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学的诞生与确立

江户时期，随着国学塾的创设，其对当时的教育活动影响有多大？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江户时代中期是学术文化思想流派异常活跃的时期，主要体现在：首先，被奉为官学的朱子学说面临极大挑战，新学说层出不穷，“百家争鸣”，形成新型知识分子集团；其次，各新学说流派相互交融、互联互通，形成为近代日本发展战略提供基本思路的经世学派。

在江户时代中期，日本思想文化领域对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是1720年的“洋书驰禁”及其带来的“兰学”和“国学”的发展。

从18世纪开始，日本出现了一种依据“古道”，批判衰落的朱子学说，建立新的理论体系的思潮。学者中出现了对中国文化在日本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不满情绪，开始提倡振兴日本本土传统文化——国学。

国学家认为日本人的观念和习惯已经被儒教和佛教过时的腐败思想深深毒害，提倡应该通过日本历史和古典文学中的信条、行为故事从精神上、伦理上引导人民。国学在确立过程中深受古学，特别是徂徕学的影响。

古学派和国学都属于复古学说，然而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异。古学派主张只有通过对儒教古典的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先王之道”，认为朱子学说的“理”主宰宇宙的看法，是对先王之道的歪曲。古学派依据儒教的古典来批判儒教的朱子学说，是儒教体系之中相互博弈，是同一体系学说在新阶段出现的新形态。

国学也主张恢复古道，但国学者提出的古道并非儒教的古道，而是日本古代的神道，它主张恢复的不是儒教固有的精神，而是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主张通过古文辞学的研究来弄清古代精神的全貌，以否定作为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外来儒教思想。

江户时代早期，佛教、儒学在道德、训谕方面的揭示和附会对和学起着统治性的作用，但临近江户时代中期，受古学运动的刺激，学界开始呼吁和学独立。这一运动首先在以京阪为中心的地区展开，契冲和下河边长流就是其中先驱。他们都主张以文献学的方法研究《万叶集》，打破二条家的歌学拘泥传统窠臼和神秘主义，主张歌学研究上的自由。

最初将国学体系化的是京都神官荷田春满（1669-1736），专注于对《万叶集》《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古典的研究，并向将军德川吉宗提议建立国学学堂。他主张运用古语、古文阐明日本固有的精神，反对运用儒学、佛学的态度来解释日本古典。并在1728年将日本本土文化思想总结为“国家之学”，以“国学”称之，并提倡振兴国学。

他提倡教育中应该教授学生学习和掌握日本古代语言，从而理解前代传下来的古典事纪。荷田春满的门人贺茂真渊及其他的学生本居宣长对国学的正式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贺茂真渊认为儒学、佛教的传入是导致日本古道衰微的主要原因之一，主张将儒、佛二教从日本古道中剔除，依照古例实施日本固有的神道。贺茂真渊通过古典《万叶集》开始了对古言语法的深入钻研，并将前人分散的国学研究整合为完整的学问系统。贺茂真渊在江户开办了私塾“县居”，门人众多，其中最具有实力、能够继承其衣钵的非本居宣长莫属。

本居宣长通过对《古事记》的研究，将古道说发展成为系统的复古神道，并倾注心血完成国学著作《古事记传》。同时，本居宣长还提出“物哀”理论，认为“人欲非天理”，寻求文学中人最极致的真情。

在江户时代中期，国学作为“非官学”的“异端学说”主要是通过国学者开办的私塾来进行传播和普及的，这和私塾所特有的自由性质是分不开的。关于这一时期国学塾的发展状况和办学活动，我们从本居宣长创设的国学塾——铃之屋中可一窥究竟。

二、融入庶民阶级的国学塾

江户时代以前日本将知识作为“秘事”隐秘传授的教育方法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江户时代里仍然有许多私塾使用秘传授受的教育方法。秘传授受的传统教育方法具有很强的排他性，限制了教育的传播和普及。

秘传授受的教育方法最初源于古代的家族和氏族，特别是掌握宗教仪式、医学、香道、书道、茶道、神乐、武艺等领域的家族，由于身份和事业的世袭罔替，必须将专门的技术或知识封锁在本家族内部，保持知识或技术的独有性。但是，进入江户时代中期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域间人员流动的日渐频繁，文化领域全面繁荣起来，许多私塾逐渐打破教育上地域、身份的壁垒，开放办学。

本居宣长和平田笃胤等国学家们不仅注重国学学问本身的发展和国家主义的确立，还致力于将学问传播教授给更多的人们，特别是教授给庶民阶级。因此，国学塾教育的特色之一便是对武士阶级以外的城市贫民和乡村农民等庶民阶层的教育普及。

特别是在江户时代末期，明治维新前，国学者通过撕书向农民阶层普及国学思想，并不时地批判幕府政治，从而提高了地方人民的政治意识，特别是对明治维新后的人民发起的要求政治自由和自治的“自由民权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国学塾的个性具有较强的庶民特性，它的发展特别是教授方法和运营模式是以教育乡村的劳动人民为目的，这与当时的官公立学校的教育截然不同，也不同于多数以武士阶级为主要教育对象的私塾。后述中，我们将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国学塾本居宣长的铃之屋来探寻国学塾独特的教育方针和方法。

