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成立之路，是很多革命先烈用鲜血铺就而成的，视死如归是对他们最好的写照，王孝和就是其中之一，面对死刑时他坦然大笑，被相机定格为历史的宝贵镜头。

王孝和为革命牺牲，却抛下妻子一人抚养两个幼小的女儿，不仅如此，妻子后来才知道，原来王孝和当初娶自己另有目的，但她不仅没有崩溃，还平静地说：我不恨他。

王孝和是如何做到这样坦然？他和妻子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事业、婚姻与革命的交织

王孝和出生于1924年，比共产党的诞生要晚差不多3年，他在1938年考入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也在这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在这段期间，王孝和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许统权，在他的影响下接触到进步书刊，这让本就满腔热血的王孝和看到了国家的希望，组织也开始了对他的培养。

1941年5月，王孝和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个决定，可以说都是在为共产党服务，事业、家庭这些人生大事都优先从党的利益出发。

1941年年底，王孝和到了找工作的时候，他的能力比较突出，同时被邮局和上海电力公司录取，都是好工作，该如何选择呢？党组织认为电力公司更有助于增强组织力量，于是王孝和选择进入电力公司。

在岗位上，王孝和勤奋学习，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他也时刻不忘自己的党员身份，经常会组织读书会，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凝聚了一批力量。

古往今来，每一个父母最忧心的就是孩子的终身大事，以前的人谈婚论嫁都比较早，在王孝和11岁的时候，父母给他订下一门亲事，对方是年仅7岁的忻玉英，两家知根知底，双方父母都很满意。

但后来王孝和去了上海，满心革命，早把这父母包办的定亲抛到脑后。忻玉英到了十八岁见王孝和还没来提亲，有点着急了，于是一家人特意到上海来找王孝和，想要个结果。

初次见面时，忻玉英土里土气，又没有文化，王孝和穿着时髦，有体面的工作，忻玉英心里是自卑的，不过王孝和没在意这些问题，他考虑的是自己的身份。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王孝和不可能像普通民众一样自由，他的身份更不能向外界透露。夫妻之间的关系必然得十分亲密，一个不小心就可能给自己和党带来杀身之祸。

对王孝和来说，如果信仰不同，是万万不可结为夫妻的。所以两人单独相处时，王孝和先“考验”了忻玉英。

王孝和问忻玉英对国民党是什么看法，这个问题放在相亲的场合很奇怪，而且对象还是个不懂革命的女人，但忻玉英没有疑心，她如实回答，说乡下的国民党都很坏。

忻玉英的回答，王孝和是满意的，看来忻玉英不会站在国民党一边，所以两人接下来的聊天比较愉快，忻玉英也中意这个未婚夫，不过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就此定下来。

王孝和向上级反映了这次的聊天情况，表示可以继续发展一下，之后两人又约会了很多次，不过每次都有共产党人暗中观察，忻玉英并不知道。

最终忻玉英通过了组织的考察，并且组织提出，农村的女人比较朴实，方便开展工作，肯定了忻玉英的人品，却也道出了一定的目的性。

王孝和接受过进步思想，本来他无心这桩父母包办的婚姻，但通过和忻玉英相处以及考虑组织的建议，他选择和忻玉英结为夫妻。

1946年，22岁的王孝和与忻玉英结婚了，王孝和对忻玉英的“利用”也开始了。

无意中卷入革命

王孝和是一名地下党员，组织要求不能暴露身份，所以婚后忻玉英仍不知道丈夫的党员身份。王孝和时常需要和同志商量一些秘密决策，忻玉英无意中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

婚后不久，两人租了一间屋子，虽然条件简陋，但比之前的房间好很多，当忻玉英为他们的新家欣喜时，却不知道这个房子是组织帮忙找的，目的是开展地下联络的工作。

搬到新家后，王孝和时常会带一些人回家，忻玉英问起，他就说是来打麻将，并且让忻玉英在门口把风，说是上海抓赌钱比较严，防止被人发现。

忻玉英对丈夫十分信任，当真搬个小凳子坐门口，专心把风，尽管她很奇怪屋子里为什么没有搓麻将的声音，但也不会去多问。

此外，王孝和时常会让忻玉英传递一些信件，有时候是交给一个拿着锄头锄地的人，有时候是交给一个咳嗽吐痰的人，等等，这些要求听上去都很奇怪。

忻玉英虽然感到困惑，但她仍不会多问，默默按照丈夫说的去做，因为她相信丈夫不是在做坏事，那些接头的人也都是好人，忻玉英早已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参与了革命。

