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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1859)，十九岁的奕譞边在上书房读书，边到内廷行走，也就是实习锻炼。

肃顺看不上他，经常“老七”、“老七”地叫，奕譞很不高兴。随驾热河时，因为母亲乌拉氏病逝，他请假回了北京。咸丰驾崩后，他赶回了热河。母亲没有得到封号，让奕譞极不痛快。

1、愣头青“七爷”

按照规定，外臣未经允许不准进内宫。一天，赞襄大臣们下了班，留下端华值勤。

奕譞突然跑来质问他：

听说你们不让近支王公祭拜灵堂，究竟是为什么？

端华支支吾吾，答不出来。

奕譞接着责问：

咱们同时到内廷行走，为什么你们能进内宫，我们亲兄弟却不行？

端华傻乎乎地说，没有这回事啊。奕譞气冲冲地闯了进去。

慈禧告诉他：

端华、载垣这么闹腾，背后的主使是肃顺。奕譞听后肺都要炸了，要把赞襄大臣逮起来治罪。

慈禧见他这么没脑子，连忙好言安抚，让他起草了一道谕旨，说咸丰没有让肃顺等辅政，都是他们自己捏造的，请北京方面议定罪名。

圣旨写好后，慈禧让奕譞先回北京，等銮驾回去后再宣示。

然后，两宫太后和奕譞共同商量对策，奕譞说，非恭亲王不可。

奕譞的想法和慈禧不谋而合。

最初因为封号问题，慈禧心里不舒服。但她很快调整了心态，此时此刻，绝不能一叶障目，被蝇头小利迷了眼。摆在她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不母子受制于人，要不撑起半边天。

而同肃顺等人斗，单凭自己的力量不够，必须找到同盟者。她首先找到了老实巴交的慈安，向她哭诉俩人如何受欺凌，肃顺等人如何嚣张，将她拉在自己身边。有了正宫皇后的支持，相当于握住了一张王牌。

慈禧认为，单凭两个人的力量，无法扳倒八大臣，只有借助外力，才能打破僵局。

这个外力就是奕訢。

2、天生的“同盟者”

慈禧理解奕訢的心态。在对权力的理解和需求方面，两个人是息息相通的。六年的冷板凳，不但没有熄灭奕訢的欲火，相反却越烧越旺。如果奕訢此次不能出头，只能活在肃顺的影子里，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

挫折会让一个人成熟。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炼，奕訢的政治心理和手段更加圆通。

去年八月，慈禧就认为奕訢才可堪用，迫于英法入侵，主动向咸丰推荐：

“事危急，环泣何用，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对。”

从他处理和谈事务的表现来看,足以担当起重任。慈禧相信，奕訢一定会站在自己一边。

而联系奕訢的重要使命，就落在了奕譞的肩膀上。

二十二日，奕訢接到奕譞的密报。二十三日，申请去热河奔丧获得批准。二十五日，从京城出发。八月初一，到达承德避暑山庄。

在出发前，奕訢放了一颗烟幕弹。

二十四日，他派人照会英法代表，表示此次前往热河，是让太后打消对英法的顾虑，放心地回到京城。奕訢此举表面上看是安抚英法，实际上是为了稳住肃顺，他赴热河的目的，除了奔丧就是商谈国是，没有其他意图。

