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和清朝皇帝之间的纽带-西洋钟表

“耶稣会的神父们在过去的40年里，为踏入中国费尽千辛万苦。进入这广大帝国犹如登天之难，而今却这般易如反掌了。我们好似身浮梦境、幻境之中。”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在信中的这句感叹，指的就是西学东渐初期，洋教徒们用自鸣钟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那段历史。

“富玩表、贵藏钟”,这个说法正好适用于明清时期那些帝王们。故宫博物院的奉先殿，今天已经专门被辟为钟表馆。作为全世界收藏西洋钟表最多、品质最好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些钟表绝对是当时奢侈品的代表，它们设计精巧、功能奇特、装饰美观，具有很高的历史、科技和艺术价值。故宫博物院现存的1000多件钟表主要是18至20 世纪初的产物，而这个时期正好是西欧钟表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期。所以故宫的钟表收藏不仅融会了这200年间钟表的发展轨迹和技术水平，也展现出许多特意为中国制造的钟表的不同特点。20 世纪80年代,英国女王在参观故宫的钟表馆时，感到非常震惊，表示这些钟表藏品新奇、独特，有一些她在英国的博物馆里都没有见过。

中国是最早使用计时器的国家之一。从早先的日晷、漏刻到唐代天文钟、宋代水运仪象台、元代大明殿灯漏等,都代表了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科技成就。唐代僧一行、梁令瓒与工匠一起创制的计时机械装置“黄道游仪”和“浑天铜仪”可谓世界上最早的机械钟。有外国学者把我国古代关于天文钟的发现誉为“后来中世纪欧洲机械钟的直嫡祖先”。

但是到了明太祖时期，因厉行节俭，一次，司天监的官员将元朝皇帝享用的精巧的水晶宫刻漏呈上时,朱元璋对献宝的官员说:“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是在做无益之功而害有益之事，倘若元皇帝将宝玩之心用来治理天下，他怎么能亡国呢?”说完，便命令把这刻漏击碎。其戒奢从简也许没错，但这一击，也使中国的天文学因得不到官方的支持而陷于停滞。

明亡之后,传教士们通过钟表接近宫廷的统治者。而清代皇帝对西洋钟表的痴迷则更甚于前朝。对于皇帝们而言，钟表既是计时器,又是陈设品;既是高档实用器物，又是精美的艺术杰作。有清一代，从顺治到乾隆，都对西洋钟表迷恋不已。欧洲制表商也看准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并按照中国人的喜好，专门生产销往中国的钟表。如此一来，皇宫收藏的钟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精美。清代的帝王们不仅热衷于搜集各种西洋钟表和科学仪器,还在宫内设立“做钟处”，专门负责仿制欧洲机械钟。做钟处的职能是按照皇帝的要求制造、修理御用钟表。此时，时钟已成宫廷生活必需品，并作为举行各种宫廷仪式的时间依据。

德国人汤若望在清初不失时机地向顺治皇帝进献了一架极为奇巧的天体自鸣钟，还特意写了一篇《天体自鸣钟说略》的介绍文章。顺治帝对其所献之钟赞曰 “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大为喜欢。而对西洋学术怀有强烈求知欲的康熙皇帝,更是经常召请耶稣会士人宫讲解西洋科学理论。

他对于集多种科技于一身的钟表尤为喜爱。1692 年 初，康熙在乾清门把大学士、王公九卿招至御前，欲将中国的日晷与西洋的钟表一较高下。康熙派人取来日晷,用笔画出正午时光影应该在的位置，并与一行人一直在日头下等侯。正午时分，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制造出来的时辰钟，与日晷所显示的时间完全吻合。这一实验令在场的王公大臣们对西方科技十分信服。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曾以所制右手执剑,左臂持盾的“自行人”进献于康熙帝。这种自行人在上足了盘簧的情况下，能自行一刻。其后，他又“献一钟,每小时报时后，即奏乐一曲，各时不同，最后则如万炮齐鸣，声亦渐降，若向远处退却，终于不闻”。安文思这两件礼物深得康熙帝的欢心，以致当1677年四月初五日，他听闻安文思病故时,甚为伤悯,特上谕“赐银二百两，大缎十匹，以示朕不忘远臣之意”。

康熙帝曾作《戏题自鸣钟》一诗:“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据说这首诗是康熙帝题写在赐给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的一把金扇上,金扇的上面还绘有自鸣钟的形象。康熙时期宫中钟表的收藏量到底有多少?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曾在清宫为康熙帝服务达十多年之久，在他所写的回忆录《清廷十三年》中，详细记述了康熙六十年(1721年)俄国伊兹马伊洛夫使团出使中国时参观康熙皇帝的钟表收藏的情况，他说:“一天，我奉命给公使和他的一些随员们展示一下陛下的钟表收藏。一踏进房间，数量和品种众多的钟表展示在公使伊兹马伊洛夫伯爵面前，使他大吃一惊。开始他怀疑这些东西都是赝品，于是我请他亲手拿几件看看。看后他感叹地说它们全是极品!当我告诉他现在看到的所有钟表都是准备拿来送礼的，陛下拥有的钟表数量远不止这些时，他更是惊讶不已。”

