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史，大一统王朝基本逃不过“三百年定律”。无论是强汉盛唐，还是弱宋大明，基本上都是“到点就下班”。

历史学家分析后发现，虽然造成王朝衰亡的“致命一击”各有不同，但是核心原因都一样：基本上是朝廷财政崩盘，入不敷出。

所以历代帝王的核心要务就是搞钱，而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封建社会，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对统治者来说，他们必须找到一个人人不可或缺，重税之下都必须要购买的东西。

答案其实很清晰，它就是食盐。后者不仅是调味料之王，还是人体必须摄取的养分，一天都离不开。

在封建社会，控制了食盐，就控制了百姓的生活起居，掌握了大量财富。所以历朝帝王都实行官营食盐，对私下贩盐打击力度极大。

这时候不少人就有疑问了，既然严谨贩卖私盐，那咸鱼要怎么算？这方面有没有清晰规定？

古代朝廷的食盐专卖

对现代人来说，食盐生活中最常见的调料，它不仅价格便宜，获取也很方便。

甚至为了健康，如今很多人吃饭还要控盐。所以很多人其实想象不到，它在古代到底有多么重要。

在封建社会，盐的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有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它的地位。

首先古代并没有其他调味料，现代人烹饪有丰富的调料可供选择，少放点盐饭菜依然可口。

但是在古代，如今常用的味精、辣椒和酱油都是很晚才有的，白糖的产量也极低。想要做出美味可口的饭菜，食盐绝对是必不可少。

其次，食盐中的钠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长期缺乏会导致四肢无力、精神萎靡。

古代人获取钠元素的主要途径就是食盐，越是体力劳动者，对它的需求量就越大。

正是因为食盐有着不可替代性，所以古代封建王朝才会选择把它作为官府专营，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控制其统治下的百姓，同时还能在垄断市场中获取足够高的利润。

虽然儒家一直追求“官不与民争利”，但是为了王朝的延续和皇帝更好地统治，他们终究还是默许了盐铁专营的出现。

这项政策诞生在春秋时期，当时齐国的宰相管仲为了获取更多的收入，提出了“计口售盐”的政策，把食盐的生产和销售都收归国有。

在这项政策的支持下，齐国迅速成为东方数一数二的富庶国家，无论是在春秋还是战国都拥有强大的实力。

不过，管仲的政策仅仅在齐地实行，它真正推行到全国要到汉武帝时期。

后者是中国历史上发动对外军事行动最多的帝王，长期的远征耗尽了国库的储备，导致财政危机出现。

为了解决金钱上的捉襟见肘，汉武帝采纳了东郭咸阳等人的意见，将包括食盐在内的三个重要产业全部收归官府，实行垄断经营。

此政效果立竿见影，短短几年后，汉武帝的国库就变得充盈。

不过，儒家对于“与民争利”的做法一向深恶痛绝，所以汉武帝离世后，对于这项政策是否要继续实施，朝廷内部陷入了长久的争议。

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之议尤为激烈，直到恒宽的千古名作——《盐铁论》出炉，官府专营食盐才成为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

为了保证朝廷的利益不受影响，对于贩卖私盐者，官府自然深恶痛诋，采取了各种措施去严厉打击。

贩卖私盐的严重后果

为了取缔私盐的流通，历代王朝都制定了非常严苛的刑罚，在唐朝以后，这个罪名的量刑级别甚至超过了抢劫、盗窃等罪名。

汉武帝把盐业收归官府后，朝廷出台了相应的私盐惩罚标准，凡是抓获要在其左脚脚趾悬挂铁钳。

在当时也是比较严酷的处罚，但是和后世动辄砍头相比还是克制了很多。

进入两晋南北朝之后，针对私盐的刑罚标准一直在不断提升。

因为在这个历史阶段，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爆发战争，朝廷的赋税压力是非常大的。

由于对于提升财政收入的需求非常迫切，因此官府对贩卖私盐者的打击逐渐加码，严重者会被处以四年以上的监禁。

进入隋唐之后，官府对盐铁利益的倚重越来越高，私盐贩子受到的处罚自然也变本加厉。

到了晚唐时期，贩卖私盐的罪责进一步提升，开始出现了死刑的顶格处罚。

根据相关记载，唐朝后期贩卖私盐超过一石就要处决，而且他的家人和伙伴如果知情不报，也会被连坐。

在这样严厉的处罚下，晚唐的私盐贩卖近乎绝灭，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大大提升。

到了皇权影响力最大的明清两朝，官府对于私盐的打击更是达到了历代之最。

贩卖私盐的人动辄被处死，严重者甚至会株连家族；就连购买私盐的人一旦被发现，也会被革除功名。

既然朝廷对私盐的处罚力度如此之大，为何它在历朝历代都屡禁不绝呢？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贩卖私盐就是利润远超100%的赚钱方法，它对亡命之徒的吸引力是律法完全无法阻止的。

