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乾隆时期的老儒生吴敬梓写的一部小说,以写实主义描绘当时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尤其是对科举的批判入木三分,而《范进中举》更是其中的名篇,入选了初中课本。
自清末以来,科举被视为清朝落后的最大祸患,不断进行抨击,而抨击的主要两点其一就是科举的选拔八股取士,其次就是思想上批评孔孟之道,而这也是目前很多人批评科举秉持的两个观点,毕竟一谈到八股取士,都是钳制思想,满嘴之乎者也,不知变通等字眼,仿佛落后挨打都源自于它。
诚然八股取士培养不出任何专业人才,选取的都是如何做官的儒生,但八股文和孔孟之道并不是科举制度真正的病根,而是清末的变局之中所需要的学识和人才不是存在上千年的科举所能提供的,这也是为什么清末废科举的原因,因为科举所依赖的知识文化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因此科举作为一种选才制度,本身是没有错的,毕竟这是千年来最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
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但是选拔人才制度化却是两千年前的西汉时代才出现,在战国之前盛行分封制,贵族和平民是两个不同的阶层,贵族都是世袭做官,并不存在需要选拔人才的问题,只要是公卿,都可以做官,但到了战国时代,郡县制逐渐代替分封制,如何选取人才成为各国需要考虑的事情,但那时候各国都不大,一般都是大臣推荐,君上决定即可。
到了汉文帝时期,跟随汉高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元勋纷纷老去,人才匮乏成为汉文帝面临的主要问题,于是一套全新的择才方法应运而生,这就是察举制,所谓的察举制,就是地方官员考察本地区的优秀人才,然后推荐给朝廷,当然察举的范围很多,包括熟读五经的子弟和孝廉。
但问题来了,如何在人数众多的年轻人中选择这样的人呢?其实地方官很苦恼,几十万人口中如何选出朝廷需要的人呢?地方子弟也很苦恼,自己有能力如何让地方官知晓呢?于是在地方官和地方子弟之间沟通的桥梁就逐渐出现在大家的眼前,这就是东汉末年盛行的风评与清议之风。
简单来说,就是清议领袖来评议某个人,只要经过评议,身价立马升高,自然而然成为地方关注的对象,比如东汉末年著名的郭泰、许劭之流,只要经过他们评议的,立马天下闻名,尤其是曹操,许劭的一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让其闻名天下。
都认为隋唐出现科举,其实西汉就出现了考试,但西汉考试未能变成制度传播下去,前面说了汉文帝时期以五经博士和孝廉作为官员升迁的道路,孝廉看品格,五经博士则是要实打实的学问的,于是认定你有没有学问的方式,其实就是考察,相当于考试了,但问题就是西汉时期学问都是家传的。
靠五经当官的人会将自己的学问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成为世代通经的大族,东汉末年的世家大族哪个没有拿手的学问?弘农杨氏靠的是《欧阳尚书》,子孙都以《尚书》而出仕,汝南袁氏靠《孟氏易》而兴盛,朝廷想要以学术获取人才,结果却变成世家大族对知识的垄断,也成为他们权力的传递法宝。
所以西汉出现的考试无法盛行下去就是普通人没钱读书,世家大族永远垄断读书的权力,即便是能读书的其实也没多少人,考察的对象基本都是这个圈子的人,选来选去,还是世家大族子弟,以至于汉末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的统治阶层其实都是地方士族,曹魏的颍川名士、蜀汉的荆州士子、孙吴的吴中四姓顾陆朱张。
曹魏虽然确定了九品中正制来选取人才,但本质上是从制度上确立读书人的权力垄断,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就是朝廷设置中正官,对当地士人进行品评分类,从上上到下下分为九等,按照等级来选取官员,从制度上确立了知识阶层和其他阶层之间的阶层鸿沟。
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一样,首先得有资格进行评价才是关键,只要有了资格,就可以有做官的通道,但想要有资格,家族出身非常重要,这也是普通人所无法拥有的,这也是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一直把握朝政的根本原因,他们不断从自家子弟中输出官员,比如王谢子弟,只要是这个出身,出仕就是高官,自然一代又一代的占据要职,至于能力,早已经不重要了。
