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奈良时代，日本上皇与宗教势力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奈良时代，日本佛教受中国影响逐渐形成了六个有代表性的学派，包括华严宗、律宗、法相宗、三论宗、成实宗、俱舍宗，被称为南都六宗，此时的六宗仍处于学派的阶段而没有成为具有排他性的宗教团体。经历奈良末期对于佛教界的整顿，日本的佛教呈现出新的发展势态，在桓武天皇和嵯峨天皇的支持下，入唐求法归国的最澄和空海分别创立了天台宗与真言宗。

天台宗与真言宗的建立拉开了日本宗派佛教的时代序幕，宗派佛教的特点是高度推崇自己宗派的教义并且具有很强的排他性，此后原有的南都六宗也开始由学派逐渐向宗派转变。各个宗派之间互相抗衡逐渐牵扯到上层贵族势力，甚至逐渐与贵族们形成统一的利益集团。随着摄关政治的固化，官员的任命越发注重门第与家格，呈现出世袭化趋势。

摄政关白以及朝堂上的一些重要的官职大多由藤原北家嫡系担任，其他氏姓贵族也同样按门第家格担任相应职务。在这种条件下中下级贵族的升迁之路变得更加艰辛，他们受到身份的限制很难跻身于统治阶级上层，于是其中的一部分人选择放弃俗世地位出家为僧。

由于佛教不在乎世俗社会中的贵贱等级，而是看重入道修行的时间即腊龄、学识与修为，因此一些中下级贵族及平民出身的有才华者纷纷进入寺院以期通过的刻苦学习与修行实现自身的价值，并且有可能担任职位较高的僧官。僧官制度早在推古天皇时代就开始出现，是政府为了管理僧尼而制定的，僧官一般指由政府任命的僧纲，以及主要由僧侣集团内部商定再由政府任命的僧职。

僧纲即高职位僧官，分为僧正、僧都、律师三个级别；僧职主要是指上座、寺主、维那（都维那）等寺院的负责人即三纲，以及法务、威仪师、阿阇梨等僧职。此外还有授予僧侣的荣誉性称号以及相应的待遇，即僧位，也可以看为僧官制度的一部分。在奈良时代及平安初期对于僧纲、僧位、僧职等的任命及授予比较谨慎严格，只有真正有修为有才学的僧侣才会被任命。

因此在平安时代前期，很多中下级贵族及平民出身的僧侣凭借着不懈的努力也可以升任高级僧职。然而随着上层贵族势力的不断侵入，贵族的身份制度逐渐影响到高级僧官的竞争。贵族出身的僧侣不但可以拥有更优越的学习及修行条件，在晋升方面也享有优先权。如村上天皇时期的右大臣藤原师辅之子寻禅出家后，在师辅的政治地位及巨大财富的支持下，受到了极其良好的教育并且在年纪尚轻之时就越级升任高级僧职，最后超越多位前辈成为天台座主；一条天皇时期的关白藤原道隆之子隆圆未及弱冠之龄就升任少僧都。

此后越来越多的皇族以及藤原氏等高级贵族家的子弟出家为僧，他们依靠高贵的门第，多数都在寺院里享有特殊待遇，拥有着比中下级贵族及平民出身的僧侣更快的晋升速度，逐渐占据了高级僧官及各大寺院的座主等职位。同时许多寺院本身就与皇族或贵族有关，平安中期以后一些皇族及贵族子弟出家，他们所居住或主持的寺院称为“门迹寺院”，亲王出家所居的寺院叫作“宫门迹”，藤原氏摄关家子弟出家所居的寺院叫作“摄关家门迹”。

还有一些寺院是贵族的氏寺，或称族寺，即由某一氏族建立的寺院，如法相宗的兴福寺是藤原氏的氏寺，受到藤原氏的保护与资助，同时兴福寺也是摄关家门迹，享有大量特权，拥有大量土地和庞大的庄园。到院政时代由于三位“治天之君”崇信佛教，大力弘扬佛教，大量皇子女进入寺院，在白河上皇时期开始出现出家的皇子又受命为法亲王之例，并为后世所沿用，这是“把世俗的身份制引入本应超然于俗界阶级和名利之外的僧侣社会，是僧侣世俗化的明显表现。

其原因是在世俗社会中不能给予亲王以昔日的待遇和荣誉，要凭借寺院的地位和财力去取得补偿”。由此寺院与朝政也紧密结合，政治经济势力都增强的寺院与贵族间的关系逐渐由联合走向了对立。以上皇为首的世俗势力对佛教事务的干预遭到了一般僧众的反对，由于皇族与贵族将世俗的门阀等级引入了本应超然于世的寺院内部，基本堵塞了一般僧众的升迁之路，而且年纪轻、腊龄短的僧官也不易为僧众所信服。

而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寺院为了维护治安、保护寺产而设立的大量私有武装即僧兵，也逐渐成为朝廷的隐患。“僧兵”一词在平安时代尚未出现，时人一般称之为“恶僧”，在德川时代编撰的《大日本史》中将其称为“僧兵”，后世遂沿用。僧兵主要是为了逃避税役而出家的农民及失去产业的流民，有时也包括寺院庄园中的庄民及武士。

最著名的僧兵集团是比叡山延历寺的山法师以及奈良兴福寺的奈良法师，他们被称为南都北岭僧兵，南都即指奈良，北岭则指比叡山。僧兵在寺院与寺院、寺院与朝廷间的对抗中愈发壮大，他们经常抬着神物入京，强迫朝廷满足自身要求，这种行为被称为“强诉”。例如奈良春日神社所供奉的春日大明神是藤原氏族的祖神，被兴福寺奉为寺院的镇守，即保护神，清和朝开始由兴福寺管理并负责祭祀。

因此在平安时代中后期兴福寺常组织僧兵抬着春日神木入京强诉，神木是春日大神的象征，当僧兵们抬神物上京强诉时，以藤原氏为首的贵族官僚们往往束手无措，甚至躲在家中不上朝，加剧了朝堂的混乱。此次事件是由于朝廷任命了清水寺别当，但兴福寺与延历寺围绕着清水寺别当的人选问题而产生了矛盾，两寺先后抬神物进京强诉。

由于关系到藤原氏的氏寺以及神木、神舆，贵族公卿们计无所出，导致局面愈发恶化，两寺即将爆发武装冲突，而贵族们仍无计可施，只寄希望于奉币祈祷，最终还是依靠平氏源氏等武士集团，以武力平息了事态。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贵族社会的无力与倾颓，期间白河上皇曾多次发布“二寺和解”、“僧徒还山”的谕旨，但僧兵们并不奉旨，令在世俗社会拥有至高权力的白河上皇深感无奈，他曾感叹说“天下不如意者，惟鸭河水、双陆采、山法师而已”。

这一时期的寺院也俨然成为一个集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军事力量于一身的势力派别，不仅影响当时的政治局势，在之后的武家政权时代也保持着重要的地位，在镰仓时代，“寺家”被认为是能与公家、武家鼎立的势力。世俗势力对佛教事务的干预及一般僧众对此的反抗也促进了镰仓时代新宗派的创立，推动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民族佛教的形成进程。

寺院势力的强大也是对“治天之君”权力的制约，“治天之君”只有依靠武士才有可能抵御僧兵。正是在上皇与藤原氏摄关家及寺院势力抗衡的过程中，中下级武士作为其所依靠的武力支持而逐渐崛起，并最终发展成一支不再受控于上皇与贵族的新兴势力，院政的三位“治天之君”无疑是亲手为自己政权的培养了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