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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号相信不少人都不陌生，许多人在小的时候，就因为某些行为或者特征被人起绰号，长大了也会因为某些原因，被人起各种各样的外号。

其实绰号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的社会文化，在史料和历史文学中，都有绰号的身影，最明显就是《水浒传》的一百零八将的名号。

比如霹雳火秦明，黑旋风李逵等等。到了明末的那些起义农民军首领，头上也是挂着各种各样的称呼，比如《明朝那些事儿》中提到一块云、三只手等。

而古人的绰号如何起，又以什么方式传播出去？对于爱好者来说，也是探究历史的一个方向。

一、绰号对研究语言文化的作用

绰号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外人对他人所起，再通过人与人之间口头传播，从而流传于外，由于每个朝代的文化特征各不相同，因此绰号的形成方式也各不一样。

历史学家对于古代绰号的考究，往往是从古代文学、史学典籍，以及民俗文化各方面去进行研究。

别看绰号显得平平无奇，但如果放到历史研究上来说，却是研究历史语言变迁的一种重要考量。因为语言的存在和演变，说白了就是口语使用的变化。

口语是人们日常对话的语言，这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一样的，它可以反映一个人说话是否有礼仪和教养。

而绰号作为一种特殊用词，并且被广泛传播至今，它经常会出现在人们的口头上，因此成为语言学家研究古代语言的方向之一。

目前大部分古人绰号的考究，最开始来自于对历史文献上对人物的标记确定。不过这并非是通过古代文学小说，即《隋唐演义》、《水浒传》等进行的。

因为绰号流传于当时人们交流之中，是最容易被铭记和记录的存在，不需要像古诗词和历史书籍一样，到处研究一个词或者一个历史事件的出处和背后含义。

人们对人物绰号的理解和描述，往往是通过文献中只言片语得到的，比如《金史·世纪》中对完颜乌古乃的描述，称：

“景祖嗜酒好色，饮啖过人，时人呼曰“活罗”，故彼以此讪之，亦不以介意。”

意思就是完颜乌古乃平时喜欢好酒且好色，对饮喝要求很高，因此被后世的人称为活罗。

又比如元朝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第一折所写道：

“人见我生得黑，起个绰号叫俺做 黑旋风。”

意思就是人们因为我长得太黑，所以就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黑旋风，这个典故后来也被用到《水浒传》之中。

由于绰号大多数都由被起绰号的人身边的其他群众所起，他们都是同时期的人，最能反映当时的语言风格。但由于文化和风俗差异的关系，这些绰号往往带有各种当地方言或者特殊的口语词。

因而，对于绰号的好坏，人们也有所争议，比如在《异号类编·序》中，就曾把绰号比作是 “语虽俚质，意足劝惩”的恶劣语言。

而到了日本汉学家长泽规矩也，则认为绰号就是名士的别号，是俗语的一种，这是他所写的《明清俗语辞书集成》中对绰号的评价。

绰号来源的复杂性

绰号评价的极端化，一方面是因为绰号的来源比较复杂，有些是他人对别人的戏谑之言转化而成，比如黑旋风李逵，《新五代史·高从诲传》提到的高赖子。

这都是他人对被起绰号的一种蔑称，听起来稍显不堪入耳。有的则是自己起的名号，再通过他人一步步传颂成为绰号，比如蒲松龄的别号柳泉居士。

同时有些绰号的存在本身就存在争议性，因为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区别，导致绰号的意思在不同时代，因为修辞和用语上的不同，从而引发出不同意义。

蒲松龄

随着近代中国人逐渐使用白话替代过去的文言文，现代中国人对文言文这种古汉语的理解变得困难，同时绰号作为口语的一种，往往只能通过历史文献的书面语给他人知道，用俗话说就是通过第三人的角度去看古代的时代，无法直接通过纯粹的口语资料了解过去的历史语言环境。

