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1953年，22岁的常沙娜和26岁的杨伟成结婚，杨伟成是建筑大师杨宽麟的长子，男帅女美，很登对，很养眼。

然而，种种原因，夫妻感情逐渐淡漠，短暂的婚姻宣告结束。后来，杨伟成成为钱钟书爱女钱瑗的第二任丈夫。

其实对常沙娜来说，这件小事，根本就不值一提，在传记中，她一笔带过，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没有提。她的人生，多的是精彩的事。

常沙娜与父亲常书鸿

01

常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的长女，她在法国出生、成长。幼时，在巴黎的幼儿园，她和小伙伴们唱着法文儿歌，一口清脆的法语如珠落玉盘。

至于中文，她一句也不会说。

父亲是画家，母亲是雕刻家，父亲的画作《画家家庭》是一家人幸福的写照。

1936年，父亲不顾母亲反对，决心回国发展敦煌艺术。上火车时，他的手心里，握着一个小纸盒，里边是沙娜的作品——三口人，可爱的小家庭。

画的下方，是歪歪扭扭的一行法文：爸爸，我们三人永远在一起。

一年后，在父亲不断催促下，母亲带着常沙娜登上回国的轮船。漫长的旅途中，一个消息震惊了全船人——“七七事变”爆发了！

母亲说的“侵略”，常沙娜不懂，只有大人们的惊慌和船上的紧张气氛，令她终身难忘。

船到上海时，父亲已等在码头。面对大大小小的行李箱，他叹着气对母亲说：“你带回来这么多东西，我们现在要逃难了！”

没有团聚的快乐，只有战乱和离别，轰炸就在头顶，他们频频搬迁。

住在贵阳时，有一次，燃烧弹直直落在旅馆的屋顶，母亲没命地抱着常沙娜跑到附近一家教堂。回身看时，旅馆已成了废墟。

父亲找到她们时，母亲惊魂未定脱口而出：“上帝保佑！”从此，她信奉了天主教。

《画家家庭》

1940年，一家人辗转到重庆，短暂的安宁中，弟弟嘉陵出生，常沙娜插班到当地小学，学了一口地道的四川话。

课余，她喂鸡喂兔，养狗养羊，这一幕幕，就定格在父亲的画笔下。

颠沛流离中，父亲始终不忘自己的敦煌梦。一个契机让梦想成为现实——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盗卖，舆论四起，报纸开始呼吁保护敦煌艺术。

迫于压力，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被任命为筹委会主任。

父亲要去敦煌“流放”，母亲自然不愿意，可是冷战和恼怒都无济于事。母亲忍不住对常沙娜控诉：“你爸爸疯了，要去甘肃！你知道在甘肃住的是什么吗？都是住窑洞！”

不管不顾地，父亲去了敦煌。半年后，他要把整个家都拖到那个“沙窝窝”里。那年，常沙娜12岁，弟弟嘉陵不到两岁。

敦煌之旅开始了，一家人乘坐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沿着祁连山，通过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北颠簸着，越走越荒凉。

裹紧身上的老羊皮大衣，少不更事的常沙娜背诵起了凄凉的民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

此去敦煌意味着什么，她懵懵懂懂，只有母亲的愁苦，彻骨的寒冷，以及无边的戈壁滩，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常沙娜与母亲陈芝秀

02

一个月后，全家人终于到达莫高窟。黑乎乎的土屋子里，晚饭已经摆好，一碗大粒盐，一碗醋，每个人一碗水煮切面。

父亲讪讪地说：“这儿没有蔬菜，我们以后再做好吃的！”

敦煌的天是那样蓝，四周是那样安静，从未见过的壁画，是那样绚烂夺目。在若隐若现的风铃声中，常沙娜兴致勃勃地在洞窟里走进走出，她被那些壁画深深吸引了。

因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无学可上，1944年，常沙娜到四百公里外的一所中学读书。每到学校放假，她就回到敦煌，和大人们一起临摹壁画。在父亲指导下，她练就了扎实的童子功。

敦煌日子清苦，常年不见荤腥，有时土豆当饭连吃三天，母亲最先崩溃了。身为天主教徒，却要天天对着佛像临摹，被矛盾折磨，她痛苦不堪。

那时，父亲的压力也非常大，人员缺乏、经费不足，焦头烂额的事让他变得脾气暴躁。母亲委屈、伤心，在漫漫黄沙中一日日枯萎。

正绝望时，像救星一样，一个男人出现了，他叫赵忠清，是新来的总务总任。在他的甜言蜜语之下，母亲和他私奔了。

1941年全家福

弟弟嘉陵只有5岁，14岁的常沙娜一夜长大，她退了学，学着做鞋、做衣服，接替母亲照顾家庭。很长一段时间，她跟着父亲叫母亲“贱东西”。

随着时间推移，父亲受创的心逐渐被理智抚平，他又一头扎进了洞窟。

“不论遇到何种困难，只要是父亲认定的事，他总是带着自信和不屈服于命运的犟劲，坚持着他对信仰的执着追求，这种精神也锤炼着我，教育着我。”

