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12年12月14日这天，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条例。

这份条例叫《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是对4月30日北洋政府颁行的《暂行新刑律》的又一次补充，其中的第十二条，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刑律第八十二条第二项及第三项第一款称妻者于妾准用之，第二百八十九条称有夫之妇者，于家长之妾准用之。”

关于这条条例的解释，大理院（民国中期后改为“最高法院”）的解释是：

“凡以永续同居，为家族一员之意思，与其家长发生夫妇类同之关系者，均可成立。法律不限何种方式。”

如果再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

相对于之前颁布的《暂行新刑律》的遮遮掩掩，这一次的修订，民国政府明确承认了“妾”的存在，还进一步提高了“妾”在家庭中的地位。

宣称“推翻君主政体，建立共和制度”的民国政府，为何在“纳妾”这件事上却一直欲说还休，甚至还走了回头路？

这还得从中国人“纳妾”的历史说起。

2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基本可以理解为“双轨”制：

一条是正轨，那就是“一夫一妻制”，另一条是侧轨，是补充前者的，那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制”。

“妾”这个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

在甲骨文中，“妾”字从“辛”从“女”，“女”自不必多言，“辛”为“刑具”的意思。所以按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说法，“妾”这个字最早是“女奴”的意思。后来也有用作女子对自己的谦称，比如“妾以为……”

至于“妾”何时演变为相对于“正妻”的“侧室”之意，确切年代已不可考，按《礼记·昏义》中的记载，至少在周朝时，“一夫一妻多妾”制就形成了：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夫三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这句话至少传递了三层意思：

第一，天子可以拥有很多老婆；第二，天子的老婆们已经分了层级；第三，老婆的数量随行政级别是有规定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有钱有权的诸侯们也管不了那么多的规定了，按《管子·小匡》中的记载，齐襄王就已经“九妃六嫔,陈妾数千”了。

上行下效，皇帝这么做，下面自然乐意效仿。至此，“纳妾”堂而皇之成了一种习俗。

3

“纳妾”这件事背后的原因，其实并不难总结。

第一大原因，自然是“男权”。

一个男性，占有两个、多个乃至大量女性，然后还要按照男性规定的社会制度和道德体系加以分层、管理乃至奴役，这本身就是男权意识笼罩下的性别歧视，而“妻妾成群”也成了彰显男性地位和男权的一种标识。

在这一点上，历朝历代的皇帝是最明显的。

自秦以后，皇帝“后宫佳丽”的人数急剧扩充，汉元帝后宫三千人，隋炀帝后宫人数超过一万，唐玄宗李隆基的后宫人数据载超过四万——以李隆基能活一百岁为计（其实也就活了77岁），自呱呱坠地到一命呜呼，每天励精图治发奋图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不可能做到雨露均沾。

电影《妖猫传》中的李隆基和杨贵妃

而放眼整个社会，从宫廷到民间，很多经历“无才便是德”以及“三从四德”教育压迫的古代女性，也已经顺从了“要依附男性”的思想，尤其是很多没有生存能力的贫苦女子，往往把做“妾”当作一条可以接受的出路。

第二个原因，是生殖崇拜背后的儒家“孝”义。

除去纵欲享受的一面，“纳妾”习俗的背后也有“传宗接代”的固有观念，尤其是是儒家文化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强大推力。这一点，无论是在权贵阶层还是平民阶层，都表现得很明显。

到了元明时期，“纳妾”习俗已经成为一种合法化的制度，被官家所承认。《大明律》曾明确规定：

“男子年满四十无子者，可纳妾。”

而这个“子”，很多时候不是指子女，而是单指“儿子”，这也给“纳妾”提供了更多的理由。

大清官如海瑞者，一生曾娶三妻，至少纳了二妾。结发妻子许氏，为海瑞生下两女后被休，后娶第二任妻子潘氏，进门不到一个月被赶出；再娶第三任妻子王氏，育有二子，一名海中砥，一名海中亮，后都夭折，王氏离奇病故，在她死前十一天，小妾韩氏上吊自杀。

