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檐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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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在殖民世界从事不同职业

芬兰与殖民主义的关系是复杂的：芬兰人不仅是瑞典或俄罗斯帝国统治的受害者，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卷入了殖民主义。

芬兰人从事于殖民项目，生产和传播殖民知识直接构建，种族等级制度，殖民地的认知方式也在那些没有正式殖民地的欧洲地区产生、发展和传播。

芬兰商业公司受益于殖民贸易，从铁和木材到糖和棉花，当芬兰人消费殖民商品时，芬兰人不仅仅传播外国广告材料，还利用类似的视觉比喻和种族化字符来设计本地生产的糖果和其他商品的包装和包装。

二十世纪初，芬兰传道在全世界上积极开展工作，尤其是在中国，由于中国强烈的仇外情绪及其悠久的帝国历史，包括一部分芬兰人在内的西方传教士，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挑战，他们没有试图改变社会，而是被迫采用当地习俗来接近中国人，在殖民地国家生活和工作的基督教传教士是否有助于巩固帝国，或者他们是否有助于削弱殖民统治。

简而言之，芬兰人是殖民主义的同谋，同谋意味着“参与西方霸权话语及其普遍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统治实践”，这种方法强调跨国运动和殖民联系的互惠性，而不是关注国家历史。

它还包括各种各样的参与者：从探险家到传教士，从科学家到定居者，以及他们在协商殖民意义和创造想象方面的作用，殖民背景下的芬兰跨国经历以及进出芬兰的殖民思想和知识的跨国流动，揭示了芬兰人与全球现象的联系，除了“殖民共谋”和“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之外。

俄罗斯帝国内部芬兰民族和国家的建设

在 1808 年至 1809 年的俄瑞战争之后，现在被称为芬兰的附近地区被瑞典割让给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 1809 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芬兰约占瑞典王国的三分之一，在多民族的俄罗斯帝国，芬兰人约占总人口的 2%。

然而，从构成瑞典东部到在俄罗斯帝国形成大公国的转变，成为了一个政治单位和获得自治权，一百多年来，芬兰大公国一直是俄罗斯帝国内的一个自治政体，这个“帝国世纪”一直处于各种尝试的核心，将芬兰概念化为一个与俄罗斯帝国及其帝国权力相关的国家，以及政治理论中的帝国建设理念。

在这些概念化中，芬兰的民族归属和种族起源以及语言的作用占据重要地位，芬兰语曾是瑞典王国的少数民族语言，但在新成立的芬兰大公国，五分之四的人口会说芬兰语，受过教育的统治精英，在 19 世纪初芬兰人都是讲瑞典语的人。

大公国是帝国内部的一个自治政体，但它的自治是通过避免对俄罗斯政府的任何挑战，以及通过努力扩大国家权利和特权而不是法律规定的保障来实现的，保证法案于 1809 年 在波尔沃制定，并由总督在沙皇在场的情况下庄严正式地颁布，将芬兰置于“帝国之下的国家行列”，但让沙皇有可能颁布广泛的特权会干涉国家事务。

自 1860 年代以来，语言已成为芬兰用来定义国籍的主要标准，政治舞台因语言问题而分裂，不同的政党、社团、俱乐部和报纸吸引了芬兰或瑞典语言和文化的支持者，根据克鲁泡特金，芬诺曼人的口号，芬兰语的支持者一种语言，一种精神，是勒南在他对民族的定义中所指的共同愿望和观念的一个例子。

除了语言之外，克鲁泡特金还认为芬兰人的民族志凝聚力是定义一个民族的决定性因素，芬兰人由三种不同的种族“类型”或“部落”组成，即卡累利阿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类学特征，这三种种族说同一种语言，以同样的方式生活，在民族特征上有如此多的共同点，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单一的种族群体，芬兰人。

在 1899 年 2 月，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帝国宣言一项新的陆军法案，旨在直接控制芬兰征兵军队，这一时期被称为“芬兰企图俄罗斯化 ”的主要催化剂，随后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措施，旨在使大公国与帝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盟，宣言和随后的镇压措施。

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芬兰人民，他们认为俄罗斯化是对其民族特权的侵蚀，这些特权是亚历山大一世于 1809 年授予，并由亚历山大二世于 1863 年确认的，新的帝国政策引起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暴力。

直到 19 世纪末，芬兰人才普遍将俄罗斯视为殖民者，当时一些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开始公开表达反帝国主义的态度，芬兰的俄罗斯化企图使人们对那些在殖民统治下被奴役的人产生了敏感性，被称为“被压迫者的智慧”。

当时芬兰开始了自己的基于种族、阶级和民族的统一和融合计划，这些等级制度是主权芬兰国家统一政策的核心，它影响了芬兰本国的少数民族，包括萨米人。

二十世纪初，政治领域的发展方式令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无法接受，对他们来说，俄罗斯政府的镇压措施是殖民帝国，对其与帝国少数民族关系漠不关心的又一例证，各种尝试将芬兰概念化为一个与俄罗斯帝国、其帝国权力以及政治理论中的帝国建设理念相关的国家。

然而，完全主权的芬兰国家于 1917 年 12 月 6 日诞生，这并不是芬兰被征服的直接结果，而是帝国崩溃造成的权力真空的结果，社会经济状况导致了内战，从而结束了芬兰的帝国世纪。

殖民主义和萨米人

至少从 18 世纪开始，萨米人就一直受到芬兰人的压迫，尤其是通过有关自然资源使用、教会和学校系统的立法，相互竞争的斯堪纳维亚王国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侵占了萨米人居住的领土。