另外，他还借此暗示“友邦”，太后是亲英法派。

八月初一早晨，奕訢跪在咸丰灵前。他放声大哭，响彻屋宇，搞得周围的人也无不陪着落泪。

我们不能否认奕訢的眼泪，是多种原因促成：

丧兄之痛楚、失位之委屈、政治之压抑，但也不否认这是一种作秀，一种麻痹肃顺疑虑的作秀。

两宫皇太后提出见奕訢，遭到了肃顺、端华等人的拒绝。

杜翰严肃地说：叔嫂当避嫌疑，而且居丧期间，尤其不能见亲王。

肃顺拍着手笑道：真不愧是杜文正公(即杜受田)之子啊。

言下之意，说话的水平真高，一下子就把奕訢将在那里了。

奕訢冷静地说：

请郑亲王和我一起吧。

端华回头看了看肃顺，意思是怎么办，监督不监督？

肃顺戏谑道：

老六，你和两宫皇后是叔嫂，我们就不当灯泡啦，嘿嘿。

不久，肃顺就为自己的粗心，付出生命的代价。

3、叔嫂政治2.0

奕訢和两宫太后进行了改变历史的会见。

借助于私人笔记的记载，我们可以还原会谈的内容。

太后问道：怎么样才能摆脱赞襄八大臣的束缚？

奕訢回答：在热河没有其他办法，要想成功，非回北京不可。

太后问道：如果外国干涉怎么办？

奕訢回答：我早就摆平了，如有难，唯奴才是问。

在会谈的同时，三人密商了诛杀肃顺等人的策略。

八月初五，奕訢和一名化名樵客的同伙密谋，要借请安回京的机会，督促两太后及早回銮。同时，让热河和北京的同盟保持克制，切勿鲁莽行事。

八月初六，在肃顺等人的催促下，奕訢给太后请安告别。奕訢再次劝两太后“主持坚定”，早定回京日期。初七，奕訢以先参观普陀宗乘庙为由，金蝉脱壳，急速回京。

此次奕訢和两宫太后会面，最重要的收获是建立了统一战线，确立了回到北京地盘上，再收拾赞襄八大臣的策略。

惇亲王奕誴之孙溥雪斋曾分析奕訢的心态说：

怡、郑二王和肃顺的权势增长，引起了奕訢等人的嫉恨。奕訢觉得太后垂帘，容易对付，才和她们密谋结盟。顺治朝时的叔嫂政治，再次上演。

这种政治结盟，从一开始就打上了相互利用的烙印。嫂子希望借助小叔子的权力欲，整垮自己的政治对手，然后再拿掉小叔子，实现对权力的垄断。

小叔子则希望借助嫂子的合理性地位，实现自己的政治企图，然后再把弱女子玩弄于股掌。而正是这种相互利用，预示着同盟者必定有失败的一方。无论胜利还是失败，都不具备正义性和正当性，对国家和社会都是一种伤害。

正当奕訢在回京的路上急奔之时，一道即将掀起巨大政治风浪的奏折，也正由北京发往热河。

4、搅局四人组

董元醇是一个小人物，在权力的运动场上，可以说连个替补队员都算不上。然而命运给了他一个单刀球的机会，他带“球”左冲右突，居然直接冲向了热河的大门。

造成董元醇出场的，也是两个小人物。

曹毓英，原为汉人领班军机章京，是候补军机大臣第一人选。去年六月，首席军机大臣彭蕴章出缺，肃顺等推举焦祐赢递补，顶了曹毓英的位置。他怀恨在心，秘密投靠了奕訢，经常将热河的动态，做成参考密发北京。

吴福年，浙江钱塘人，道光年间探花。他任军机章京时，和曹毓英搭班子。两个人因为尿不到一块，所以积怨很深。为给曹毓英点颜色看看，吴福年整天盯着他，看看有没有不干净的地方。

吴福年发现他跟奕訢密谋，就从背后下了刀子。他向赞襄大臣检举揭发，说曹毓英图谋不轨。

我们不得不再次为赞襄八大臣的政治敏感性扼腕叹息，这本来应该引起他们高度警惕。肃顺等人却没当回事，只是要求严格来往书信登记制度。

曹毓英虽然跟在奕訢屁股后面转悠，但由于局势不明朗，他给自己留了一手，步子跟得并不是很紧。获悉被告发时，曹毓英已在北京。他感觉大祸临头，决定挺而走险，将肃顺等人的行为，添油加醋地告诉了京城要臣。

