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卷 孝惠皇帝中之下

太安二年（癸亥，公元三零三年）

原文：

新野庄王歆，为政严急，失蛮夷心，义阳蛮张昌聚党数千人，欲为乱。荆州以壬午诏书发武勇赴益州讨李流，号“壬午兵”。民惮远征，皆不欲行。诏书督遣严急，所经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县官长皆亲出驱逐；辗转不远，辄复屯聚为群盗。时江夏大稔，民就食者数千口。张昌因之诳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众于安陆石岩山，请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往从之。太守弓钦遣兵讨之，不胜。昌遂攻郡，钦兵败，与部将硃伺奔武昌，歆遣骑督靳满讨之，满复败走。

点评：

（1）官逼民反。

《贞观政要》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这是一种为政的用人观点。

用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用对了呢？

《二程文集》给出了答案：“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民为本。”

这是一种为政做事的指南。而司马歆显然没有接受这种教育。

（2）为了剿灭李流，朝廷征兵支援。

为什么从荆州征兵？

首先因为只有荆州地区和汉中地区离蜀地最近，但是汉中地区此时是司马颙的地盘，他可不管蜀地死活，主要精力盯着洛阳。所以只剩下荆州地区这一个方向可以支援蜀地。

其次，荆州地区人口稠密且富裕。但是此时西晋朝廷的凝聚力太差，且由于上层争斗已经顾不上发展民生项目。正常状态下一个政权如果让人民去战场打仗，至少要给予他们后方家人稳定的生活保障。很明显现在西晋朝廷做不到，荆州地区人民自然不愿意白白去蜀地送死。

原文：

昌遂据江夏，造妖言云：“当有圣人出为民主。”得山都县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刘尼，诈云汉后，奉以为天子，曰：“此圣人也。”昌自为相国，诈作凤皇、玉玺之瑞，建元神凤；郊礼、服色，悉依汉故事。有不应募者，族诛之，士民莫敢不从。又流言：“江、淮已南皆反，官军大起，当悉诛之。”互相扇动，人情惶惧。江、沔间所在起兵以应昌，旬月间众至三万，皆著绛帽，以马尾作髯。诏遣监军华宏讨之，败于障山。

点评：汉的影响力还在。在民间老百姓还认“汉”这个招牌！

原文：

歆上言：“妖贼犬羊万计，绛头毛面，挑刀走戟，其锋不可当。请台敕诸军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骑校尉刘乔为豫州刺史，宁塑将军沛国刘弘为荆州刺史。又诏河间王颙遣雍州刺史刘沈将州兵万人，并征西府五千人出蓝田关以讨昌。颙不奉诏；沈自领州兵至蓝田，颙又逼夺其众。于是刘乔屯汝南，刘弘及前将军赵骧、平南将军羊伊屯宛。昌遣其将黄林帅二万人向豫州，刘乔击却之。

点评：朝廷派兵支援荆州地区。司马颙继续搞内斗，不奉诏书。刘弘时年67岁，刘乔时年54岁。

原文：

初，歆与齐王冏善，冏败，歆惧，自结于大将军颖。及张昌作乱，歆表请讨之。时长沙王乂已与颖有隙，疑歆与颖连谋，不听歆出兵，昌众日盛。从事中郎孙洵谓歆曰：“公为岳牧，受阃外之托，拜表辄行，有何不可！而使奸凶滋蔓，祸衅不测，岂籓翰王室、镇静方夏之义乎！”歆将出兵，王绥曰：“昌等小贼，偏裨自足制之，何必违诏命，亲矢石也！”昌至樊城，歆乃出拒之。众溃，为昌所杀。诏以刘弘代歆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六月，弘以南蛮长史庐江陶侃为大都护，参军蒯恒为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进据襄阳。张昌并军围宛，败赵骧军，杀羊伊。刘弘退屯梁。昌进攻襄阳，不克。

点评：

（1）内斗。司马乂担心司马歆借讨贼为名，起兵讨伐自己，所以最开始限制司马歆出兵。

（2）司马乂与司马颖开始有了嫌隙，这是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3）孙洵在讨伐司马伦和此次事件的两次表态，都足以表明他是有家国情怀，且做事很有气魄的一个人。身边有这样的人是司马歆的福气，但是有高人而不用等同于没有。

（4）王绥的建议表达了一种思想，一种氛围，一种做事态度。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领导是做什么的？

领导是一个组织的精神支柱，要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开拓精神和进取精神，最为关键的时刻要有献身精神。

而司马歆显然是不合格的，作为一个地区的军政长官，他有三个不了解。

第一，他不了解自己的属下。如果了解自己的属下并用了合适的属下，则叛军不会打到家门口。

第二，他不了解自己的军队。如果他了解自己的军队，则不至于刚出城就溃败。

第三，他不了解自己。他给朝廷上书请求援军时说叛军“其锋不可当”；孙洵建议他守土有责，不能使叛军“滋蔓”时，他决定出兵；王绥建议他不可在违命的情况下“亲矢石”时，他又退缩了。摇摆不定，没有决断，所以说他不了解自己。

最后叛军打到家门口了才不得不慌慌张张，带着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任何动员，又毫无凝聚力的军队出城，溃败，身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