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他从乞丐出身，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军队统一了全国，并建立了明朝，开创了明朝的很多先例和制度。

他的身上有太多事情值得后人研究和讨论，但其中最为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和宰相之间的故事。

相传胡惟庸曾经请朱元璋家中赴宴，朱元璋走到一半却突然下令，将他一家满门抄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确有其事，还是坊间谣传？

话说胡惟庸在邀请中称，自己家里有一口井，能打上美酒来，所以请皇上来共同品尝，见多识广的朱元璋是不会相信这样的事情，但是还是决定一探究竟。

当朱元璋来到西华门，突然来了一个人举报胡惟庸的家中有军队造反，希望皇上不要前去，如果陛下不信，可以登楼查看。

这时朱元璋登上西华门的城楼，看到胡惟庸院子中站满了士兵，全副武装，准备迎敌，这个“井水出美酒”的邀请只是一场早就安排好的谋杀，等到自己进入后就会被乱箭射死。

于是这场鸿门宴，被朱元璋识破，于是他立即命令军队将丞相府包围，并将他家满门抄斩。

但是这个故事，没能在任何正史中查到，倒是在一些野史逸闻中有所记载，所以真实性也就存疑了，可是历史上朱元璋杀胡惟庸却是千真万确，那这其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前因后果，我们还要从朱元璋当上皇帝说起。

朱元璋计划下的万世太平

朱元璋出身社会最底层，成为皇帝后，他采取了多种措施，来统治全国，从这些措施，我们能看到明朝洪武年间的社会现实。

为了能将辛苦打下来的江山稳固并建设好，他做了很多的努力。

首先是，建立了户籍制度，用来统计全国的人口和土地情况，建立起黄册制度，用来掌握人口情况，以方便政府规划税收和征用人力。

另外通过造鱼鳞册，将全国的土地情况进行丈量，朱元璋得到了一份详细的土地资源管理手册，这套制度跟上面的黄册进行配合，又建立起管理人民的里甲制度。

里甲制是指，将地方110户为一里，一里分为10甲，分别设置里长和甲长，专门负责地方的粮食税收工作，然而这一职位其实多被地主所垄断，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

旧有的地主阶级在明朝建立之初，顺从政府的政策，成为了明朝的新地主，而在里甲制度建立后，他们又成为新的税收行政官员。

地主的子孙多接受教育，通过参加科举成为秀才举人，他们或是非法逃避徭役，或是获得合法的免税身份，因而建立明朝之初，百废待兴，小自耕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贫困农民聚众起义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

为了防范造反，朱元璋在里甲制基础上还推行一种政策，那就是建立全国性的特务网，严密监视危害统治的人，并适时予以逮捕。

古代是没有现代通讯设备的，为此，朱元璋创立了情报搜查机构——锦衣卫，并将这种制度确立下来，作为加强皇权统治的一种保障性制度。

在地方，前朝所留下的过路凭引被进一步发展，规定一律臣民，出行超过百里就要检查引文，也就是相当于政府的介绍信。

如果没有，就捉拿到官府候审，坐实作乱者绞刑，当然，大部分被抓起来的，很多都是私自贩卖商品的，比如贩卖私盐，由此可见，明朝初期极大地限制着底层人民的自由。

前面说的里甲制度，此时也就成了互相监视的一种恐怖统治，根据朱元璋洪武十九年的手令分析得知，他要“人民互相知丁”，而“知丁”就是监视的意思。

种地的农民，生活范围不出一里，上学的读书人，邻里必须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在那里上课，做生意的商人，州府和邻里要知道他卖什么货，出去多长时间，如果超过一年没回过家，就要向政府举报，否则出了事情就要按里甲关系连坐治罪。

毫无疑问，这样的制度和管理让商业和手工业是无法大规模发展的，每个人被严格地限制在百里之内，人人都成为政府的代表，监视和告密，调查和搜寻他人犯罪的证据，成了生活常态，这样的生活很难说是让人幸福的。

