庆历三年再任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

晏殊从真宗朝入仕起步，成为仁宗朝重臣，被后人称为太平宰相。年轻时也颇为刚简正直，完全不像他的词风。经过几十年的官场历练，才逐步变得圆熟。他还是北宋重要的文坛领袖，词人，也工诗。他写的词多以小令为主。如“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庭台。夕阳西下何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词风婉约清丽，富有闲情逸致，开一代词风。

我总认为，范仲淹与富弼、韩琦发动的庆历新政，背后的推手肯定是晏殊。被一些史家及今人津津乐道的庆历新政，算是宋仁宗亲政后的一大亮点。它以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和富弼、韩琦的起用为起点，到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富弼被罢免终止。这是一场宋仁宗亲自授意，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朝中大臣发起，宰相晏殊等人默许掌控，并受到欧阳修等御史理论与舆论支持的有限改革运动。大凡历史上的改革，总是有点缘起的，庆历新政也是这样。宋仁宗从明道二年（1033）开始亲政，至庆历三年（1043）刚好10年，加上刘太后听政时期的12年，他在位时间已经过了一半。宋朝立国也已经80多年。此时的宋朝，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也有人认为，已是危机四伏，问题叠加，困难重重的时代。范文澜评为“积贫积弱”。所以宋仁宗启用了范仲淹等人，希图通过革新，走出困境。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还是看看宋史记录的实情吧。

首先要说一下周边环境，用现在的行话叫国际形势。这时的“国际形势”还真的不容乐观。
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正月，西夏赵元昊上表，请求宋仁宗同意他称帝改元，其实就是知照一下，发个外交照会。他已经于前一年十月在西夏正式称帝，事实上已经独立建国。宋廷自然不可能同意。六月，宋仁宗下诏，削去赵元昊官爵，除籍，收回所赐姓赵。然后召开了两次御前会议，讨论边事，着手陕西军事准备，拿出内库珠宝换缗钱三十万籴粮充实边储。

西夏原为党项人拓跋氏的地盘。拓跋氏在西汉时属鲜卑族拓跋部，起源于黑龙江、嫩江流域。汉末晋初拓跋力微开始强大，统一了西部鲜卑族，在内蒙盛乐建立了代国的雏型。南北朝时拓跋珪在代国的基础上建立了北魏。到唐朝初期，居于陕西、宁夏一部的拓跋赤辞于唐贞观六年（632）内附大唐，被唐太宗授予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唐德宗时设置夏州节度使，管理夏州、绥州、银州。唐中和三年（881），因参加围剿黄巢有功，唐僖宗赐拓跋思恭军队为定难军，再次赐姓李思恭，并封为夏国公、夏州节度使，管理范围拓展到夏州、绥州、银州、宥州、静州五州，奠定了西夏的基础。从这时开始，他们的后代才都改成李姓。五代时期，西夏已经实际称王。宋朝初年，西夏主李继捧慑于赵匡胤的立国之威，率五州归附宋朝，宋太祖授予他为彰德军节度使，银州观察使，赐名赵保忠。赐其族弟李继迁为赵保吉。所以他们的后代在宋朝称姓赵，在西夏多称姓李。李继迁不愿归宋，率众出走。为了收降李继迁，宋真宗时封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但是李继迁不接受。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攻下灵州（今宁夏灵武），将其改名平州。宋真宗无法可想，只好将西夏原来五州还给李继迁。景德三年（1006），宋夏议和。到了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李继迁孙子李（赵）元昊即位。李元昊不断对外扩张，景祐三年（1036）占据了整个河西走廊。宋仁宗为了稳住他，封了他一大堆职位，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诸夏军事、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上柱国、西平王。拥有这些职位一方面说明西夏已经坐大，另一方面说明宋的绥靖政策。但是赵元昊并没有止步，他于即位开始就着手建国准备，创立党项文字，号令秃发，定兴州为都城，建立正规的军事制度，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官僚体制，对内已经像皇帝一样行使职权，于1038年十月正式称帝，次年正月给宋仁宗发了个照会，正式建国。