而且封建王朝的顶级私盐贩子还会和地方官员勾结，分给后者一半以上的利润。有了这些人作为保护伞，贩卖私盐的风险其实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一个“地下市场”能发展起来，光有商人还不行，还要有大量的顾客支持，才能长久运营。当时的老百姓还是以安分守己为主，基本都会选择官盐。

但是也有不少人会因为种种原因被迫购买私盐，当然数量上不会太多。

他们会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官盐的售价是在太高了，对普通家庭来说，完全购买官盐很难负担得起；

另一方面，官盐因为是垄断生意，所以不少生产者敷衍了事，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反而是一些私盐贩子提供的货品远胜“正版”，堪称是物美价廉。

渠道和市场兼备，私盐就永远是热门生意。即便明清两朝的封禁力度如此“丧心病狂”，也依然不能把它掐灭。

咸鱼为何能出现

看到这里，想必不少人就好奇了，既然官盐价格高昂，而私盐一般人又很少接触，为什么历史上还会出现咸鱼这样的腌制食物呢？它耗费的食盐量可是非常惊人的。

根据史料的记载，古代的咸鱼制作要消耗大量的盐，一般10斤的鱼肉需要一斤食盐才能制作成咸鱼。

这样看来，盐的价格早就超越了鱼肉本身，制作咸鱼还有利可图吗？

首先，古代的咸鱼是要比如今贵不少的，虽然不能完全覆盖正常官盐的成本，但也绝对是价格不低了。

而古代咸鱼之所以源源不断地生产，是因为它的腌制使用的并非常规官盐。

在没有冷冻技术的情况下，食物的长途运输是个很大的难题。

对于生活在中原地区的王公贵族来说，想要在本地吃到优质的新鲜海鱼是几乎不可能的。

好在聪明的劳动人民在周代就掌握了腌制技术，可以对肉类、鱼类与蔬果类的食物进行加工，让它们都能长时间保存。

虽然也有其他防变质的方法，但是综合来看，还是食盐腌制性价比最高。

对封建王朝的官府来说，促进更多的鱼肉流入内地能有效缓解肉类短缺，而且很多王公贵族对美味的咸鱼也是颇为认可的。

但是昂贵的食盐确实会抬升咸鱼的制作成本，很多渔民最后只能选择放弃。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官府会定期给渔民提供价格低廉而且品质较差的粗制渔盐。

不过，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渔盐虽然品质低劣，口感不佳，但是也颇有市场。如何保证渔民将它物尽其用，而不是倒卖获利呢？

双管齐下治理咸鱼

为了避免渔民倒卖渔盐，官府制定了一整套详细的防范措施，最大程度避免了此类货品流通到市场中。

首先，他们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惩罚规则，对于倒卖和购买渔盐者都会处以极刑。

为了更好的甄别此类犯罪行为，官府提供的渔盐都事先经过橄榄菜的处理，整体呈暗红色，和一般的食盐不同。

这样的商品流入市场后，消费者会很容易对其进行分辨。考虑到购买后的严重后果，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远远躲开。

当然，历朝历代都不缺乏愿意铤而走险的人，所以此类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必须从源头掐灭渔盐流入市场的可能。

在官员们的集思广益下，朝廷很快找到了根治此“痼疾”的方法。

他们的策略非常简单：每个渔民在申领渔盐之前都需要把自己捕捞的海货数量报上来，官府会根据数量提供相对应的盐。

可能有人会说，只要多申报海货的数量，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渔盐，这样便可以牟利了。

为了杜绝此类情况，各地官府选择把税收的标准和申报海货的数量挂钩。

申报的数字越大，需要缴纳的税费就越多，这样即便获得了大量的渔盐，本质上也是得不偿失的。

而且官府直接在港口建立了办事处，渔民出海归来的第一时间就要去申报。申报后官府会派出相关人员去进行清点，确认无误后才会发放申领凭证。

而且一些地方的官府还实行了渔盐抵税的政策，渔民在腌制过程中未必会全部使用完购买的渔盐，把剩下的这部分盐上交给官府，就可以抵扣一部分的税费。

实施了这一整套的奖惩管理之后，明清两朝大部分渔民都选择了安分守己，严格按照规定的数量去使用渔盐。

只有极少量的货品会流入市场，对官府盐业专营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

结语

古代一项政策的出炉往往需要很长的准备时间，因为朝廷不仅要考虑政策本身，还要想清楚实施后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对应的整套解决方案。

所以，当官府提出渔盐供给后，其实早就想好了应对策略，基本上没有渔民能以此牟利。

古代食盐专营的制度在诞生之后就异常稳定，一直是大一统王朝的核心国策。

它虽然有很多看似正义的名头，但本质上就是封建帝王聚敛财富、巩固统治的手段。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绵延两千多年的食盐专卖制度才被彻底埋葬，老百姓再也不用为其掣肘，实现了“调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