然而如果只靠政府机构检查证件是忙不过来的，要执行这样的政策，尤其是在地方政府，需要征召大量的管理人员，组成官僚系统，经过计算大概需要十几万人。

朱元璋知道，军人是不能用的，他自己作为军人出身，从小兵到将领、吴王乃至皇帝，全是靠武力征服，作为深知人性的军队首领，他不可能让军队的组织机构去进行地方管理。

可是明朝建国不久，哪里去找一批这样的人，研究后发现有两个办法，一是任用原来元朝留下来的官吏，二是培养自己的读书人并组建官僚体系。

元朝的官吏就不用考虑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的死，老的老，逃的逃，几乎所剩无几，剩下的人里面已经没有了“官”，只剩下“吏”，这些吏大多是执法人员，元朝就是用吏管理，逐渐取代了“官”的管理，慢慢剥夺了上面的权利，造成上层权利真空亡国。

朱元璋是不能不吸取和借鉴前朝的经验和教训的，所以他一面发文征召元朝时期的读书人出来做官，一面也着手进行科举选拔人才。

可是，像是上面所说，社会刚刚安定，人心不稳，特务网却先建立了起来，读书人本就胆小怕事，不敢出来做官。

选拔人才也不太顺利，因为此时政权队伍中，淮西帮派占据了大头，没有晋升空间，做官稍有不慎就被排挤，如果犯一点错误，不是砍头就是“戴罪立功”式办公，没人热衷于功名。

这样的问题大大增加了政府管理上的压力，朱元璋颇感人才资源不足，更为要命的是，在恐怖统治之下，多有国子监学生闹事，底层出身，本就痛恨贪官污吏的他，对文官系统的信任越来越低。

而作为明朝中央的行政官员之首，淮西集团的头领，宰相胡惟庸就是这样走进了朱元璋的视野之中。

胡惟庸的罪与罚

身为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位宰相，胡惟庸早在1355年朱元璋攻打和州的时候就投奔了他，并被封为元帅府奏差，胡惟庸的才能并不出众，所以封的奏差也不是什么大官，属于用来差遣的低级官吏。

后来，朱元璋的实控范围不断扩大，胡惟庸也经过了一番考察和锻炼，继而被委任为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等官职，到1367年，胡惟庸官至太常少卿。

可见胡惟庸早年跟随朱元璋征战，担任地方官时也兢兢业业，才能获得朱元璋的信任，可他是否真的因谋逆之罪而死，还需要细细考究。

胡惟庸并非明朝的开国丞相，在他之前徐达、李善长、杨宪和汪广洋均担任过宰相一职，一开始李善长、徐达一文臣一武将为大明建国立下功劳，所以分列左右丞相。

后徐达多在外征战，功劳大但为人低调，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病逝于南京，李善长辅佐朱元璋治国理政，为人也谨言慎行，洪武四年（1371年）辞官归隐。

接下来就是杨宪，他本来是一个检校组织人员，主要负责为皇帝朱元璋提供国家某些重要人员的情报，他做这项工作时认真负责、效率很高，于是受到朱元璋青睐。

作为朱元璋的亲信，杨宪渐渐被提拔至中书省，但是目光短浅的他居功自傲，公报私仇，多次弹劾李善长，终于被朱元璋厌弃，因犯事被诛。

之后汪广洋也担任过宰相，他也是年少跟随朱元璋起义，朱元璋曾将其比作孔明、张良，很是看重。

汪广洋性格宽和沉稳，在任时为能自保，但是没什么胆量，不太敢出手管事，更别说揭露奸臣的阴谋了，朱元璋对他不太满意，最终汪广洋被贬，后自缢身亡。

之后，胡惟庸出任宰相，自洪武六年七月直至洪武十三年被诛，近七年的时间连任丞相，按说前六年洪武朝换相频繁，胡惟庸长时间做独相，可谓位高权重，能在朱元璋底下做这么久，为什么最后又要诛杀他？

朱元璋给胡惟庸判死刑的罪名是擅权、结党罪，株连九族，那这个从淮西集团中走出来的人是真的要谋反还是另有隐情？

史料中记载，胡惟庸担任丞相时，遇到一些需要裁定生杀或贬谪的事情，不向朱元璋汇报，自己就直接处理，中书省收到六部的奏疏，他也先看一下，如果有不利于自己和同党的，也私自扣留。

这给读者的感受好像是胡惟庸越过皇帝处理政务，有侵夺皇权之嫌，其实，仅凭如此说法只能说明胡惟庸处事不公，是不能论断他擅权的，他所行使的权力，尚在丞相职责范围内。

明朝的丞相在处理大事时需要奏请皇帝裁决，而平常小事只需按照规章制度施行即可，胡惟庸是个小心谨慎的人，凡事都能揣度皇帝的心意而行，所以才能成为朱元璋的宠臣，因此说他经常越过皇帝，直接裁定官员生杀贬谪之事，不够严谨。