至此，宋夏战争已不可避免。康定元年（1040）五月开始，李元昊不断攻克宋朝西部边境。八月朝廷任命范仲淹、葛怀敏领兵陕西，同前一年已经到达陕西的韩琦共同经略西部边事。当时陕西的主官是夏竦。从康定元年到庆历三年，发生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大的战争，以及多次的小规模战斗，宋朝损失惨重，康定元年九月三川口之战，宋巡检杨保吉战死，士卒亡五千多人；庆历元年正月，宋渭州失守，宋夏大战好水川，马步军副总管任福战死，士卒死六千余人；七月，李元昊攻破宁远寨，攻下丰州，知州王馀庆、兵马押监孙吉战死；庆历二年闰九月，定川寨之战，马步军副总管葛怀敏等15员将领战死，宋军九千多人近乎全军覆没。但还好，李元昊进攻原州（今宁夏固原）这一路受到知州景泰顽强阻击，西夏军队全军覆没。这才迫使李元昊认识到要想完全战胜宋朝是不可能的，庆历三年正月，李元昊改名曩霄，遣人纳款，称夏国。四月双方开始谈判。宋朝要求李元昊取消帝号，许封册李元昊为夏国主。庆历四年（1044）五月，李元昊遣使入宋，复称臣。十二月，达成和议，封李元昊为夏国主。战争中双方俘获之兵民归还各方，西夏占领的土地及其他西部原不属西夏的土地归还宋朝；宋朝每年给西夏白银5万两，绢13万匹，茶叶2万斤。节日另外给赏赐。虽然在英宗和神宗时期，与西夏仍然发生了多次战争，甚至西夏活得比北宋更长，这是后话。但在庆历议和之后这几十年平安无事，因为双方都打不动了。仅庆历三年二月，战争已近尾声时，朝廷一次就拨付陕西招讨使韩琦、范仲淹、庞籍三路军队各百万贯。这三年宋夏战争宋朝是既损兵折将，又化费了巨额军费，加上赔款，财政已经负担不起。

在与西夏发生战争的同时，从澶渊之盟后相安无事的辽国认为有机可乘，向宋边境增兵，然后于庆历二年三月派人提出割地要求。宗仁宗只好派知制诰富弼两次出使辽，最后以每年增加白银10万两，绢十万匹订立新约。等于又被辽敲了一把。

其次是国内状况。仅仅是庆历几年时间，先是庆历三年桂阳瑶民唐和叛乱，接着是宜州蛮族区希范叛乱，再接着河北保州云翼军叛乱，甚至山东与江苏都发生了农民造反的情况。虽然这些叛乱被镇压，但化费了朝廷大量人力与物力。这也说明内部社会矛盾在不断激化。

