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核心是建立强大的近代化军队用以“剿发捻”“勤远略”。洋务派将西方列强强大的原因理解为拥有近代的武器，因此重视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为此洋务派大量购买武器同时设立兵工厂。但是真正实现军队的近代化需要国民经济及社会的系统化的支持，而传统社会的中国无法提供这些支撑。

洋务运动不断面临新的问题如资金、原材料、交通运输、人才等等。洋务派为解决这些问题，不断地突破原有的范围向民用工业、教育等领域延伸。

其中一些问题在洋务运动中就得到了一定的解决，如兴办工商实业解决资金和原材料的问题，举办轮船招商局解决交通运输的问题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来解决人才，但是更为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却少有触及。即便是洋务派意识到了部分问题，但是在试图解决的时候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顽固派极力反对洋务运动，使得洋务运动受到了限制。

一、官办问题

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所兴起的洋务运动虽然在后期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并兴建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但是“求富”还是为了应对在“自强”的军事建设中所遇到资金、原料等方面的问题。李鸿章就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力。”沈葆桢则说得更为直接：“筹饷为自强之纲。”。

正因如此在洋务运动中，虽然兴办工商业并且部分企业采用“官督商办”的模式，但是清政府却仅仅将这些企业作为“浚饷源”的工具，没有对这些投资者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相反新式企业却成了大小官僚的私利之源都想从中获利。

而这种不注意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做法，极大地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致使官督商办的模式很难筹集到商民的资金。1887年中国铁路公司到天津招股竟“没有一个人附股”。1889年李鸿章派人到天津为漠河金矿招募响应者寥寥几人。商民用实际行动的方式来抵制官督商办对商民利益的侵害。

社会上也对这一问题进行议论，郑观应要求放开对民间设厂的限制。清政府对洋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也有一定的认识。顽固派指责其中存在的靡费、中饱等问题。洋务派也认识到政府插手经费的弊病，李鸿章曾担忧：“若官自办，恐有法无人不可持久”，商务“不能由官任之，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也。”。

对此清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例如：为限制军用企业滥用用费清政府于1883年改变过去由各局开单向户部实报实销的办法实行由各局事先细开项目价格报销。这只是运用行政手段来形成对官办企业的财政硬约束而没有将企业推向市场也没有解决企业制度问题。

二、铁路问题

在铁路方面甲午战争前洋务派虽主张大力兴建但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进展极为缓慢。在1880年底刘铭传奏请借洋债修铁路。然而修筑铁路的建议却遭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指责，其中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上万言书称铁路，称修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竭力阻挠修筑铁路。

由于修筑铁路的阻力太大1881年清廷发布上谕：“迭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直到1887年，由于中法战争中军事调动不灵。中国才开始修造铁路。铁路建设需要巨额资金，但清政府财力有限，要想大规模筑路，必须借款。

在清政府打算修造芦汉的时候，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当时存在两种看法，张之洞认为“洋债洋铁两端皆必受盘剥，息外有息，耗中有耗。”主张由各省招股集款。而李鸿章则主张借款筑路，“集商股，拨部努，断不济事，只有轻息借洋款，约二三十年就铁路余利分次清还，可无须关税作抵，此须朝廷作主，乃能取信外人，千载一时，舍此别无办法。”清廷更倾向用财政资金筑路。

1889年12月，清廷正式颁布上谕：“请饬户部岁拨路款二百万，不借洋债，不购洋铁，用堑全工”，明确否定了借债筑路。用财政资金筑路，虽然可以保证利权掌握在中国人手中，但是清政府财力有限，难以大规模拨款筑路，再加清政府对修造铁路的必要性认识不够，甲午战争以前，修造铁路进展缓慢。

三、教育问题

兴办洋务需要精通西学的人才必然需要兴办西式学校。而在中国培养人才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学校更在乎科举制度。不改变科举制度就难以大批量地造就西学人才。1864年李鸿章就向朝廷提出了变革科举的问题：“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开科取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但是当时反对力量太大没有成功。而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变革科举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1887年御史陈琇莹基于“西法虽名目繁多要权舆于算学”上奏要求在乡会试之中增加算学考试，“将明习算学之人归入正途考试令由科甲出身之处出自圣裁”。清政府认为“试士之例未容轻易变更而求才之路似可量为推广。”同意增设算学。

当时规定，报名应考者达32人，照章取一人，而历次乡试中算学一科均不足额，只能作罢。算学一科的设置，对于满足洋务运动对人才的需求的直接作用或许不大，但是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科举制度，为以后的科举制度改革作了铺垫。

四、总结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清政府就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筹饷，二是练兵。八旗军队以及绿营此时已经腐败不堪，无力镇压太平天国的军队，清政府只能依靠各地的团练。而连年战争使得清政府财政困难，无力支付军费，只能任由团练大臣以厘金等形式自行筹集军费。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清政府中部分官员感受到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震惊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所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进行了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但是洋务运动由于受顽固派的反对，其范围和程度都受到很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