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为何七次更改目的地,是什么原因最终选择了陕北?

长征恐怕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了,我们课本上学,电视里看,自媒体平台上关于长征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很多人都能准确的说出长征的准确时间,以及长征的出发点和目的地。

但是也许有一部分人不知道,红军在长征中曾经七次更改目的地,更不知道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陕北作为长征最后的落脚点,还有为什么红军会进行长征。

说来惭愧,虽然我也是一个写历史文章的人,但是对这些知识也是一知半解,在查阅了一些资料之后,才对长征的整个脉络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了解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知识,现在把这些内容写出来,一是加深自己知识的记忆;二是和喜爱这些内容的小伙伴做一个分享。

1.两个德国人

长征在开始时并不叫“长征”,叫“战略转移”比较合适,对外宣传则是“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为什么是第二先遣队,因为粟裕带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早就出发北上了。

无论用哪种名字,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苏区待不下去了,需要找一块新的地方重新开始,至于为什么待不下去了,要从两个德国人说起。

1933年初,博古到达中央苏区,不久后就成为了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但是他不懂军事,于是从共产国际请来了一位高级军事人才——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文名叫李德,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

李德

这个德国人的履历看起来很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加入了苏俄红军,在德国参加过城市街垒战,又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

李德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作为高级军事人才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李德的到来,弥补了博古军事能力的不足,被博古高兴地称之为“及时雨”。

正在博古为李德的到来兴奋异常时,蒋介石的身后也站了一个德国人,和李德一样,身份同样是军事顾问,他叫赛克特,67岁,比李德的履历更牛。

赛克特

赛克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是德军驻土耳其最高参谋部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还担任过德国边防军总司令。

而我们的李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头兵。

赛克特在仔细研究战场态势后,给蒋介石提出了“步步为营”的战略计划,主张用密集的堡垒群,对中央苏区层层包围,然后缓缓推进。

赛克特的理念是:“中央苏区只有区区5万平方公里,如果每天推进1公里,那么不出1年时间,就能全部吃掉中央苏区。”

蒋介石听后大喜过望,自己四次纠集重兵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都没有成功,原来依靠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能实现了,德国顾问果然名不虚传。

蒋介石立即按照赛克特的建议制定“第五次围剿”计划,调动100万军队,采用碉堡战术,严禁长驱直入,稳扎稳打,逐渐缩小包围圈,直到完全吃掉苏区。

而我们这边的李德是怎么应对的呢?“以牙还牙”“针尖对麦芒”,他鄙视前四次取得反围剿胜利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等战术,将其完全抛弃,采取和敌人一样的战术,用堡垒对堡垒,和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

蒋介石有100万大军,苏区只不过10万人马,武器装备和各方面的资源都不如敌人,这叫拿起鸡蛋碰石头,以己之弱对敌之强,结局可想而知。

如果把李德和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做类比的话,战国时期的赵括最为合适,两人都是纸上谈兵的高手,赵括葬送了赵国的精锐,李德丢掉了整个中央苏区。

2.最初的目的地

1934年10月10日,8万多红军走出苏区,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一个伟大的史诗行动开始了。

长征最初的目的地是博古和李德两人制定的,先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另作他图。

战役行动没过多久,蒋介石就知道了红军的作战意图,于是调动军队,对红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希望一举歼灭红军,彻底除掉他的心头大患。

博古和李德显然是很会过日子的人,命都快没有了,但是在转移的时候还不忘携带上苏区所有的装备,包括兵工厂的设备、造币机、石印机、纸张、大米、电话线等等无关紧要的东西,一样都舍不得丢下。

红军长征纪念邮票

为了这些盆盆罐罐之类的东西,雇佣了5000多名挑夫,每个挑夫一天一块大洋的报酬。

由于辎重中有大量沉重的设备,红军的行动慢如蜗牛,给了蒋介石足够的调遣军队的时间,红军走得异常艰难,在准备渡过湘江的时候,碰上蒋介石布置的五路大军,一场血战就此展开。