宋仁宗亲政后，自然灾害频仍。明道二年十二月，京东发生饥荒，出内藏二十万代民缴纳税赋；这一年还发生了大面积蝗灾，畿内、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都发生了蝗灾；淮南、江东、两川发生了饥荒，朝廷不光免除了这些地方的民租，还要赈灾；景祐元年，发江、淮漕米赈灾；招募民众挖一升蝗子换五斗菽米或者二十钱；出布十万端换钱购买河北军粮，免除畿内灾民半年税租；景祐三年并州、代州、忻州地震，死三万二千多人，伤五千多人，遣使抚赈，第二年免除秋粮；景祐二年，曹州、濮州、单州又发生蝗灾。进入庆历年间，一边与西夏打仗，一边灾害不断。全国税赋减少，还不断输出国库及平常仓赈灾，加剧了财政困难。真叫内忧外患。
此时，宋朝的官场状况又是如何？
首先是官员大量增加。宋真宗朝已经很多，大约有宗室、官员受俸禄人员9785人，胥吏更多。真宗于咸平四年（1001）一刀砍掉全国十九万冗吏，我有点不大相信，但《宋史》就是这么记录的。“六月癸卯，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凡十九万五千馀人。”这里可能有误，如果以一个官员配备20个办事员（胥吏）计算，这个配备比例非常高，已经超过唐和宋初好多倍了。真宗朝估计胥吏总数也就20万左右，不可能一刀砍掉19万。但是到了仁宗朝，则大大超过了这个数据，官员达到15443人，胥吏达到了40多万。而全国人口以仁宗末年嘉祐八年（1063）计，约1240多万户，丁男2642万，加上女性大约5500万左右。要125个人养一个官吏。
官吏增加的原因很多。首先是科举制度，大量取士。宋朝以文士治国，科举制开始完善。宋太祖前期忙于南征北战，还没有很多精力顾上。但礼部已经开科取士。开宝三年（970）录取了各科优秀者106人，赐本科出身。宋朝科举自这一年开始。开宝五年取28人，开宝六年，取进士26人，其他诸科96人。开宝八年（975）六月，赵匡胤开始着手治吏，“阅在京百司吏，黜为农者四百人。”七月，“诏诸州府置司寇参军，以进士、明经者为之。”明确挑选科举出身的人担任各州府的司寇参军，开始重视使用文士。但赵匡胤朝录取总量不多。到宋太宗赵光义时，科举取士数量大增。大平兴国二年（977）春正月赵光义登基后第一次开科取士，“得吕蒙正以下109人。二日后又取了明经等各科200多人，赐及第。”这还不够，又取了特奏类180人，赐出身。特奏是指多次考试不第，可以特别上奏，赐予出身。特奏的标准不统一，有考了十次以上的，也有考7次以上的。但一般不授实职，只给荣誉和待遇。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宋末。这一次三项共取了500多人。全部授官，任为监丞，大理评事，诸州通判等，没有授官的，也给予待遇。太宗还嫌不够，第二年（978）秋九月，“亲试礼部举人，”又取了一批“遗材”。自此开始，科举每一两年考试成为常例。读书人亦大增，到淳化三年（993）诸道贡士有17000余人，即各州府县经过考试中试的生员就有那么多。终太宗朝，录取了1487人，是宋太祖时的几倍。

宋真宗时期，录取人数更多，仅咸平三年（1000），真宗亲试陈尧咨等840人，特奏名者900余人。在景德四年（1007）详细制定了《考校进士程式》与《亲试进士条制》，对科举考试更加制度化。到了宋仁宗朝，天下乂安，取才主要从进士与诸科中得。仁宗还担心有遗漏。在景祐三年（1036）正月下诏书说：“乡学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狭，使孤寒栖迟，或老而不得进，朕甚悯之。”要求各地，凡年过50，进士考了五次，诸科考了六次，…虽然考试文章不合格，但不要马上除名，都要把名字报上来。如果考了七次还未中，不限年龄，允许特奏名予以录取。仅《宋史》所见有：天圣五年三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1716人。”天圣八年，“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822人。”景祐元年三月，录取进士、诸科出身783人；宝元元年三月，录取进士、诸科及第出身724人；庆历二年三月，录取进土、诸科及第出身839人；庆历六年三月，录取进士、诸科及第出身853人；皇祐元年三月，录取进士、诸科及第出身1309人；皇祐五年三月，录取进士、诸科及第出身1042人；嘉祐二年三月，录取进士、诸科及第出身877人。从嘉祐四年开始，减少了录取名额，限400人。嘉祐四年三月只录取了进士、诸科339人；嘉祐六年三月录取295人，嘉祐八年三月录取341人。仁宗朝大致是间年取士，如果取个平均值，应该录取了18000多人。
宋代科举，初承唐制，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秋天各府选送名单至礼部，冬天集中，春天考试。科举制度在当时来看，是一种进步，打破了门阀体制，让穷寒之士有了上升途径，而且这批文士进入官场后带来了新的利益和观念的变化，改变了官场风气，甚至引发了改革。但是这么大批量的产生官员，亦造成了大量的冗员与沉重的财政负担。