如果说康熙帝注重钟表的科技性，勤政高效的维止带则更强调其计时功用。雍正一朝，钟表作为计时工具在宫中被普遍使用。凡皇帝居住、办公、常出人的宫殿皆有钟表陈设。钟表有时还作为赏赐物品。当雍正帝把一对自鸣表作为赏物赐给川陕总督年羹尧时，这位重臣即上谢恩泽，表述了“喜极感极，而不能措一辞”的心情。雍正帝在折上批道:“我二人作个千古君巨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

“钟表控”乾隆

要说清帝中对钟表最痴迷的，非乾隆皇帝莫属。据现存乾隆朝贡单的不完全统计,“大表哥”乾隆收到的进贡钟表共有3000多件。他还不遗余力地收集各种奇钟异表，多次下旨广东海关官员，让他们不惜重金购买西洋钟表，并在宫中亲自指挥制作，使钟表的收藏和制作达到了有清一代的高峰。那时，授意购买、制造、改造钟表的谕旨比比皆是。乾隆五十六年( 1791年)的海关文献记载，当年由粤海关进口大小自鸣钟、时辰表、嵌表鼻烟壶共 1025 件。紫禁城内仅宁寿宫的东暖阁一处就陈设了16件钟表。皇帝离开皇宫出巡到其他地方，自鸣钟处都要派太监携带钟表随侍。与此相对应，皇帝乘坐的交通工具内如御用车轿、舟船、马鞍等都安设有钟表。

乾隆二十二年( 1757年)，粤海关总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贡了“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镀金洋景表亭一座”。乾隆帝看过贡品，传谕:“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似此样好的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几样来。钦此。”乾隆帝喜欢洋钟的心情迫切至此，于是，不到端阳贡时，李侍尧等人就按特旨专办的方式，进献“大小自鸣钟十三架、金镶洋景钟一座”。

乾隆喜欢西洋钟表，还常常亲自对设计的钟表指手画脚。在历史文档中,还可以看到乾隆如何设计钟表的记载:乾隆八年十二月，乾隆传旨“要做钟处西洋人做一件玩意钟。”一个月后，制钟处上报:“西洋人画得八仙庆寿、海屋添筹山子、楼台纸样一张。乾隆览后，发御旨:“外面楼做杉木彩漆,栏杆做木头扫金,再里面山子、树木、楼台……再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

乾隆对这些奇巧之物的迷恋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以至于以钟表师资格被召人京的西洋人汪达洪都得出了“盖皇帝所需者为奇巧机器,而非钟表”的结论。乾隆时期的御制钟表极尽奢华之能事。在乾隆的关注和推崇下，钟表匠师为钟表增添了许多妙趣横生的附加功能，充分满足了皇帝的猎奇心理，诸如变换文字、音乐鸟、活动人偶、水法、行船、转花、滚球等复杂的演示功能，令人眼花缭乱。乾隆年间，紫禁城内的四五十个宫殿，特别是妃子们的房间里,都陈列摆放了各式钟表。今天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钟表,多半是乾隆收藏或命人制造的。

故宫现存最具特色的乾隆时期的钟表是中西合璧的“铜镀金写字人钟”。它高231厘米，，长77厘米，宽77厘米。放在方几上的整座钟，由四座西洋亭式建筑自下而上组合而成。最下面的亭子比较大，中间内有一欧洲绅士，穿戴着 18 世纪欧洲宫廷服装，一手扶案，一手握毛笔写字。在方几边上弦，将毛笔蘸好墨插人其手中，再扭动开关，机械人即可提笔写出“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中文字。横竖撇捺都带有笔锋，同时头

亦 左 右 摆动;二层方匣置三套时钟,即走时、报时和打乐;三层内有敲钟人每逢时钟至三、六、九、十二点时击钟碗报时奏乐;最上层圆亭内两人举筒,转身时筒拉开展示“万寿无疆”的横幅。

西洋钟表与闭关锁国

与乾隆相比，嘉庆皇帝对这些西洋器物就不那么喜欢，甚至还有点反感。嘉庆四年(1799年)他在一条上谕中说:“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所以，在这之后，西洋钟表逐渐式微。

痴迷于西洋玩意儿的清代帝王们并没有打开国门与世界接轨，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乾隆一方面不惜成本大量进口西洋钟表，一面又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作为封建专制时期的帝王，乾隆有着绝对的“制度自信”，所以，他一直认为西洋的玩意儿不过是“奇技淫巧”而已。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带来的丰厚礼物,深得乾隆欢心的,还是那些钟表。其有一个八音钟，是由伦敦机械师乔治·克拉克制造的，除计时报刻外，还能奏出12支古老的英国曲子。还有一台天文地理音乐钟，是一架复合天文计时器，它不仅能随时报告月份、日期和钟点，而且还可应用于了解宇宙，告诉人们地球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微小部分。至于使团带来的地球仪、兵器、军舰模型在内的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则根本得不到乾隆的待见，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它们仍旧静静躺在圆明园的皇家仓库中睡大觉，甚至连“天朝”的官员们也都不屑于看它们一眼。熟悉北京高层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告诉英国人:“精明的耶稣会士早就把乾隆惯坏了，皇帝已有一只豪华表,奇特的转动喷泉钟，一只能走步的机械狮子，人形自动木偶等。神父们就怕听到一句话，就是皇帝对他们说:'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

马戛尔尼精心准备的礼物中,据说有一对精致的怀表，直到末代皇帝溥仪在逃离紫禁城时，还不忘带上它。或许可以说，这对怀表成了大清帝国自大与傲慢、沉沦与崩溃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