海瑞年过七十后又纳一妾邱氏，为其生一子，但不久后也夭折了。

“海瑞罢官”赫赫有名，“海瑞纳妾”的故事倒不太有人说，至于纳妾的原因和目的，后人自有各自看法。

《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形象

当然，“传宗接代”既能成为“纳妾”的理由，有时也能成为阻碍。

唐朝一代名相房玄龄，终身一夫一妻，不曾纳妾。是房玄龄心无旁骛吗？倒也不是，而是他的夫人卢氏坚决不允。这件事曾惊动过唐太宗，太宗亲自出面劝解卢氏，卢氏宁死不从。

这件事背后固然有房玄龄惧妻的因素，但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卢氏为房玄龄一共生育四子二女，可谓子孙满堂。“纳妾”也要讲基本法，房玄龄纳妾的基础理由有欠缺，自然也气短了不少。

当然，综合中国人“纳妾”的两大理由，也可以看出一点：

“妾”在历朝历代的地位，是不高的。

4

《礼记·内则》中有过这样一句话：

“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明媒正娶的是妻子，私奔的只能算小妾，这大概算是比较早对“妾”的定性。

随着时间的演变，“妾”的地位其实是在降低的，这从对这个群体的别称就可以看的出来。

在最早的时候，妾又称“媵妾”（媵，指随妻子出嫁的人，地位原比妾要高），之后称“姬”，“姬”乃周朝国姓，也有指“美女”之意，再后来又有“如夫人”的称谓，至少还有个“夫人”二字。

秦朝以后，“纳妾”之风大盛，“妾”的地位也慢慢“下调”，汉末两晋南北朝时，称“妾为“小妻”、“”庶妻”、“别房”、“侧室”、“别室”、“小星”等，到了唐朝也叫“少妻”、“傍妻”、“小妇”，宋朝称“祗侯人”、“左右人”、“横床”、“贴身”，清朝有叫“姨娘”、“姨太太”。

而在之后的民间，也懒得叫那么多称呼，统称“小老婆”。

清朝某富贵人家的小妾们

在家庭地位上，“妾”是明显不如“妻”的，事实上她可能也只是比奴婢的地位要略高些。这从当时的一些小说中也可看得出来。比如《红楼梦》中的赵姨娘，她是贾政的侧室，贾环和探春的生母，但在贾府中却毫无地位可言。探春虽然是贾政之女，但因为是赵姨娘所生，不是“嫡出”而是“庶出”，所以她宁可讨好正室王夫人，有些方面也不愿多亲近自己的生母。

从家庭财产继承上来说，嫡出和庶出也有很大区别。嫡出（尤其是嫡长子）是有资格继承爵位和头衔，参与乃至主持祭祀礼仪的，而庶出完全没有资格。在财产方面，庶出基本不能参与家庭财产分割，但这个情况自宋朝以后开始有所改变，庶出也可以分得一小部分财产，可能也是因为纳妾的情况太为普遍，庶出不被允许参与家庭财产分割与继承，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

跳出“家庭”这个圈子，“妾”的地位就更低了。

唐朝“安史之乱”，张巡率众死守睢阳的故事人尽皆知，但里面有一个细节让人一直耿耿于怀，按《旧唐书》记载，在睢阳城断粮之际。

“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

这个举动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大义凌然，甚至让人感动，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简直让人毛骨悚然：没东西吃了，把我自己小妾抓出来杀了给大家分食。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妾”的社会地位。

从历代法律的制订上看，“妻”和“妾”的地位高低，也是一目了然。

《唐律疏议》中就明确规定，丈夫打妻子罪责从轻（相对于妻子打丈夫），而妻子打小妾的处罚，等同丈夫打妻子。

明朝虽然从法律上有条件肯定了“纳妾”的合法性，但《大明律》却明确规定：

老公打老婆，如果打死了，判绞刑；老公打小妾，如果打死了，只判打一百杖，流放三年。

妻和妾的地位高低，一看可知。

5

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虽然妾的地位不高，但娶妾的成本其实是不低的。

这也是古代并非人人都可以“纳妾”的一个重要理由。

成语“齐人之福”，原来有定义“一妻一妾美满生活”的意思，但这个典故源自《孟子》里的《齐人有一妻一妾》，说的是这个有妻妾的齐人，每天其实是一大早去坟地吃人家的供品，再满嘴抹油回来说是达官贵人请他吃饭。