况且，宋朝还推行恩荫制度。这个做法前朝都有，唐朝也是，但没有成为常例。到了宋朝，成为一种制度，还制定了恩荫法，名目繁多，推及甚广，不仅当代官员的后代，而且可以追溯到后周，甚至唐朝的遗族；不仅有追功恩荫，还有官爵恩荫，典祀恩荫等等。甚至上代一个官员的恩荫最多可推及子孙20人，造成了世袭制泛滥。这部分增加的官员，以及只享受荣誉职务拿俸禄的人不比科举取士的人少。范仲淹改革中对此进行了改革，但也只是提出年限要求，不敢废除，仍然受到权贵们的反对。在他下台的次月，仁宗又罢了荫补限年法。

这么多的官员除了要吃饭，这恐怕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要给他找事做。宋朝从赵匡胤开始，对武将始终不放心。这恐怕是赵匡胤自己的心里阴影造成的。重文轻武，说的很好听，皇帝与文士共治天下。那么对文官就放心了吗？恐怕也不是。宋朝各个级别机构，只要设置了一个位置，肯定会设置另一个位置去分权，或者监督他，甚至是互相制肘。反正官员多，总得找个位置给他。关键是一分权，皇帝的权就大了，有利于中央集权。这样的结果，造成了冗员更多，行政效率更加低下。如宰相位置，很少时期只是独相，绝大部分时间设左右相。然后还设多位参知政事，分别负责各条块工作，以分宰相行政权。从太祖时就开始设参知政事。再设枢密院，负责军事，分宰相军权。设三司使，负责盐铁、度支、户部，分宰相财权。宋太宗时全国分设15路，北宋末，增至26路。每路的官员设置也很复杂，有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刑使、提举常平使、提举学事使。还有虚衔，如节度使、宣抚使、承宣使、观察使等。这些官员平级，谁也无权管辖谁，指挥谁。所以冗官繁多。
在军队里也是如此。宋朝军队分为三种：禁军、厢兵和乡兵。禁军是皇帝直接掌握的精锐部队。厢兵是从各地方军队演变而来。朝廷担心藩镇尾大不掉，不断将精壮有力的地方兵抽到禁军里，留下来的老弱之兵，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主要从事劳动。乡兵相当于民兵，完全属于地方，沒有正式编制。这种兵制与赵匡胤立国思想相关。赵匡胤时，禁军数量只有8万，全国兵员总数20万。真宗时，全国军队扩张到912000人。到仁宗时，禁军已扩张到80万，地方兵丁约40万，全国总兵力1259000人。后来神宗想精简，却只减了约十万人，几乎减不下来。这么庞大的军队，负担极重。并且吃空饷比例极大，可能达到三分之一以上。每年光财政支出兵饷（不包括粮草）要占财政收入的27％左右。加上钱粮、运输、力役、边境军事设施等，军费的开支占了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而军队的战斗力却很差。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宋朝的老百姓很有幸福感。我是不赞同这种说法的。先不说城里人的生活，只说一下广大农村的问题。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依赖农业立国的国家，土地是立国之本。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动力，历朝对土地的政策也十分慎重。只有宋朝对土地的拥有、兼并持放任的态度。宋朝的土地兼并从赵匡胤时期就已经开始。赵匡胤杯酒收了将帅的军权后，就允许这批高官与封疆大吏拥有土地等实际利益。加上宋朝给官员的待遇不薄，绝大部分官员都会利用权力购买或用其他方法获取土地。虽然宋朝多次规定官员什么等级拥有多少顷职田，其实这些规定几乎就是说说而已。如仁宗即位之初就下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止一州之内，过是者论如违制律。”而主管农田的官员认为限田很麻烦，做不到。不久这个诏令就不执行了。庆历新政将此列为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动了官员的奶酪，反对是自然的。有了官员的引头，地方富豪大族自然放开手脚兼并土地。经过太宗、真宗两朝，到仁宗庆历前，宋朝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已经十分严重。并且这些大户向上隐瞒实际据有田数，加上农民各种抛荒与隐户，宋朝实际的田亩远远超过朝廷掌握的数据。因此，农田的岁赋收入完全不成比例。在宋太祖末开宝年间（968一976），全国统计有田2952320余顷，宋太宗末至道二年（996）统计有田3125251顷，但到宋真宗景德（1005）时却只有1860000余顷，隐田数量极大。天禧（1021）时最高，达到了5247584顷。而到宋仁宗皇祐（1050）时又减到228万余顷。据英宗治平中统计又有440万余顷。这个田亩数是从上缴的租賦中测算出来的，而隐匿不交的估计占了十分之七，以此测算，北宋的田总数在三千万顷以上，而且大部分集中在高官富豪手中。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感叹：“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这个结果的起因不得不说是赵匡胤立国之初失误造成的，终宋一朝，无法自拔。

