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参随的冗滥之势为何难以杜绝？

明代参随长期存在并不断冗滥的原因明代中期以后，朝臣裁革、撤回参随的呼声愈演愈烈，但是参随的冗滥之势却一直难以遏制。

虽然嘉靖初年，参随遭到了严厉的打击，却依然不可禁绝，并在万历时期再度泛滥。一参随长期存在的原因参随的长期存在，难以裁革，其原因有二，第一，明中后期宦权高涨，在钦差内官的羽翼下，参随间接受到了皇权的保护。

第二，钦差制度并不完善，各处钦差出于公务需求，不得不使用参随。一方面，自明中期以后，参随借助钦差内官，间接受到了皇权的保护。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以郭本为例。永乐以后，参随逐渐冗滥，其弊端也不断显露，进而激起了大臣的强烈抨击。史料显示，郭本为压制边疆势力，试图从参随入手，并用三条理由打动英宗。

一者，京卫官事关名分、体统，臣子不得私役。二者，参随作恶多端，妨碍有司职权。三者，边将借参随结党营私，培植个人势力。但英宗认为，郭本身为清军御史，屡屡干预地方事务。且各处军职已经皇帝奏准，郭本又擅自取回，严重越职，甚至挑衅皇权。

于是，英宗一怒之下，不仅惩处郭本，还大张其事，降敕警告各处清军御史。由此观之，围绕参随一事，皇帝与大臣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实际上，仅就郭本职务而言，英宗的理由存在夸大。在明代，清查役占军士是清军御史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而当时，各处权贵、官员、参随占用官军的现象十分普遍，如正统九年（1444）漕运总兵武兴、参将杨节随带子弟，并纵其占役官军。

不仅是参随，镇守官的军伴、家人都能占用官军，如天顺元年（1457）江西道御史贾恪称“宣府、大同各边城堡及浙江等布政司俱有太监、内使等官，其跟随军伴、家人……战役军士不得操守”。

对郭本而言，若不撤回参随，在镇守总兵等官的保护下，役战官军很难退回各个卫所。结合记载可知，由于贵州镇守内官及其参随祸乱地方，压制巡抚、有司，郭本原是出于公心，上疏揭露其恶行。

同时，郭本又张扬此事，牵连各边将帅，试图遏制其势力。未料，镇守内官凭“天子近臣”的身份亲至宫中，诬陷郭本，致其贬谪云南。实际上，这是一次文臣以“杜边将骄横”为名，进而压制镇守内官的尝试，皇帝则公开偏袒镇守内官。

参随既是事件的起因，又是三方权力斗争的焦点。郭本之事表明，只要皇帝信任宦官，宦权不断高涨，参随完全可以借此获得皇权的庇护。

例如，景泰四年（1453）吏科给事中卢祥请敕“镇守内臣……所用跟随之人……不许容无藉之徒投托跟随，恃势害人”，帝曰“各处镇守内臣累有戒饬，不曾有犯，尔等所言俱无指实”，代宗未曾查证，便直接袒护镇守内官。皇帝的态度如此，参随自然难以绝迹。

另一方面，钦差出于公务所需，不得不使用参随。征伐将帅、镇守官、钦差内官以及钦差文官，皆是钦差性质，而在明代，钦差不论是否久任，永远是一种差官，未有真正的公务下属。

为此，早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时，明廷便允许钦差带去一些随从人员，如《诸司职掌》载：“钦差各部官、监察御史往各处追问等项并带去问事人、监生、书吏人等，水路驿船，陆路驴匹。”

其后，钦差日渐增多，明廷即允其奏带一定数量的参随，佐助公务，因此，参随的存在是完全合法的。对于文化水平有限的钦差内官而言，参随尤为重要。

虽然自宣宗设内书堂以后，明代宦官就逐渐有了一种“知识化”的趋势，但是，这种情况仅限于上层宦官，大量的中、下层宦官依旧目不识丁。因此，明人谢肇淛在谈及镇守内官和矿税中使之时，曾言“我朝内臣目不识字者多，尽凭左右拨置”。

万历时期，首辅沈一贯亦云：“内臣不宜奉使出外，尤不宜制财典兵。纯良小心者百中一人，自中材以下未有不为参随之所愚弄。”但是，钦差内官的数量太多，要每个人都在中材以上，几乎不太可能，其人不通公务，又无专门的公署，便不得不偏信参随。

二参随不断冗滥的原因参随是一条社会流动和牟利的渠道，因而难以遏制。所谓牟利，一是参随可以提高社会地位，二是参随可以牟取权力、财物。参随可以提高社会地位。于权贵而言，参随是其后代、亲故授官升级的重要途径。为此，官员相互勾结，形成巨大的利益网络。

在其庇护之下，参随急剧膨胀。对民众而言，成为参随，不仅意味着地位的提高，还能借此获功授官。参随是踏入武官集团的重要一环。

在明代，权贵子弟成为武官，甚至世袭传家，大抵有两条路。一种是奏带参随，即乞授、恩荫、输粟——奏带参随——报捷、传升、乞升之路。

期间，奏带参随不可缺少。另一种是武举参随。天顺八年（1464）武举设立后，每三年就有一批参随，分派各边。嘉靖中叶以前，正千户、百户、镇抚、总旗皆在选派之内。

权贵子弟大量涌入参随，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参随之家”，如嘉靖二年（1523）世宗遣人往苏、杭提督织造，给事中章侨反对，并称“臣又访得积年参随之官，或官袭缨绅，父子兄弟世济其凶”。

更为严重的是，官员互相请托，结党营私，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利益网络。对民众而言，参随代表一种地位。参随是钦派人役，免除赋税、差役，有司、抚按皆无权处置。参随与其他钦差随员相比，地位最高。

正德六年（1511）明廷录“甘肃庄浪、红城子等处斩获达贼功”，受赏者的次序是，镇守太监宋彬、总兵官卫勇、巡抚佥都御史张翼、副总兵徐谦以及“官舍以下升赏者凡八百四十六人”，参随地位之高，可见一斑。在奏带人员的顺序中，参随也在首位。

参随的难以革除，原因有二，一是英宗以后，参随借助钦差内官，间接获得了皇权的庇佑。裁抑参随，成为文官、宦官、内廷三方博弈的焦点之一。二是对于钦差而言，参随不仅合法，而且满足了其公务所需。

至于参随的不断冗滥，根源在于它是一条社会流动和牟利的渠道。第一，参随可以提高社会地位。奏带、武举参随是权贵子弟踏入世袭武官集团的重要一环，官员为此互相结党，形成了巨大的利益网络，在其保护下，参随的规模急剧膨胀，无人敢于挑战。

对底层民众而言，参随意味着“钦差人员”，可以免除赋税、差役，抚按、有司皆无权处置，社会地位显著提高。一些人还以此获功，授官升职，世袭传家，完成了社会阶层的跃迁。无赖等人也借此冒功授官，或敛财买官。第二，参随是谋取权力、财物的重要平台。成化以后，高级官员的选用皆由会推，贿升现象十分普遍。

无籍之徒与将帅、内官之间达成交易，筹码即是参随，无籍之徒为官员分头举债，官员则奏其为参随，纵其剥夺百姓，以偿还债务，二者是一种借贷关系。此外，参随的群体基础是社会上庞大的闲散官、民。

成化以后，冗官正式形成，官员群体急剧膨胀，闲散文官、带俸武官日渐增多。同时，社会不断发展，城乡人口逐渐分化，无籍之徒大量出现。嘉靖以后，流民长期存在，盗贼丛生。参随依托于冗官与人口分化、流动两大问题，其冗滥势头自然难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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