朱元璋在评价胡惟庸的时候也只是说他，掌握丞相之权却工于心术，不够忠诚，徇私枉法，并未明说其专权。

至于胡惟庸的“谋逆之罪”则是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也就是其死后十年定的，最初胡惟庸并不是因此获罪，但史书上确有记载：胡惟庸与涂节等人密谋造反，但涂节感觉此事不成，立刻向朱元璋上报，企图洗清自己的罪责。

十年之后，再给一个案子重新裁定，没有铁证，只是史书上写上一笔，是难以说服后人的，所以胡惟庸谋反罪名也存疑。

不过除了擅权、谋反之嫌，胡惟庸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首先，由于他徇私枉法，致使许多官员或媚或惧，都开始看胡惟庸的脸色行事，很少有人敢揭发他的过错，周围的人逐渐开始向他这个仅次于皇帝和太子的权力中心聚集，方便了他的结党营私。

胡惟庸一直与刘伯温对立，刘伯温是当时少有的敢直言胡惟庸错处的大臣，胡惟庸心里对刘早已不满。

刘伯温的长子刘琏十分有才华，朱元璋想要重用他，但刘琏被胡惟庸的人迫害，跳井身亡。

胡惟庸不顾宰相身份，不遗余力地排除异己，已经与皇帝离心离德。

正如上文所说，洪武初年，人才资源稀缺，胡惟庸没有好好地选拔人才，反而堵住了人才的晋升之路，明显是与朱元璋“开万世太平”的理想相悖。

这时候，“淮西帮”已经不是当年打天下的兄弟了，而是朱姓天下的挡路人，所以朱元璋决定对这个政府的毒瘤下手。

洪武十二年，胡惟庸的儿子在闹市中坐马车，结果马车疾驰，把他的儿子摔死了，胡惟庸勃然大怒，直接将马车的车夫给杀了。

此事后来被朱元璋知道，胡惟庸以为自己圣宠在身，就提出给车夫家里赔偿点财物，这件事情就算解决了，但朱元璋并不允许，他要让胡惟庸给车夫偿命，胡惟庸意识到，自己的末日来了。

但是只有这么一件事，是扳不倒宰相的，让胡惟庸更加失宠的一件事也发生了，那就是阻慢贡使。

洪武十二年占城国前来进贡，胡惟庸没有上奏，直到宦官禀奏，朱元璋才知道，结果中书省和礼部又互相推诿，使得朱元璋大怒。

胡惟庸作为元老级别的人物，做了一两件错事，朱元璋是不会怪罪他的，但事情积攒的多了，他的命数也就到头了。

胡惟庸是从丞相的位置，直接跌落下来的，他的前任汪广洋之案重新被调查，牵连出胡惟庸等六部官员参与其中，于是次年涂节就弹劾胡惟庸结党营私，触犯逆鳞的他终于被朱元璋下狱处死。

刘伯温曾这样评价胡惟庸：这个人心浮气盛，不堪大用，如果他做宰相，不但当不好，还会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

胡惟庸案牵连人数众多，包括开国功臣李善长、朱亮祖等人，尤其李善长还是他的引荐人，又与其有姻亲关系，被处死时已经七十七岁。

“三权分立”的破坏与平替

明朝是不可能有三权分立的，只是在如此巨大的国家面前，皇帝一人实在是难以分出精力进行有效的统治，因而中国的传统是，皇帝加宰相加宦官管理，最高权利分属三个不同的集团。

皇帝作为国家的“所有者”合法拥有国家的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如此，鉴于皇帝有时不是特别了解国家，年龄又特别小，往往这时候，辅政的模式就会出现。

第一股力量就是前朝的官僚体系，无论是从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度，还是隋唐之后，建立起三省六部制度，宰相作为一种正式官职、宰相制作为一种管理国家的有效方式，早就被正式确立下来，用来辅佐皇帝统治。

但是在皇帝的成长过程中，由于年龄的变化，宰相为政年深日久，往往出现争夺权力现象，就像是太极推手一般，此时就需要一个特殊的中间层作为协调存在，宦官群体就是这样保留下来的。