与土地兼并的同时，农村中还存在另一个严重问题，即农民的徭役。宋朝向农民摊派无偿的各种徭役恐怕是最多的朝代。如修复整治水利工程，运转粮草，军役以及各种杂役。宋朝徭役叫衙前，大概是到衙门去听差的意思。农民最怕被选中衙前。一旦选中，一个好好的中等家庭，一年衙前下来，不是家破人亡，就是变成赤贫。贫困家庭还做不了衙前，因为做衙前，还要替公家垫付所运送物资的费用，一旦损失，你要全赔。或者衙门收不足税赋，你垫付的钱也没了。地主富豪等大户人家都有办法逃避做衙前，所以只能派到中等人家，有点钱，又没有势力。真叫出钱出力，自带干粮的自干五。干了一年，家里田荒草长，还得交田赋，这个家庭基本上也完了，为了逃避赔偿，很多人扔下家产田产逃跑了。所以这些中等人家为了逃避衙前，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有点余钱，马上分家，分析家产，或者隐瞒家产。甚至让孀母改嫁。实在没有办法，就把部分财产送人，让自己变穷。对应这种情况，当时产生了大量“诡名户”，即户多人少，用以逃避税赋。诡名户就是江浙也极多。庆历四年，仅江西就查出30万户诡名户。韩琦、司马光对此现象都有激烈的批评。范仲淹亦想改革，还没有施行就下台了。

此时的宋朝根本不是什么最好的时代，冗官、冗吏、冗兵、冗费，内忧外患，这些问题的叠加，到宋仁宗庆历时，百姓、社会、朝廷、财政都陷入了严重危机。脱脱在《宋史.食货五》中评价宋仁宗朝有一段话还是非常中肯的，“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虽然仁宗生性俭恭，一边节俭宫廷开支，一边赈恤免赋，但已经无济于事。最后看看当时的财政收入状况。至道末（997）天下总入缗钱22245800贯。这是真宗接班时的家底。真宗天禧末年（1021）宋朝收入达到最高峰，天下总入150850100贯，支出126775200贯，有赢余。所以封泰山、祀汾阴、郊祀化了二千万。到仁宗时收入下降，而支出剧增。比如宋夏战争，但是没有统计数据，只看到宋仁宗不断要求中书与三司使想办法减少支出，凡是能省的都省。连原来上封号、删封物品用黄金的都改成涂金。宫殿、道观，像玉清昭应宫这样的殿宇烧了就烧了，也不修复。还赶走了大量宫女。庆历新政后的皇祐元年（1049）收入恢复到126251964贯，虽然与天禧年比只下降了三千多万，但是官吏总数翻了一番，军队增加了35万人，对辽增币、西夏议和费用增加了50万以上。刚性支出规模远远超过当年。

