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以后无华夏”，想必朋友们在网上都听过这一段话，乍一看给人一种悲凉无奈之感，好像我大中华名存实亡一样，但仔细想想这两句话实则亡我中国之心不死，歹毒至极。

那么这两句话究竟出自哪里？说出此话的人究竟是何居心呢？

首先我们解读一下这两句话的意思。

何谓中国和华夏？

我们自古以中国自称，56个民族全都是华夏民族，那中国和华夏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何尊”铭文中的“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

何尊铭文中的中国

指的周朝的京畿，镐京和洛阳等周王室直接统辖的地区。

到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权威的衰落，“中国”这个代指就慢慢发生了改变。

史书记载，齐景公时期，作为霸主的晋国派出使者出使齐国，晋使见到齐景公后，十分傲慢无礼。这时晏婴看不下去，大声斥责晋使，齐景公大惊失色，对晏子说，“岂可对中国之使无礼”，可见此时“中国”一词代表的霸主国或强盛的国家。

自秦始皇统一中原王朝到清朝的灭亡，我国基本上都保持着“中国”的威仪，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实现古之中国的标准，成为天下宗主国、天朝上国。

因此在东亚文化圈，我们都是名副其实的“中心之国”。

“华夏”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中，“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意思是不管是中原的华夏族，还是周围四方落后的其他部族，没有不顺从周武王的。可见这里的华夏同中国一样在当时指周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

《书经》中说“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

从《诗经》说只有大国才有资格称为夏，身着华丽的服装称为华。在周朝华夏同中国一样具有大国和中心国家的意思，在民族上以中原地区的汉族为主。

等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正式树立了大一统的思想，经过两千多年各个朝代的民族融合疆域扩展，发展成如今的具有56个民族的华夏民族。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发展史可谓是一部围绕中原汉文化的不断融合史。

崖山之战和明亡

这句话中有两个关键的事件，一个是崖山之战，另一个是明朝的灭亡。

两个事件发生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汉族建立的王朝。

公元1279年，一路被蒙古军队追赶的宋军退守广东崖山，蒙古军队从三个方面，将宋军围困在崖山海湾，退无可退的宋军只能殊死一搏。

但南宋大势已去，被围困的宋军全军覆没，丞相陆秀夫见突围无望，于是背上八岁的皇帝赵昺投海，随行十多万军民也相继跳海，战后，十余万具尸体浮海，极为悲壮。

至此南宋王朝灭亡。

南宋灭亡后，统治中原的蒙元王朝，采取了种族歧视的统治策略，将百姓分为四等，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二等，汉人为三等，南人为四等。

同时，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基本没有，这违背了以汉文化为根基的大一统思想，所以在其统治的九十多年中，将近一半时间都在平定农民起义，最后被朱元璋的起义军推翻。

推翻蒙元的大明王朝，却是实实在在地以汉民族为主体，全面恢复了汉家制度和衣冠。在文化上，也是全面恢复传统的中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社会的主流。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中原王朝的国力日盛，尤其是永乐即位后，南征北战，将大明的国威远播四方。郑和七下西洋，将明朝的声威传播到西亚、非洲，大明王朝再现了汉唐时代的万国来朝的盛世。这种盛况可是两宋时期做梦都没有过的华夏文明的影响力。

在与蒙古的关系方面，随着朱元璋、朱棣两代的强力军事打击，从洪武二十年开始，中亚强大的帖木儿帝国就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

所以说，崖山之战宋亡后，华夏民族又一次创建了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无愧于汉唐时代天朝上国的荣誉，所以更谈不上无中国一说？更何况在此期间蒙古也潜移默化的加入了华夏民族的大家庭之中。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崇祯吊死煤山明朝灭亡。

满清深知汉文化的“可怕之处”，为了免受同化，入关之后曾尝试将汉文化连根拔起，以满文化代替之。

先是“逃人法”，将大量的汉人圈禁为满人的私产或奴隶。

在汉文明中，从来就没有奴性，在满清手中，却将奴性深入进了汉民族的骨髓里。

接着是“剃发令”，用“扬州三日，嘉定三屠”的血腥手段来镇压汉民族。

虽然满清迫害汉人和试图颠覆汉文化，但统治者清楚要想一个王朝长久不衰，必须让人民认同你的文化和思想。如果不认同那就是反抗，元朝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列子。