曹毓英提供的资料，让周祖培差点美出鼻涕泡来。

周祖培绝对不是阴险小人。

周祖培，字芝台，河南商城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进士。咸丰八年(1858)，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署户部。九年(1859)，调户部，兼署吏部。十年(1860)，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他任户部汉人尚书时，肃顺任满人尚书。肃顺很看不起这个大自己二十多岁的班子成员，经常对他打压和排挤。

属下曾将周祖培签阅过的文件，送肃顺审核。肃顺故意说，这是谁批阅的？属下小声说，这是周中堂批的。肃顺大骂，这帮子混混，狗屁不懂。将批件拿红笔抹了。这不但让周祖培没面子，官做起来也没滋没味的，因此，对肃顺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肃顺在热河的所作所为，让周祖培看到了报复的机会，他决定借助太后的手，扳倒这个目中无人的东西。

5、“太后垂帘”的预谋

周祖培找到了自己的学生董元醇。

董元醇也是河南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八月初六，在老师的指使下，董元醇写了一封奏章，送到热河。奏章的主要内容，就是建议“太后垂帘”。

奏章发出时，奕訢还在回京的路上。很多史学家认为，他对此事并不知情。但是在奕訢离京前，周祖培曾向他和奕譞探讨过“太后垂帘”、“亲贤夹辅”的政治构架，他们都表示赞同。

八月初四，他又令门客李慈铭搜集历代太后垂帘案例进呈，以供参考。

这表明，建议太后垂帘是有预谋的。

周祖培之所以选择在奕訢还没有回京的时候上书，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制造奕訢不知情的前提下，试探热河方面的态度。

董元醇是御史，有风闻言事的发言权。由这样一个小人物，不会引起大的政治风波。而且，即使董元醇栽了，也不会损伤北京的中坚力量。

很难说董元醇上书的动机有多纯洁。在这个书生的脑子里，未尝没有以犯颜险谏而获得倡立功勋这一巨大政治收益的想法。

八月初九，《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的奏折摆到了两宫太后的案头。

董元醇在奏折说：“事贵从权，理宜从经”，“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所谓理宜从经，就是依托古训，“自古帝王莫不以亲亲尊贤为急务，此千古不易之经也”。

董元醇的意思是说，变还是不变，怎么个变法，要看实际情况。

在这一前提下，董元醇提了三条建议：

第一，皇帝太小，皇太后应该垂帘听政，左右不得干预；

第二，从亲王中选择一两人，同心辅弼一切事务；

第三，于大臣中选“义理素优者”，做小皇帝的老师。

这是一份赤裸裸的夺权奏折。

6、猪对手的人缘

董元醇的奏折不但明确提出了垂帘机制，还为今后的权力格局做了分工：

两宫太后主政，奕訢奕譞辅佐，周祖培为师。

咸丰提出的赞襄八大臣辅政机制，全部被推翻了。

这个机制一旦成实，肃顺等人将面临灭顶之灾。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朝中大臣为什么宁愿女人领导他们，甘愿拜倒在石榴裙下？

第二，朝中大臣的意见为什么那么集中，要知道推翻赞襄机制无异于违抗圣旨？

其实，回答这两个问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环节，就是利益分配。

赞襄八大臣机制其实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

一旦实行这一制度，小皇帝和太后处于最高层，赞襄八大臣处于把持朝政的第二层，其他人处于最低层，意味着北京大臣被剥夺了参与最高权力的资格和机会。

而肃顺等人的所作所为，比如在成立治丧委员会时的安排，俨然就是以热河派为中心。

与其如此，不如实行垂帘听政机制，因为这一机制取消了中间层次，北京大臣的地位不降反升。而且，北京大臣的潜意识里，肯定认为女人好糊弄。如果真有这种想法，将是一个致命的误会。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感叹一句，肃顺等人的人缘太差了。除了他们本人，朝中几乎没有重臣支持。

在平时的工作中，他们打压同事，排斥异己，尽管很多情况是出于公心，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他们丧失了群众基础。