宋朝专设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管理税收与财政。宋朝的财政收入大项主要有农业的田赋，及农民约十多个其他税种；还有盐税、茶税、铁税、种类不多的矿税。这类物产一直是公家专营。盐、茶专营多次改革，多次摇摆，放开了少部分，比前朝宽松，但主要还是专营。庆历四年，范仲淹任用范祥治盐，收入增加到215万。大约盐税在庆历六年最高，也没有超过300万。茶税更少，最好年份也只有68万。此外，宋朝还有其他名目繁多的税种，如水乡有蒲、鱼、果、蓏之税，农村有牛、皮、鞋、农具之税，交通有运输、渡口之税等等。至和中谏官范镇上书：陛下每遇水旱之灾，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责，而吏不称职，陛下忧勤于上，人民愁叹于下。…岁大熟，民不得终岁之饱；及有小歉，虽加重放，已不及事。此无他，重敛之政在前也。”范镇虽然不敢批评仁宗，归责于吏不称职，但一句重敛之政在前，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所在。现在我们有些人常说宋韵如何如何之好，那是只看到开封等几个京都和杭州、苏州几个城市而已，没有看到广大农村的广大农民，那是非常片面的。
庆历新政就是在那样一种背景下拉开的。推行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有三个，当时都处在非常关键的位置上，而且三人观点相同，关系非常特殊，形成了核心团队。范仲淹自己是副相，处于执政位置上。富弼位居枢密副使，握有军权。还有韩琦，从陕西与范仲淹一起回来，也是枢密副使。范仲淹生于989年，比富弼年长15岁。富弼父亲富言是范仲淹天禧五年（1021）任泰州盐监时的税务官员。所以范仲淹在富弼年轻时就认识，并对他非常赏识，认为他有“王佐之才”，鼓励他通过举茂才获取功名，还将他的文章推荐给宰相王曾及晏殊等人。晏殊亦认为不错，将自己的二女儿嫁给了这个穷小子。富弼于天圣八年（1030）举茂才异等，与欧阳修同榜。所以范仲淹与富弼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另一个核心人物韩琦，生于1008年，比富弼还少四岁。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名列第二。景祐时担任过三年谏官。1038年，因灾害频发，宰相王随、陈尧佐与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束手无策，韩琦上奏痛斥四人庸碌无能，仁宗连罢四人宰执。宝元二年（1039年）因西夏战事起，韩琦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次年，三川口战役失败，韩琦举荐要求起用被“朋党”罪名贬在越州的范仲淹。仁宗接受了他的意见。1040年5月，他与范仲淹同时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两人共同经略西北边事。从好水川失败后，韩琦完全赞同范仲淹的战守方略，同心协力，互相支持，在西北三年，被天下人称为“韩范”。庆历三年初，宋夏开始议和，范仲淹与韩琦同回枢密院。八月，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而韩琦则回陕，任陕西宣抚使，平定陕南张海的农民起义。庆历四年春，正是改革艰辛时，韩琦回到京都枢密副使任上，积极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改革。
几乎与范仲淹同时任命的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这四位谏官，也是庆历新政的重要力量，他们或前或后向仁宗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这些建议既是范仲淹他们改革的理论依据，也是舆论支持。并且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与范仲淹都有不错的关系，在历史上已经多次支持过范仲淹，甚至是同进退。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任礼部员外郎时呼吁改革，上书批评宰相吕夷简，结果被贬职至饶州。因为替范仲淹辨护，欧阳修被贬夷陵，余靖被贬筠州酒监。还有一个尹洙，与欧阳修也是好友，共同提倡古文运动。本来与他无关，就是与范仲淹观点相同，居然上书说，我与范仲淹也是师友，应当同样获罪。结果也把他贬到崇信军掌书记去了。唉，古人的气节情义啊！庆历新政后，范仲淹贬邓州时，尹洙病重，范接他养病。尹向他托付后事。欧阳修为他撰墓志铭。
欧阳修生于1007年8月，24岁中榜，1030年进士，成绩优异，甲科第十四名。此榜晏殊为主考官。年轻时在洛阳，与尹洙同倡古文运动，与梅尧臣诗词唱和。庆历三年，出任谏官，任右正言、知制诰。庆历五年，新政失败，被贬滁州，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嘉祐二年（1057）复任礼部主考，倡导平实文风，此榜录取了一批中国历史上的牛人：苏轼、苏澈、曾巩、程颢、程颐、吕恵卿等。按古代规矩，这批人都是欧阳修的门生。也是这一榜开始，“高考”文风大变。后官至副相。
庆历新政还有一个重要条件，中书宰相位置发生了重要的人事变动。吕夷简从康定元年五月任宰相，庆历二年九月兼枢密使，庆历三年三月罢相，九月致仕，正式退休。晏殊则在庆历二年七月从枢密使加平章事，正式成为宰相。与吕夷简同居相位。庆历三年三月吕夷简罢相时晏殊再进一步，封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集行政权与军权于一身。庆历四年九月，晏殊罢相，以杜衍为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宰相。从中可以看出，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与范仲淹不对付的吕夷简已经离开了中枢，正是晏殊主政时。甚至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都是晏殊的提携。这种特殊的人事关系为庆历新政奠定了重要的人事基础。所以脱脱在《宋史》中评晏殊说，“及为相，仲淹、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皆一时之贤。”朝廷也是一片欢呼之声。
这时候的仁宗，似乎也感觉到改变的希望，所以“帝亦奋然有意，欲因群材而更治。”他屡次问政于范仲淹、富弼，并且直接给范仲淹下手诏，开天章阁，催促他们尽快提出改革方略，表现出非常急切的心态。上下同欲，给庆历新政提供了机会窗口。