这虽然是孟子编的一个讽刺不惜手段追求荣华富贵的寓言，但由此也可以窥见，要养一妻一妾，生活压力也是不小的。

唐代大文豪刘禹锡被贬为苏州刺史，参加一李姓司空的宴席（有说此司空为写下名篇《悯农》的李绅，但有争议），席间李司空请来歌姬助兴，有一歌姬色艺俱佳，刘禹锡当即写下《赠李司空妓》一首：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这首诗除了留下“司空见惯”这个成语之外，还给后来的语文教学留下了一段中心思想。

刘禹锡不满宴席的奢华，感慨百姓仍生活于水火之中，通过这首诗表达了对李司空的谴责与劝诫。

但这个故事的结尾有个逻辑绕不过去：那位李司空一看刘禹锡那么喜欢这位歌姬，就送给他做小妾，而刘禹锡也欣然笑纳了。

如果你要不满和痛心，谴责和劝诫，那还接受人家馈赠干什么？

这个典故至少反映出两件事：第一，妾在古代确实接近于私人财产，可以随便拿来赠予；第二，曾经做过高官且有名如刘禹锡者，纳个妾也不是件容易事情，甚至还得拿作品去换。

如果再要举个例子，那就又要轮到倒霉的海瑞了。

海瑞素以清贫闻名，母亲过生日去买二斤肉，是被当大新闻传的。但海瑞担任淳安县县令的时候，年俸是12石大米外加30多两银子，虽然不算多，但按当时的物价，养活一家人其实还是绰绰有余的（明代一般普通平民一年开销也就几两银子）。更何况，海瑞在老家还有四十亩祖田，每年能带来至少20两银子的租金。

背后的原因，可能和海瑞的“三妻两妾”有关，尤其是纳妾。

明末的小说《醒世姻缘传》里有不少对于当时婚丧嫁娶的描写，在第五十五回里，狄员外要找一个手艺佳、能烧菜的丫鬟，千挑万选，讨价还价，最后花费二十四两银子。

而纳妾比买丫鬟要贵多了，像海瑞这样的官员纳妾还要讲究一些，连同彩礼宴席等费用，有人曾测算过，一般至少花费五十两，好一点的要一百两。这还没算纳妾之后的生活开销。

此外，即便有了纳妾的条件，但要过“正妻”那一关，也并不简单。

1920年5月23日的《申报》就曾经刊载过这样一条关于“纳妾”的社会新闻：

“南京下关某转运公司之经理王某，年逾不惑，膝下犹虚。近为子嗣计，拟纳某姓女为妾。无如王恐狮吼河东，不敢造次。乃托戚友向妻疏通，其妻满口允承，惟提出条件五项：

（一）彩舆入门，行结婚礼，某女不得身穿红衫，以示妻妾之区别。

（二）某女须尊称其为太太，不得做姊妹称呼。

（三）王某每月薪金悉数交妻经管， 不准由妾经手。

（四）某女每月零用十元，不得多支。

（五）购买衣服首饰，须得同意

闻王某答复如下：

（一）此项与某女达成协议，万难承认。

（二）某女非妓女可比，此项俟后再议。

（三）此项束缚自由，须加修正。

（四）承认。

（五）承认。闻其妻对于答复，不甚满意。连日向王某交涉，迄今尚未解决云。”

“纳妾”既对女性不尊重，又败坏社会风气，而成本也并不低廉，所以从清末西学渐进之时起，“废除纳妾制度”的呼声就开始越来越高涨了。

在很多进步人士看来，“纳妾”和“吸鸦片”、“缠足”一样，都是中国落后的一种象征，如果中国要跻身现代文明国家行列，要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趋势，那么这种“一夫一妻多妾”的陋习，必须取消。

但是，这条改革路走的却并不平坦。

6

在“废妾”这条路上，一批中国近代的名人，展现出了矛盾的一面。

最有名的应该是康有为了。

康有为一直强烈主张“人生来平等”且“男女平等，为此非常推崇“一夫一妻”制度。但他除了结发妻子之外，一生纳了五个妾，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且基本都是未成年少女，而且多为他流亡途中纳娶，可谓”逃到哪里，纳到哪里”。