一条特殊的拉普兰边界正式阻止了瑞典定居点扩展到萨米村庄的领土，但这种保护被官方定居法令打破，该法令使定居点自由， 芬兰人与斯堪纳维亚人与萨米人的关系上有所不同，因为早期芬兰人并未将萨米人视为一个特殊群体，而是利用与萨米人相同的“生态位”。

具体而言，芬兰人的定居点在 14 世纪后向北扩展，芬兰人也利用延伸至萨米人领土的地区，1673 年和 1692 年的法令也对凯米拉普兰产生了影响，那里的“村庄系统在芬兰殖民的压力下迅速崩溃”。

瑞典对萨普米人的殖民化的主要影响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感受到，当时在 1749 年的拉普兰条例之后，越来越多的土地被授予非萨米农民，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拉普兰被调查，绘制地图，然后划分为单位和区域以用于行政目的，包括税收。

萨米人也通过传教活动和社会控制被“驯化”，社会学家指出，萨米人的瑞典化不是自愿的，皈依基督教和破坏传统的萨米宗教都是通过武力和暴力实现的，当芬兰成为俄罗斯帝国内的大公国时，这些宗教活动仍在继续。

芬兰人和萨米人之间的边界地带是双向影响之一，但它一直向北移动并变得芬兰化。虽然一些芬兰定居者从事驯鹿放牧，与其他斯堪纳维亚人将此职业，留给萨米人形成鲜明对比，19 世纪晚期监管驯鹿的立法是建立在芬兰式的小规模驯鹿放牧，而不是大型驯鹿放牧的基础上的规模，萨米人的游牧驯鹿放牧。

在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头几十年，当芬兰的国家建设项目达到顶峰，并且其共同的芬兰语言、历史和文化受到重视时，萨米人被定义为芬兰人，芬兰想象中的许多“萨米人”被构建为芬兰性的另一面。

二十世纪初，受过教育的芬兰精英将萨米人视为与芬兰人不同的种族，并认为这种“种族迟钝”将导致他们的毁灭，各种主要的芬兰研究人员认为萨米人不是芬兰人，正如早些时候在欧洲大陆和瑞典所争论的那样。

国际关系学者维尔霍·哈勒和地理学家萨米·莫伊西奥 指出，芬兰人希望将自己与萨米人区分开来，芬兰语在拉普兰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加强，当时芬兰南部的市政管理和福利服务扩展到该地区。

芬兰语的地位也因北部寄宿校的建设而得到加，战后的两个十年可以被视为芬兰-萨米历史上最广泛的同化主义时期，1921 年的《教育法》将教育定为义务教育，但其职权范围并未涵盖远北地区的巡回学校，那里的教师曾与萨米人一起旅行。

在1947 年，芬兰对教育法的修正案规定所有 13 岁以下的儿童都必须接受义务教育，该修正案也适用于人烟稀少的地区，这意味着寄宿学校是为居住在拉普兰村庄，相对较远的儿童建造的，而巡回学校则停止了，这些寄宿学校并非专为萨米儿童开设，它们是混合学校，适合住得太远而无法在家上学的人。

萨米人的语言和文化遗产也没有包含在完全基于芬兰教育理念的课程中，提到寄宿学校灌输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包括萨米人自卑的观念，寄宿学校的学生因萨米内斯在多个层面受到惩罚，并且根据寄宿学校的不同，从 1950 年代开始可能会被禁止说萨米语，否则会受到惩罚。

芬兰文化和价值观在寄宿学校盛行，由于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些地方度过，许多萨米儿童与他们的母语、传统手工艺和驯鹿放牧技能失去了联系，莱托拉认为，许多萨米人内化了对芬兰优越感的信念。

芬兰的海外殖民活动

芬兰人作为瑞典、俄罗斯和其他欧洲帝国的成员或参与者，参与了全球的殖民活动。

北美特拉华河沿岸的瑞典殖民地于 1638 年建立，许多定居在特拉华河沿岸的新瑞典的人是芬兰人。

为了增加移民到新瑞典的兴趣，王室向轻罪犯提供减刑，让他们在殖民地从事几年的契约劳动，57 名这样的定居者及其家人抵达新瑞典，其中大多数是来自瑞典韦姆兰的芬兰人。

新瑞典的许多芬兰定居者都是来自瑞典中部的森林芬兰人，他们习惯于砍伐森林，虽然荷兰人接管了新瑞典，但森林芬兰人的移民一直持续到 1660 年代。

在 1656 年至 1664 年的荷兰统治时期，特拉华州约 53% 的人口是芬兰人，瑞典、芬兰和荷兰殖民者占领的新瑞典地区，最初居住着美洲原住民，移民与他们有接触，瑞典王室热衷于，让定居者殖民主义者传播欧洲文化和基督教。

18 世纪下半叶，芬兰人参与了瑞典在西非建立殖民地的尝试，瑞典已经在西非短暂地拥有一个贸易站和一座堡垒。

在1776 年，芬兰南部尼兰旅的一名中尉乌尔里克·诺登舍尔德撰写了一篇论文，论述了瑞典在西印度群岛和非洲的贸易和殖民地的利益，特别指出了英格兰如何从其殖民地中获益。

在几内亚海岸开展业务的贸易公司，并在帕尔马斯角和梅苏拉多角之间的地区建立殖民地，它的目的不是交易奴隶或黄金，而是交易农产品，如胡椒、棉花、生姜、甘蔗、靛蓝、大米和咖啡，从当地农民那里购买或由即将建立的新殖民地的瑞典定居者种植，奴隶将被用作殖民地的劳动力，几内亚公司和殖民地都没有建立，但仅仅六年后，瑞典就获得了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