如果这三方的势力平衡，国家机器的运行就会好一些，效率和公平也能兼顾，如果其中一方势力过大，破坏了平衡，在国家面临巨大困难时，就会表现出来一种混乱的局面。

其实这也是朱元璋思考的问题，宦官专权当然要极力避免，晚唐亡国的历史教训让他做出了宦官不得干政、不得认字读书的铁律，然而对宦官的打压，也揭开了他和宰相之间的屏障。

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宰相是换了又换，先后当过宰相的有徐达、李善长、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除了徐达，其余的没有一个善终，全部被杀身亡，株连甚广，究其根本，还是皇权与相权之争。

宰相统领六部，又负责向皇帝出谋划策，管理天下官吏、户籍、外交、军队、刑狱、重大工程诸多事务，既需要才能，又要有容人的肚量，作为皇权天下的职业经理人，这些人都没能让朱元璋满意。

说到底，还是淮西集团势力过大所致，“淮西帮”是在明朝建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作为开国功臣的重要成员，几乎把持了朝政，军队。

从中央到地方，朱元璋无不特别委以重任，曾经一起打过仗的交情，让他不得不信任和重用他们。

明朝初年的经济贫困让整个国家财政吃紧，没有一个好宰相打理财政、提倡节俭、选拔人才，反倒出了很多贪官污吏、结党营私的官员，即便是当初一起过命的战友兄弟，此时也成了国家统治的障碍。

利用胡惟庸一案，朱元璋将淮西贵族一网打尽，朱标去世后，又出于政权稳定的需要，他将功臣蓝玉也扣上了谋反的罪名诛杀。

到朱元璋去世，明朝功臣几乎诛杀殆尽，淮西集团的影响力荡然无存，不得不说，明太祖为了子孙后代的皇位费尽了心血。

所以朱元璋在位时，痛下决心，将宰相一职悬而不设，并进一步废除了宰相和宰相制度，六部由皇帝直接管理，从此集大权于一身。

然而这个政治现象也只能在朱元璋这里成立，作为行伍出身的军人，体力好精力也足，一人胜任皇帝并兼职宰相，完全没有问题，即便如此，他每天还要天不亮就起床，太阳落山还要点灯批阅奏疏，才能让整个国家正常运行。

这还不包括他上朝、接待述职官员、外出寻访等等，据《太祖实录》统计分析，朱元璋每天仅奏章的阅读量就在20多万字以上，试想如果后代子孙没有如此的好身体，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工作量，更不可能像他一样如此工作将近二十多年。

皇权“吃掉”相权后的影响

朱元璋早年在起义反抗元朝暴政时，加入过明教，他正是通过明教宣传的“明王转世”思想来扩大自己的队伍的。

明教的思想和文化影响了朱元璋，从国号被定为“大明”就可以看出明教在洪武年间的影响力。

除却浓郁的宗教情绪，“明”这个字更多的是能够让同样出身明教的功臣队伍服气，同时明字也迎合了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明属火”“元属水”“以火克水”的五行理论、天人思想。

那这个应运而生，上承天道的“大明”，自然要跟以前的王朝划开界限，从制度建设上看，就是要有所创新。

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的皇权与相权相互倾轧的问题，成为朱元璋思考的重点，历史上固然有不少君臣融洽、合作无间而开创盛世的典范，但明朝开国的众多宰相，都没能让朱元璋满意，胡惟庸事件更让他坚定了废掉这一制度的决心。

于是朱元璋留下了这条祖训：《明太祖实录》：“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有明一代，再也没有过宰相。

事实上，中国政治制度的进化一直走在加强皇权的路上，从继承关系上看，朱元璋不过是进一步加强皇权而已，但是对于明朝而言，其实践的效果却是，给子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

明朝后来出现的内阁制度、宦官集团、结党问题，都或多或少与这个皇权加强却难以高效执行有关，诚然废除宰相确实避免了奸臣弄权，但也为皇帝无能可能造成的政治危机埋下了祸根。

说回胡惟庸，他本人也有很大的问题，跟徐达、李善长比，他才华不足，面对前任众多宰相的下场又没有吸取前车之鉴，贪污腐败结党营私，虽然没有所谓的造反，但他一人作恶，却株连全族，不能不说是他欲望膨胀、结党乱法、陷害忠良后的自食恶果。

可能，朱元璋废掉丞相，不会因胡惟庸做丞相与否而停止，但胡惟庸却可以通过对朱元璋的了解，而像徐达一样低调做人然后功成身退，更不至于连累子孙，也就不会背上因自己而撤掉宰相这一千古骂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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