在康有为60岁游西湖时，还看上一18岁张姓女子，康有为几度登门求亲，都被张家人回绝，但一直死缠烂打，最终获得张家人首肯，于上海大摆宴席，纳得自己的第五位小妾。

康有为

其实不止康有为，严复、唐绍仪、马寅初这些中国近代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满腹经纶，提倡民主和人人平等，但却都是纳妾的，有的还不止纳了一个。

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也未能幸免。

1898年，梁启超和谭嗣同一起，成立了一个“一夫一妻世界会”，倡导“一夫一妻制度”。谭嗣同不久之后就义，梁启超之后违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纳家中丫鬟王桂荃为妾。

尽管这个“纳妾”是梁启超的妻子李蕙仙同意的（李为梁生下一子二女），而梁启超也一直心怀愧疚让孩子们称王桂荃为“姨”，但毕竟也算是纳妾。

这一段往事，也让梁启超日后在批判“纳妾”一事上少了些许底气。

1925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的中国通史课上说：

“从人权上观察，蓄妾制之不合理，自无待言；但以家族主义最发达之国，特重继嗣，此制在历史上已有深之根柢；故清季修新民律时，颇有提议禁革者，卒以积重难返，且如欧律以无妾之故，而仆仆于私生子之认知，亦未见其良。故妾之地位，至今犹为法律所承认也。

他的学生王政就很不买账老师的这段说法，他说：

“既承认蓄妾制在人权上为不合理，则当设法以革除之。若以其在历史上已有极深之根柢，遂任其自生自灭，则1911年之革命特多事耳。”

梁启超与长子梁思成（左一）、三子梁思忠（右二）、长女梁思顺（右一）

王政的观点还是渐渐成为了主流。

自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反对“纳妾”的声浪越来越高，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全国各地的妇女团体也开始进行各种运动，要求“男女平等”，废除“纳妾”制度。

在各方面的呼吁和努力下，1930年《中华民国法典》的《亲属法》终于出现了如下条款：

“妾之制度，亟应废止，虽事实上尚有存在者，而法律上不容承认其存在，其地位如何，毋庸以法典及单行法特为规定。”

但问题是，法律只有一句“亟应废止”，却没有任何明确的惩罚措施公布。

更重要的是，《亲属法》第1123条第3项又规定：

“虽非亲属而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同居一家者，视为家属。”

这等于还是给“纳妾”制度开了一道后门。

所以，尽管法律出台，但民国的“纳妾”之风并没有消退，达官贵人以及富人阶层更是照常纳妾，尤其是那时期的军阀，都以纳妾多而为荣：四川军阀杨森纳妾12房，山东军阀张宗昌纳妾24房，川军将领范绍增的姨太太更是多达40个。

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7

1950年5月，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

《婚姻法》第一条规定：

“男女婚姻自由，实施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

第二条规定：

“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

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市的基层干部在街头书写宣传婚姻法的板报。

《婚姻法》颁布后，其实很多男人都没有当回事。1950年11月20日，河南农民萧昌贵把老婆骗回老家，然后大摆宴席，公然纳妾。政府工作人员迅速赶到，叫停仪式，再次重申：“纳妾”违法。

同年，一个名叫李成才的湖北地主，因怀疑自己小妾张青莲偷情，将她活活打死，并扬言“这是我花钱买来的小妾，有什么关系”。当地公安局将其逮捕后经审判判处死刑，李成才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最终执行死刑。

几个典型案例经报道后，不少中国男人终于知道：以后是真的不能纳妾了。

而对于之前已经存在的小妾，《婚姻法》明确规定：在法规颁布之前纳妾的，离婚的主动权掌握在女方手里——女方如果想离婚，男方不能阻止；女方如果不想离婚，男方有抚养义务。

此法规一出，当初以“妻妾成群”为傲的男人们又遭遇当头一棒。

以“纳妾”风俗较浓的广东地区为例：1950年，广州市因纳妾而离婚的判例出现了37件，1951年上升到了80件，1952年超过100件，1953年接近500件——在这些离婚案中，提出离婚的全都是当初低眉顺眼的“小妾”。

至此，中国的“纳妾”之风，终于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