夫妻同心，国民党撬不动

但是这样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王孝和终究还是被国民党盯上了。1946年1月，上电爆发了大罢工，王孝和始终积极参加，得到了工人的拥护。

到1948年，王孝和已经是上电工会的常务理事，因为之前的反动行为，国民党一直盯着工会。2月，“申九惨案”的发生再一次激起民愤，王孝和组织工人发起抗议，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

4月，国民党为了镇压工人和学生的民主运动，开始逮捕工会负责人，首当其冲的就是王孝和，但他们对王孝和却另有打算。

那段时间，国民党特务万一开始频繁出现在王孝和家中，原来国民党最初并不想抓王孝和，他们十分认可王孝和的能力，想要用名利诱惑他为国民党效力，但王孝和信仰坚定，不为所动。

见此，万一又将方向对准忻玉英，希望她帮忙劝劝王孝和，让他们一家摆脱现在贫苦的生活，国民党可能想着妇道人家不懂那么多，比较容易上钩。

然而他们没想到，忻玉英虽然不信仰革命，但她信仰自己的丈夫，丈夫说什么她就信什么，当时王孝和仍对忻玉英说他不是共产党，并非欺骗，只是不能泄露秘密。

直到国民党对王孝和下了最后通牒，在动手前夕，王孝和才向妻子坦白了自己的身份，这意味着他已经逃不了了。忻玉英崩溃大哭，或许她早有预感，但仍无法接受。

其实王孝和本来有机会逃走，只是他没有接到组织撤离的命令，怕影响党和工会的安全，所以尽管身陷危险，仍努力坚守阵地。

坦然赴死，妻子奔走

1948年4月21日，国民党逮捕了王孝和，对他酷刑加身，威逼利诱，企图从他口中撬出一些共产党的秘密，这场折磨持续了五个月，但王孝和一直不曾妥协，国民党见拿不下他，便将他判处死刑。

在听到判决的那一刻，王孝和的反应是哈哈大笑，为革命牺牲是一件光荣的事。行刑时间本来定于9月27日，但因为人民群众的抗议被迫推迟。

9月30日上午，王孝和英勇就义，坦然赴死。

从他踏上革命道路开始，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他的死再一次激起民愤，更是得到媒体关注，再一次削减了国民党的民心。

不论是面对庭审，还是面对刑场，王孝和都不曾悲伤和恐惧，正义在他心中，国民党的行为不过是跳梁小丑的“自黑”，他的正义与坦然，和国民党的丑恶嘴脸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年，王孝和不过24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大女儿才不到两岁，小女儿仍在妻子腹中，他的生命却戛然而止。

1948年10月，距离王孝和牺牲过去了21天，他的小女儿诞生了，仿佛是一种生命的传承。王孝和一直心系女儿，在给妻子的信中为女儿取名“佩民”，忻玉英遵循了这个“遗嘱”。

直到王孝和死后，忻玉英才从之前的一封封书信中了解到两人婚姻的真相，原来王孝和最初并不是看上她这个人，而是她对革命的价值，但这并不影响她对丈夫的感情。

在王孝和入狱期间，忻玉英虽身怀六甲，却一直在为丈夫奔波，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不断上诉，在警局门口为丈夫喊冤，为了王孝和，她拿出自己全部的勇敢，这样的感情又岂会被小小的欺骗打倒？

虽然最初的结合掺杂一定的目的性，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两人在一起相处的感情是真的，忻玉英的单纯善良以及她的种种付出早已打动了王孝和的心。

曾经那个年代，没有人去计较那么多的儿女情长，不是不爱，而是心有大爱，身负使命，没那么多工夫去纠结这些小情绪，或者说，那个年代爱比较大气。

忻玉英理解王孝和的大义，可以坦然面对这份“欺骗”。所谓“有国才有家”，有时卫“大家”也是保“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