如果他们彻底把持了权力，那就意味着其他人就没活路了。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潜在威胁的北京大臣，自然会从怀疑圣旨的合法性出发，对赞襄八大臣实施垂直打击。

肃顺等人这次真急眼了。

7、笔杆子出手

八月初九，两宫太后代载淳收到董元醇的奏折后，留中未发。初十，赞襄大臣派人去取，太监回话说，西边正看着呢。载垣听后，冷冷笑了一下，并没太在意。当天，两宫太后召集赞襄大臣开会，正式向他们摊了牌，让载垣等人按照董元醇奏折中的三条建议，起草落实方案。

赞襄大臣当时就炸了锅。

这哪里是什么建议，分明是夺我们的权，赞襄大臣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已经做出了让步，给了你们人事和文件处置权，没有想到蹬鼻子上脸。

如果再做出让步，哪里还有我们的立足之地？

当天夜里，肃顺等就命军机章京吴兆麟拟稿，驳斥董元醇的谬论。

吴兆麟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也不是个傻瓜，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得罪了太后，就是得罪了皇帝；批评了董元醇，就是批评了周祖培，谁不知道背后站着恭亲王？

自己不过是个文字秘书，要是不起草，就是和赞襄大臣作对，眼前这关就过不去。他怕祸及自身，就不痛不痒地敷衍了几句。

赞襄大臣一看，什么狗屁文章，焦祐瀛亲自捉刀，以皇帝的名义起草谕旨，为八大臣辅政正名。

焦祐瀛，字桂樵，直隶天津人，道光朝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累迁光禄寺少卿。咸丰十年，命赴天津静海诸县治团练，召回从幸热河，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迁太仆寺卿。焦祐瀛是个大笔杆子，在时人的心目中，他也是肃顺的跟屁虫，好多“脍炙人口”的诏旨，都出自他的手笔。

十一日，肃顺把谕旨草稿呈给两宫太后，要求盖章。

草稿说：

大清帝国就没有太后垂帘的传统，我刚刚受父皇所托挑起如此重担，屁股还没有焐热，怎么敢更改祖制？而且父皇命八大臣赞襄政务，一切工作应该降旨的时候，应由赞襄大臣拟好，由朕盖章后才能下发。

现在，御史提出太后垂帘，实在是没有道理。而且还要从亲王中选择一两人辅弼，简直是不像话。父皇特召八大臣赞襄，我琢磨着肯定有他的道理。怎么能违背老人家的遗言，随随便便增添？这个御史究竟“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

这两件事关系重大，大臣是不能胡乱议论的。

据说，肃顺等看了“是诚何心”、“尤不可行”等话时，拍着焦祐瀛的肩膀，连声赞叹：好文笔啊，有才，有才！

8、罢工的较量

奏章递上后，两宫太后不可能盖章。

慈禧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盖了章，不但冷了北京方面的心，也让自己的梦想成空，以后再想翻案，简直势比登天。她决定采取争夺人事和文件权时的策略，挺一挺，和肃顺磨洋工。

肃顺再也不上当了。他这才意识到，八大臣是奉诏行事，为小皇帝排忧解难，而不是听命于太后，让太后看文件，本身就是多余。

既然你磨，我就和你泡，看谁熬过谁。

两宫太后不盖章，赞襄大臣不答应，双方在内廷吵了起来。

据历史资料记载，“（端华、载垣、肃顺)三人纠党忿争，声震殿陛，天子惊怖，遗溺后衣”。杜翰更是激动，他要挟说，如果听信人言，我等就不听命。气得慈禧浑身发抖。

慈禧拿八大臣没办法，八大臣对慈禧也没招，双方处于胶着状态。

八月十二日，赞襄八大臣“决意搁车”，即停止办公以示抗议。

历史资料翻到这一页，不能不令人大摇其头。如果这是在北京城，罢工能解决问题吗？如果两宫太后就是不盖章，罢工能有什么作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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