如何辨别这些绰号的最初含义，以及这些绰号是否是绰号，都是一个很深的学问。

在历史学和语言上在考究某些绰号存在的真实性过程中，总结了六个规律理论，统称辨讹六则，它们分别是的泥下潜蛙、白死汉、乙巳居士、酒可郎、老郎主、了婆总。

这六个名字并非理论名，而是理论所对应的文献中，曾被多次被误认为是绰号的六个词语。

他们之所以会被误判成绰号，大多数是因为词语出现的时间距离现在太久，后世记录者在记录和研究绰号时的传写方式有差异，或者词语在当时的意思存在太大争议性，导致这些词语被误认为是绰号。

在这里我们以其中一个泥下潜蛙，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南宋曾慥所写的《类说》卷四之中，卷中引用的是《玉箱杂记》的一段话：蔡邕、崔寔号“并凤”; 寔又与许受号 “二龙”; 王仲宣号 “泥下潜蛙”。

此后明朝的《丹铅杂录》、《说郛》等文言文丛书，都借以《玉箱杂记》这段话作为标准，把“泥下潜蛙”当做王粲（字仲宣）的绰号。

然而这个理论到了现代经过多方考察却发现，“泥下潜蛙”极有可能并非王粲的名号，因为《类说》中作者虽然将曹植、蔡邕等人和王粲并列在一卷。

但是曹植、崔寔等人所用的名号皆是神话中的灵禽，而王粲却偏偏是另类，同时一些历史文献中，潜蛙是一种侮辱人的词语，作为一种赞颂文学家的戳货，却用这样的词语，显然十分矛盾。

另外古代人在收录和研究绰号的过程中，往往因为交通不便和个人能力有限的缘故，同研究的语言范围往往是有限的，比如限制在几个省或者几个州。

这导致许多绰号的研究，存在着各种问题，比如应收未收、所收非绰号异称、忽视“释语言” 等，都是绰号收集和研究者经常遇到的问题，比如上文提到的泥下潜蛙就是所收非绰号异称的误解。

还有清代太学生孙恒年所写的《古人混号》尽管种类丰富，但也缺漏了《三朝北盟会编》、《国初事迹》等著名史籍所记载的历史人物的绰号。

一些人认为会出现这种状况，很大程度是因为绰号的记录会被认为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所用，是因为后世所看到的这些记录绰号的书籍。

比如宋代《类说》，都是经过之后明清等文学家二次加工后的内容，时代相隔太远，导致他们对这个词的了解与原来作者差异太大，最终因错记错而流传下来。

因此要考究一个绰号的来源是否真实，应以更早期的历史书籍或文献作为考证，而研究绰号的真实性和含义，其实就是在研究汉语的历史变化。

三、方言和古汉语之间的差距，绰号的另一种形成模式

古代中国的语言环境其实很复杂，虽然大多数人说的都是汉语，但是口音和语言都有多种分类。古代就有市语和俚语等特殊语言，其口译转换成古汉语后，因为口译语气与某些词相似的缘故，从而被当做某些人的绰号来使用。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许多古代文献都有出现，比如唐朝《朝野佥载》卷四有这么一段话写道：

“周韶州曲江令朱随侯，女夫李逖，游客尔朱九，并姿相少媚，广州人号为三樵。”

里面的三樵就是这三个男子的合称，这里的樵到底是什么含义，《朝野佥载》没有任何的记载，但根据古代人把俏形容他人美丽的意思，樵一词极有可能是因为词音与俏相似，从而作为绰号用在三人身上，为的是隐喻这三人的魅力。

古代人的绰号，它的含义往往因为编写的人所生存的时代不同，因此研究资料又分为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两种。

像《丹铅杂录》、《类说》这种通过对某些文献中记录的某些书籍内容进行绰号佐证，就是后世资料的代表，而绰号也是词语的一种。

它的解释往往是多用途的存在，研究者不是当时的人，这导致绰号的记录的研究会出现各种的偏差，当这些偏差集体出现在一起时，绰号的真实含义和真实存在性就值得现代预言家和文学家努力考究了。

参考文献：

《类说》

《丹铅杂录》

《金史·世纪》

《异号类编·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