虽然南朝很多皇帝不愿意重用世族,刻意提高寒门子弟,但是不管数量上还是继承上,都无法撼动世族们的地位,满朝公卿,还是世家大族的天下,而北朝又不一样,衣冠南渡,世族南迁,虽然没有世族把持朝政,但在战乱中形成了五姓七望,牢牢把控地方,在地方就是土皇帝。
隋文帝一统天下后,也面临一个问题,如何选择官员,虽然可以学前朝在功勋子弟中选择,但他靠的是篡位上台,自然对这类人非常敏感,好在前面的几个皇帝都给他现成的例子,南北朝时期几位皇帝不想依赖世家大族,早就实行了考试的摸索,为隋文帝提供了样本,在思考之后,隋文帝正式下令开科举,希望在为民间的寒门提供上升渠道。
科举这条路是要不断摸索完善的,隋文帝虽然推行科举制,但明确的取士规定确实在隋炀帝时期才出现,但当时只是一个非常粗浅的制度,真正初步定型还得是后来的唐朝,初唐时期,科举的规模相对较小,朝廷之中还是以功臣为主,科举出身的文人并不是主流。
盛唐时期,门荫入试已经不是主流,能在科举中及第的人才能受到重用,而且科举也是盛唐之后出宰相的地方,盛唐之后的宰相一半都是科举出身,即便如此,还是有些瑕疵,比如公平性方面还没有完善,需要有朝廷官员保举等等,所以科举制真正成为选拔人才的手段是从宋朝开始的。
选拔人才只有公平才能被大家所接受,首先在考试身份方面限制,唐朝有很多限制,这个不行,那个不许的,宋朝几乎取消了所有的身份限制,只要是读书人都有机会,其次取消了唐朝时期的官员保举制度,唐朝士子可以向考官推荐自己,预约一下科举榜单,所以你可以看到唐朝很多士子都向达官贵人献诗词,以备推荐,但在宋朝,考试成绩成为唯一的评判。
宋朝文化昌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全国系统性的建设学校,几乎所有的州郡都设立了学校,虽然唐朝也在地方建设学校,但和科举并没有多大关系,宋朝的学校就是以科举为最终目的,建立了学籍系统,参加科举必须有学籍才行。
宋朝向底层百姓开放了上升通道,且继续完善科举制,从“糊名、誊录、锁院、别试”等政策可以看出,宋朝已经彻底完善了科举制,虽然明清时期对科举又进行了改革,但都是在宋朝的底子上进行优化和修改。
科举制选取的是人才,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在考试中体现,科举制选取人才的标准基本就四个,德、言、政、文,其中德行和言论如何,这些很难评论,唯一有标准德就是政和文,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
既然考察文学会不会,自然从四书五经开始,考察的方式就是现在的完形填空,在经文里找到一段,挖掉一段文字,参加科举的补全即可,但随着考试的人数越来越多,难度也越来越大,毕竟僧多粥少,只有加大难度,才能体现出选拔的难度,大家都考满分没意义,于是对于科举考试形式的标准改革势在必行,诗词歌赋又成为考察士子文学能力的标准。
而在唐宋以诗词歌赋取士之后,大家发现考诗词歌赋对于行政没有作用,且考试的目的和内容出现了偏差,毕竟科举选拔行政人员而不是诗人。
因此从宋朝开始,诗词歌赋作为考试的争论一直存在,直到明朝创造性的找到了八股取士的办法,所谓八股就是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些都需要严格的按照规矩写作,且字数不多,不到千文。
形式上是诗赋,但难度却不小,而且便于考官评判,毕竟固定的题目,固定的格式一篇字数不多的文章很容易评判,因此八股文成为考试用的文体非常合格,也彻底定型了科举制度,也一直持续到近代。
前面也说八股取士在清末遭到了极大的批判, 连带着科举制都受到非议,但八股取士和孔孟之道并不是科举的病根,科举的主要目的就是朝廷选拔人才的一条通道,读书人只要读书即可,至于做官,那得先考上,在农业为主的社会中,朝廷靠科举笼络读书人,成为王朝的基石,这点无可非议,但随着社会发展,时代的进步,社会需要的人才不是已经走了上千年的科举所能提供的。
其实只要科举能与时俱进,考察内容不再是四书五经,不再是几千年的文学,而是能跟上时代,适应时代的需求,那么它还是优秀的,毕竟作为一个大规模的选拔制度,考试是目前为止人类所能找到最为公平的办法,虽然有各种隐形的不公,但古人千年的实践,几千年人才选拔制度的演变中,它证明了这个制度的可靠性。
前有察举制对地位的垄断,后有九品中正制对地位垄断的确认,不管朝廷还是民间,都迫切需要一种底层上升的通道,而科举制就是集古代政治智慧的结晶,不管过去和现在,科举总有一些问题和缺陷,但你能在科举考试之外,能找到另外一种比它更好的存在?没有,这也侧面证明,科举制能流行上千年屹立不倒,至今依旧有他的身影出现。
页面更新:2024-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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