范仲淹与富弼商量后，给仁宗上了施行改革的十条建言，即《答手诏条陈十事》：一是明黜陟。对官僚升降提出考绩之法。不凭资历，重在业绩。二是抑侥幸。免除大臣节日恩荫，限制官员的恩荫年限，不得冗滥。三是精贡举。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提出考生的德才标准。四是择长官。即对各个岗位升迁的官员提出工作历练的要求与标准。五是均公田。即对官员的职田要分配均衡公平，宋朝官员有职田制度，这是官员的收入之一，公平了才能廉政。六是厚农桑。要制定鼓励和督促兴农之法。七是修武备。改革募兵制度，大半时间用来务农，一小半时间练兵，减轻军费支出。八是推恩信。对朝廷颁布的赦免、免除各种惠民的政策必须立即实施，树立朝廷信用，不能拖延。对拖延的官员要追责。九是重命令。政令一旦定下来，下达了，就不能经常变更。十是减徭役。把有些人口很少的县改为镇，减少衙役；把州一级的多个衙门合并，减少州兵。衙役与州兵可以派徭役，减轻老百姓沉重的徭役负担。这些方案，前面五项是针对官僚机构和冗吏的，六、七是农民与军队，八、九是涉及政令、执行，十是裁减机构与减轻农民负担。冗官、冗兵、冗费、农民税赋、徭役时弊的大部分都涉及到了。从这十条里可以看出范仲淹的政治理想，即清明吏治、富国强兵、严明法治。宋仁宗全部接受，并立即下诏施行。后来第七条涉及到库兵法众人认为不可行没有实施。

新政提出之后，也立即得到欧阳修等一批谏官的大力支持，从庆历三年十月初开始，朝廷派出许多路按察使，巡察各地，对不称职官员进行弹劾。十月同时开始实行磨勘法，启动对官员的考核，各地官员的压力大增，引发那些混日子的官员不满。十一月对恩荫制的改革，更是动了大多数官员的奶酪。治理的结果是一大批不称职官吏被淘汰。连富弼都有点担心，对范仲淹说，你这样一笔下去，就有一家人哭。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人哭好。转年三月颁布了新的贡举法，对科举进行改革。