但游牧民族虽然用铁骑和弓箭取得了天下，但治理天下不能全靠武力，而满清又没有厚重的文化去支持统治，只好学习汉文化。

满清入关以后，首先对先朝给予应有的尊重，在大一统的观念上表现出为政权的合法化，与明朝是有继承的关系。

其后无论在文化、经济、建设等方面，都全力以赴学习汉族文化精髓，皇帝更是从小接受汉文化的熏陶，汉臣一度成为满清的重要顶梁柱，早期的张廷玉刘统勋，后期的曾国藩李鸿章等。满清还编纂了《康熙字典》和《四库全书》，都是对汉文化有一定的贡献。

最后历史我们已经看到了，满清的文化最后融合到了汉文化之中。

日本等狼子野心之人亡我华夏之心不死

“崖山之后无中国”一语直接来源于日本作家田中芳树于1997年出版的一部讲述崖山之战的历史小说《海啸》。

“崖山之后无中国”作为主题语赫然置于该书首页，表面上是在营造历史悲剧情绪，实际是进行某种潜移默化的政治立场灌输。而网络上流传的蛊惑性网文也常直接引用该书论述，经过层层煽动性铺陈，最后漏出自己肮脏的底层观点：唐宋在日本。

“元清非中国论”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提供舆论支撑而臆造出来的说辞。二战后进一步衍生出“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提法，不仅流行于日本通俗文学领域，还在网络兴起后传入国内，被重新包装后广泛流播，目的是蒙蔽不熟悉历史的网民。

其实，早在20世纪，日本东洋史中右翼历史学家的“元清非中国论”（又称“满蒙非中国论”）就已经形成。

东洋史是日本明治维新后产生的以中国历史为核心的泛亚洲史研究，在日本历史学科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东洋史的兴起与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周边国家的扩张和殖民活动关系紧密，它的诞生不是一个“纯学术”事件，而是为当时日本政治服务的。因此，战前的东洋史学界与日本政治牵涉很深。其中，鼓吹“元清非中国论”者主要有三位：内藤湖南、矢野仁一和宫崎市定。

内藤湖南是“京都学派”主要奠基者，有“近代日本汉学第一人”之誉。他在中国史的宏观理论方面有两大观点：一是空间维度的“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二是时间维度的“唐宋变革论”。其中“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的政治意味最强，与“元清非中国论”渊源颇深。

内藤臆称中国文化中心形成后，自身文化积淀日久，产生种种衰颓的症状，形成“中毒”；周边地区新生的、强壮的势力反作用于“中毒”的中心文化，使之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即所谓“解毒”或“恢复年轻”。

很显然，内藤这套理论是为了解释中国历史上农耕定居的汉族与北方民族的互动现象，把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看作对中国“解毒”。在叙述技巧上，内藤可谓颇具“匠心”。他刻意将中国狭隘化为汉族政权，再把汉族与蒙古、满洲在叙述上隔离开来，把中国与辽、金、元、清等中国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隔离开来。这就是“元清非中国论”的渊源。

宫崎市定借满人入关建立清朝之例，宣称“日本和满洲在朴素主义的训练上一脉相通之处，即在于语言虽然不通，但系以心传心，互相了解。诚所谓好汉识好汉”。真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惜对历史细节进行毫无根据的臆想与虚构。

当清朝无法逃出从“素朴”走向“文明”进而灭亡的“历史周期律”，那么代替清朝的是谁呢？中国的未来又将如何？宫崎在此书最后一节《东洋史上的新局面》中，直白露骨地展现其真实意图。该节认为，日本也是具有“朴素主义”的民族，并且，日本的“朴素主义”是掌握了科学的新的朴素主义，具有“发展性”，因此日本如果对中国的统治一旦建立，就决不会再蹈契丹、满洲和蒙古等北方民族的覆辙。宫崎市定进一步提出，日本不仅应当统治中国，还要承担“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个“重任”。如此，在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与解构基础上，宫崎最终把着眼点放在论证日本对华侵略的“合理化”、“合法化”上。

由上可见，“元清非中国论”本质上是为了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提供舆论支撑而臆造出来的说辞。二战后进一步衍生出“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提法，不仅流行于日本通俗文学领域，还在网络兴起后传入国内，被重新包装后广泛流播，目的是蒙蔽不熟悉历史的网民。

更有甚者以此为依据，进行藏独和制造新疆等问题。作为当下中国人不得不提高警惕，防止一些不法分子蛊惑大众，削弱我们自身的民族认同感。

从西周的中国和华夏民族思想，到秦始皇的大一统思想，随后历经千年民族文化大融合，再到近代华夏儿女经历的种种苦难最后赶走侵略者，到了今天中国正在实现伟大复兴，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空前绝后，此时成就虽然举世瞩目，但仍要铭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