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云战斗：红十三军成立以来最大胜仗，毙伤敌数十人，缴枪70余支

在红十三军政委金贯真牺牲、军长胡公冕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的情况下，政治部主任陈文杰军政一肩挑，实际上履行了军长和政委的职责。

1930年8月，中共浙南特委工作会议决定，将红十三军的三个团分别改称为师的番号。会后，为扩大革命声势发展武装斗争，红十三军军部决定，攻打缙云县城。为迷惑国民党守军，红军扬言再攻处州，处州国民党守军一日数惊。

8月中旬，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陈文杰来到上董村，向董佐光传达了关于攻打缙云县城的决定。同时，宣布红十三军的团扩编为师，宣布红一团扩编为师建制，红军战士听了非常兴奋。会后，2000多人的红军队伍开赴上董，与董佐光部队合在一起，共同加紧军事训练，并为攻打缙云进行战前各项准备工作。

为做好战前准备工作，陈文杰头戴箬笠帽，顶着烈日，来到缙云南溪。他在潘善春家楼上召开缙云南溪、外前、木栗和仙居陈坑等村的红军负责人会议，宣布军部关于攻打缙云的决定。会后，派仙居陈坑红军叶有德、叶景致潜入缙云县城， 侦察虚实。

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城里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驻扎。此时，永康三十里坑红军派邢虎城来联络，陈文杰交代三十里坑红军要做好接应准备工作。第三天，陈文杰回到上董。当天，章华、胡秀、潘玉如等指挥的各路红军部队相继聚集上董。8月29日，雷高升也率部到达上董，并进行战前的最后部署。

8月30日（农历七月初七），天刚拂晓，红军各路部队聚集在上董村南岙桥头的樟树下，隆重举行出征誓师大会。 陈文杰、雷高升、董佐光等分别在誓师大会上作动员讲话，宣布了纪律，规定了联络信号（起大拇指、食指、小指三个指头，表明是自己人）。上董群众为红军做麦饼、米糕干粮，每个红军一份。

8月31日拂晓，部队出发，沿途又加入许多贫苦农民。陈文杰身穿破衣，走在队伍最前头。到南溪时，潘善春部队加入，继续前进。

中午时分，部队到达缙云前村，用过中饭后，兵分两路：一路由潘善春领路，经蛟坑、胡村、章村、仁岸水口，到达缙云县城石板桥南桥头；另一路由董佐光领路，陈文杰、雷高升同行，经方溪、上下陆、石板路、交路到缙云县城铁索桥南端。

缙云县城是个山城，一条好溪自东向西，从县城南边流过。好溪上有两座大桥：东端上游是石板桥，西端下游是铁索桥。铁索桥上铺木板，人马过桥，桥身晃动。铁索桥是金华、永康通向丽水、温州的交通要道。

陈文杰、雷高升率部抵达铁索桥南桥头时，发现桥北端已被国民党军一个连占领。国民党军用机枪封锁桥面，红军上桥，就遭到机枪疯狂扫射。原来，国民党军获知红军要再打丽水城，连忙将原驻在壶镇的机枪连调往丽水守城。机枪连经过缙云时，得悉红军要攻缙云县城的消息，赶紧守住铁索桥北端桥头。

面对这意外情况，陈文杰、雷高升当机立断，一边指挥战士卧倒，开枪向桥北射击；一边挑选20多名枪法好的红军战士组成敢死队，匍匐滚爬前进。同时，红军战士把鞭炮放在煤油箱里引爆，噼噼啪啪，犹如机枪声，以壮声威。

仙居安仁红军尹希瑞冲在最前面，一枪打死了国民党军机枪手。机枪一停，陈文杰指挥部队冲过铁索桥，国民党守军仓皇往北门窜逃。这时，石板桥南端潘善春部也冲过石板桥。

红军冲进县政府时，国民党缙云县县长陈禧和大小官员都已经混在溃兵中向永康逃窜，县府大院一片狼藉，空无一人。陈文杰当即作出周密安排：命令战士将红十三军的军旗插在县政府的大门上；就地设立指挥部；派人守住东门杜桥、南门大樟树脚、北门三里街等交通要道，日夜巡逻放哨，严密监视壶镇、丽水、金华等地国民党军队的动静。

同时，精心部署城内其他工作。红军缴了县政府大印，烧毁县署文契，打开县狱，放出200来名“犯人”，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干部。红军政宣工作人员四处张贴标语和布告，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安定民心。

红军刚进城时，有些群众躲到山上去，后来发现红军纪律严明，不侵犯百姓财物， 很快就回家了。商店照常营业，红军只将三家富豪开的布店和两爿盐店没收，将这些布匹和食盐低价卖给或分给贫苦群众。红军的行动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拥护，纷纷给红军送水送茶等。

红军进城后，陈文杰、雷高升召开红军干部会议，准备乘胜前进，部署攻打永康县城。董佐光不同意打永康，说战士想回家，不愿往北打，拉起队伍擅自离开了。同时，得悉国民党调集浙保三团将来缙云“围剿”红军。

在这种情况下，陈文杰、雷高升研究决定，放弃攻打永康的计划，于进城第三天中午率部主动撤离缙云县城。当国民党军从四面八方向缙云县城包围时，红军早已回到原来的驻地休整。

缙云战斗是红十三军成立以来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击毙击伤国民党兵数十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50余支，木壳枪20多支，子弹9担，以及其他物资。

缙云大捷给国民党地方政府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浙南人民和红军的革命斗志，战斗政治影响很大。9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报道了“浙南红军占领了缙云”的消息。

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红十三军和浙南革命斗争》、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历史》第一卷、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州历史》第一卷、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永嘉县革命老区发展史》，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