国学塾另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就是教师走出塾院到各地为国学爱好者讲学。国学家经常会被贵族和大名招待到府邸进行讲学，也会到各地门人的宅府内开设国学讲坛。这种形式的外出讲学为不能离开田地和店铺的庶民阶级提供了与优秀学者接触的机会。另外，在地方的国学者中也有利用这种教育方式对教育对象开展国学教育的。

三、扎根市井的国学塾——铃之屋

（一）本居宣长与铃之屋的创办

本居宣长（1730-1801）1730年5月7日出生在伊势松坂市内的小津家。小津家在当时的松坂市内拥有30间店铺，世代经营棉花批发生意，是松坂市内屈指可数的豪商。11岁时父亲病逝，本居宣长的哥哥继承家业。

19岁时本居宣长被过继给伊势山田市的纸商当养子，正式学习商业之道，但由于宣长沉迷于和歌和俳谐（俳句），对纸张贩卖生意不关心，在两年之后被赶回松坂市小津家。1752年本居宣长放弃从商，立志成为医生，并于3月前往京都游学，直到1757年10月。

在京都游学的5年多时间里，本居宣长先后在朱子学者崛景山的汉学塾、崛元厚的医学塾和医生武川幸顺的私塾内学习汉学和医学，同时还向森河章尹学习和歌。1757年，本居宣长回到松坂市，在自宅开设医馆，白天在医馆工作，晚上便去参加当地歌人组织的歌会。

由于本居宣长在京都游学中培养出的文学素养，惹来当地歌者们的注意和仰慕，于是在歌会仰慕者的请求下，1758年6月本居宣长开始在自宅讲授《源氏物语》，这便是私塾铃之屋教育活动的开端。当然，这不同于有组织的正规经营的私塾，它更类似于志同道合的人们在一起开设的同志会或讲习会。从此，本居宣长在从事医业之外开始了教育活动。

（二）多样的就学形态及自由的学习方式

铃之屋在开办初期主要讲授《源氏物语》《伊势物语》《枕草子》《万叶集》等书，教学方式以会读和讲义为主。会读主要针对有一定知识基础的成年塾生，通过会读师兄弟间交换意见达到共同理解。初期铃之屋内的塾生大都为松坂市歌者会内的同仁；讲义则主要针对知识基础薄弱的新入塾者。

由于本居宣长白天经营医馆，进行诊疗活动，塾内的授课大都在晚饭后进行，并且塾生大都是有工作的成人，夜间授课正好可以兼顾师生白天的工作。

授课内容根据讲授的课本不同，讲授的时日也不尽相同，如《源氏物语》讲授2晚，《枕草子》讲授4晚等。铃之屋的授课内容主要根据学生学习意愿的高低而定，授课时间上也会根据学生的情况进行调整。

由于铃之屋课程计划的构成完全以学生的教育需求为中心，加之对学生出席没有强制要求，虽然其课程构成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学生频繁的自由出入、长期缺席等情况的发生，阻碍了塾内教育活动的顺利进行，对勤奋好学的塾生和塾内的学习士气产生了负面影响。于是在1799年铃之屋对塾内塾生提出，为维护师生之仪，长期缺席者需向老师请假，若有长期不与联系者，则断绝师生关系。

（三）塾生的经济负担

铃之屋的许多塾生并不直接来塾求学，而是通过书信往来的方式维持师生关系，所以入塾学费的缴纳时间和金额都没有统一的规定，各人有各样。江户时代即使是非常有名的私塾或是门人众多的大规模私塾，都没有对学费制定相关的塾规，一般都是参照塾内前辈学费缴纳金额作为标准。

铃之屋的学费和大部分私塾类似，分为入塾时缴纳的束脩、谢金（相当于授课费）以及年中各节日的祝仪（礼金）。谢金一般每年缴纳4次，即春季、中元节前后、秋季和岁末。

授课费的缴纳根据塾生在塾就读的时间长短和来塾学习的次数不同，各有差异。许多外地学生来塾时间较短，缴纳次数达不到一年4次，金额相比在塾内集中上课的塾生缴纳较少。

（四）铃之屋的塾生及对本居宣长国学思想的继承和传播

根据铃之屋的授业入门姓名录的记载，从1758年夏天本居宣长讲授《源氏物语》开始，到1773年间，共有入塾者43人，但入塾年份大都不详。

根据从塾生入塾年份有详细记载的1774年到本居宣长去世的1801年间的记录来看，到1779年（安永八年）为止的入塾者全都来自伊势地区，其中来自伊势松坂市的塾生最多，58名塾生中就占33人。1780年铃之屋内出现了来自名古屋、冈山等地的塾生，之后他们又作为塾中前辈介绍了许多同乡来塾就读。

这种同乡介绍同乡的招生形式在当时的私塾内是极为普遍的。授业入门姓名录的记载所示，1789年（宽政元年）塾生数量快速增加，这和本居宣长开始到各地开展讲习活动有很大关系。

大多数塾生在进入铃之屋之前，都已具备一定学识，甚至有的塾生在入塾前已有从事教育的经历。铃之屋的塾生在毕业回乡后大多自己开办私塾，开展教育活动，将在铃之屋同本居宣长所学的国学思想继续传播。如大阪的村田春门、远江的小国重年、京都的长谷川菅雄、飞弹的田中大秀等许多塾生都在学成后开办了私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