庆历四年四月，利益受到触动的官员开始制造舆论，毁谤新政，捡起原来使用过的武器，攻击范仲淹他们是“朋党”。范仲淹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予以反驳。欧阳修专门写了《朋党论》上奏仁宗。五月，范仲淹与韩琦再向仁宗上七事，希望把改革向深度推进。六月夏竦指使人诬陷富弼，私撰废立诏草。仁宗虽然不信，但范、富等人惶恐不安。正好边事又不宁，范仲淹、富弼相继提出离开朝廷出守边疆。六月范仲淹以参知政事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为河北宣抚使。九月，晏殊被罢相，改革失去了重要的支撑力量。晏殊被罢相是改革派重大失误。其原因是他为了保护欧阳修，想让他避其舆论风头外放。结果被支持改革的孙甫等人弹劾，找出原来李宸妃墓志铭旧事，并指责他也是朋党。事实上他也是改革的总后台。宋仁宗只好罢了晏殊，任命杜衍为宰相。杜衍是个老实人，为政谨密，从内心也是赞同新政的，所以新政得以继续施行。当人们都攻击范仲淹等为朋党时，杜衍为之辩护。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富弼被罢去副相、枢密副使，第二天，杜衍也被罢，只当了100多天宰相。三月，韩琦见两次上奏无效，也心灰意冷，自求外放，以资政殿学士知杨州。欧阳修上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抗辩：“盖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正而质直，弼则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公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诤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见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不仅没有作用，他自己很快被诬，八月贬知滁州。在《醉翁亭记》里，他写道：“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欧阳修没有明说自己为何所乐，也许是借酒消愁，暂且游嬉山林为乐，尚心系天下。但是他必竟不是范仲淹。余靖贬知吉州。至此，庆历新政发动者、推动者全部贬出朝廷。二月，磨勘法、任子新法被废除，三月，废除科举新法。一切又都恢复旧秩序，庆历新政失败。

庆历新政只行使了一年四个月，十项改革，第七项修武备当时就没通过，涉及到农村、徭役、法治等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仅仅几项浅层次的改革也搞不下去。但它仍然起了一定的作用，比如罢免除名了一批庸碌的官员，新进了一批能干新人，官场风气得到一定匡正。财政情况有所改善。庆历新政虽然短暂，它的思想影响却是深远的，甚至可以说为后来王安石的改革开了先声。

范仲淹的理想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提出的改革方略也是正确的，切中时弊。当时的力量也具备。但还是失败了。这只能说明反对改革的力量太强大，可以说改革派是在与整个封建官僚体制为敌。仁宗这个人又不是一个性格坚韧，具有宏图大略的帝王，他的特点是好人，缺主见，多变，往往驾驭不住局面。他这一朝宰相走马灯似的换，谁也干不长，以至于有好的政令也执行不长，执行不下去。遇到这样的皇帝，最好的宰相也无计可施，干不出大的业绩。加上从真宗开始的所谓朋党论调，到了他这一朝已经逐渐恶化。朋党成为攻击政敌的最好武器。范仲淹多次倒在“朋党”的攻击中，欧阳修也被人攻击为“朋党”两次被贬。甚至杜衍仅仅出于公道说了几句话也被攻击为“朋党”下台。晏殊当然也是，而且皇帝最忌宰执大臣形成朋党。欧阳修在《朋党论》里说：“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虽然仁宗曾经盛赞欧阳修说，“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此一时，彼一时也。聪惠如欧阳修者，竟不知人主既非小人，亦非君子。人主所好者，非利禄，非名节，而是赵家江山，而是权力。一旦让他疑为“朋党”，无论你是小人，还是君子，肯定皆罢去。仁宗最仁，还是皇帝。从此朋党两个字随影如形地附在了宋朝身上，在以后的日子里宋朝就在“小人朋党”和“君子朋党”的争吵下走向终点。

时2023.2.9日草毕于西山窗前

吕新景

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理事，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台州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