相依为命的日子，常沙娜像父亲一样坚韧，她读名著，学历史、美术史，获得了同龄人无法从课本上学到的知识。

抗战胜利后，父亲带着他们姐弟去重庆述职。途经兰州时，为了扩大敦煌的影响，父亲举办了“常书鸿父女画展”，谁也无法相信，那些美丽精致的摹本，出自一个14岁的少女之手。

这次画展改变了常沙娜的命运，外籍教师叶丽华被画展吸引，她愿意资助常沙娜到美国留学。唯一的要求是，要同时带走常沙娜临摹的一百幅敦煌摹本。

经过慎重考虑，父亲同意了。签约时，他加上了“回国时随身带回，不得在美国出售”的条款。

1948年，常沙娜赴美，飞机一起飞，她就嚎啕大哭。一路哭泣着，她走进了陌生的国度。

常沙娜在船上

03

到美国后，常沙娜到一所美术学校学习绘画。不久，新中国成立，在海外的留学生们欢呼着，立志要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

谁料，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社会对中国留学生充满敌视，常沙娜决定回国。1950年12月，她放弃学业，只身漂洋过海。

回国后，在父亲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上，常沙娜见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在他们推荐下，她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做了助教。

住在他们夫妇对面，朝夕聆听林徽因的教诲，这成为她转向工艺美术设计的开端。

1953年，常沙娜与杨伟成组成家庭，对这次短暂的婚姻，她这样回忆：

“他是上海人，我与他在美国留学期间相识，还没有深入交往，谈不上很了解。他的家庭条件优裕，精明能干的婆婆主持管理全家，保姆、厨师齐全，结婚以后，一切都是现成的，我全身心投入工作也得到充分保证。

然而，我始终无法适应他家与我以往家庭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夫妻感情日益淡漠使我难以忍受，最终还是在征得家长同意后，以协商形式离了婚！”

从此，常沙娜不再奢望感情，在林徽因指导下，她投身工艺美术设计，小到为外宾设计的礼品，大到人民大会堂建筑装饰，她让千年的敦煌壁画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在实践中，她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名优秀教师。

1961年11月，常沙娜受邀访问日本。这趟旅程中，她结识了代表团的日文翻译崔泰山。

常沙娜与崔泰山

崔泰山长相英俊，朴实憨厚，三年前，曾为父亲担任过翻译。缘分就是如此奇妙，经过两年交往，他们结为伴侣。

与第一次的婚姻不同，这一次，常沙娜真正感受到了夫妻恩爱。结婚时，她提出条件：“一、不生孩子；二、吃食堂，不做饭；三、全身心投入各自的工作。”

崔泰山尊重她的意见，他爽朗地说：“没问题！”

在丈夫的支持下，常沙娜全身心投入教学。1963年，趁着带学生到杭州实习的机会，她去看望大伯，正谈得高兴时，大伯突然问：“你想看看你妈妈吗？”

就这样，时隔20年后，常沙娜见到了母亲。面前的老妇，佝偻着背，手背上，青筋突起，当年那个时髦洋气的艺术家，因生活所迫，靠洗衣为生。

那天，她们都没有掉泪，母亲只歉疚地说：“沙娜，我对不起你们，可是你不能只怨我一个人，你爸爸也有责任。现在我也很苦，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

从此，常沙娜每个月都会给母亲寄钱，直到十多年后，母亲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常沙娜与父亲

04

对母亲的积怨消除后，对于婚姻，常沙娜有了新的理解。年过不惑后，她开始渴望有个孩子。上天眷顾，以45岁高龄，她生下了儿子小晖。

家庭是那样美满幸福，常沙娜愉快地投入教学。1983年，她担任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在这一职位上一干就是15年。

1998年，67岁的常沙娜卸任院长，没有了行政事务缠身，她几乎每年都会去敦煌。

父亲曾说：“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林徽因先生曾说：“我们也应该整理出一本中国自己的历代图案集！”

接过传承的接力棒，常沙娜像燕子一样，在北京和敦煌之间飞来飞去。她带着研究生收集整理敦煌艺术图案，最终编绘完成了《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一书，以此告慰林先生的灵魂。

2019年，“花开敦煌——常书鸿、常沙娜父女艺术作品展”相继在多地举办，跨越73年，他们父女的作品再次重逢。

站在少女时代临摹的《燃灯菩萨》前，常沙娜感慨万千。隔着数十年的光阴，她又看到了十几岁的自己，那样天真烂漫意气风发；她的耳边，又传来隐隐约约的“叮叮当当”声，那是九层楼的风铃在舞动。

莫高窟终将会消失，而敦煌文化，已屹立不倒。

“我叫沙娜，敦煌又叫沙州，我时常感觉‘沙娜’二字隐喻着某种缘分。正是这缘分，促使我跟爸爸走进了茫茫沙漠，走进了神奇的敦煌石窟。”

讲述敦煌，是常沙娜永远的主题。一次演讲结束时，她用法语唱起一首法国儿歌《在月光下》：“在明亮的月光下，我的朋友保罗啊，请你把笔借给我，让我写下一句话……”

一首歌把她带回童年。与敦煌的缘分，从出生就已注定；对敦煌的爱，让她永远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