湘江战役时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战斗到达了白热化的程度,红军拼尽全力渡过了湘江,但是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红军从出发时的8.3万人,锐减到不足4万人。

湘江战役画作

渡过湘江之后,红军不敢停留,为了摆脱追兵,一头扎进了广西东北部的大山之中,从苏区带出来的盆盆罐罐都被扔在了湘江东岸,这时红军的步伐反而轻松了许多。

巨大的失败使李德和博古在红军中的根基动摇了,红军将士们回想以前的战斗,哪受过这样的失败,所以把怨气都发到了博古和李德两个人身上。

面对巨大的失败,博古痛心疾首一筹莫展,而“洋顾问”李德唉声叹气,把责任推给了别人。

失败的阴影笼罩在所有红军将士的心头,而此时的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了如指掌,他知道中央红军要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所以调兵遣将,在必经之路上修建四道防线,就等着红军从大山中钻出来,进入他布置好的口袋中。

整个红军队伍面临着巨大的生死考验!

幸好,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力挽狂澜,这就是被排挤打压很久,被踢出军事指挥系统的毛泽东。

3.毛泽东

在第一次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没有上过一天军校,没有受过一天专业军事训练的毛泽东,凭借其天才般的军事指挥能力,用极其灵活的战术,以弱势的兵力打败了数倍于己的围剿大军,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计划。

然而,毛泽东在领导红军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之后,反而受到了巨大的批判,批判者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而要求红军必须实行“先发制人”“积极的进攻路线”。

毛泽东遭到了排斥,失去了党内、军内的重要职务,被踢出了军事指挥系统。

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虽然不是毛泽东指挥,但是军事指挥系统还是按照以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去打,所以也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

而李德一来,把毛泽东以前的战略战术全部丢弃,生搬硬套书本和国外的战术,导致了巨大的失败,迫使红军走上了长征的道路。

在长征之初,毛泽东的名字本来不在转移的名单上,是周恩来极力主张一定要带上毛泽东,博古才勉强同意,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这一举动挽救了整个红军队伍。

在广西山中行军的时候,虽然没有任何情报,但是毛泽东早已经猜透了蒋介石的心思,他判断蒋介石一定会在中央红军进入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埋伏重兵,而此刻整个中央红军正向这个口袋钻去,关键是最高军事指挥博古和李德浑然不知危险就在前面。

在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处于军事指挥系统之外的毛泽东站出来发声,提出放弃中央红军制定的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立即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重新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议。

在通道县举行的“飞行会议”上,李德固执地认为还是应该到湘西去,毛泽东打破了两年以来的沉默,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要求立即扭转红军前进的路线,放弃与贺、萧部队会师的原计划,改为进军贵州。

毛泽东还是老一套“择弱军打”的战略,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兵”,战斗力极弱,是不经打的豆腐兵。

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与会的多数人的支持,大家眼睛中泛着光,他们看到当年领导他们打胜仗的“战神”又回来了。

会议否定了李德的计划,一致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进军贵州,并在贵州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计划,这是长征中第一次更改目的地,也正是这次更改目的地,拯救了红军。

笼罩在红军战士们头上的乌云好像散开了,大家抖擞起精神,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4.第二次更改目的地

中央红军一进入贵州,一切仿佛都变得异常顺利,他们很快就攻下了黎平县城,并召开了“黎平会议”,在会议上,共产国际派来的高级军事顾问李德靠边站了,并以书面决议的形式,放弃进入湘西的原计划,以进攻遵义,并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以前被李德排挤,从参谋长位置上被贬到红五军团的刘伯承被重新启用,重新参与指挥作战。以前的将帅都回来了,红军重新焕发了战斗力。

一切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渡过乌江天险之后,直取遵义城。

不出所料,贵州的王家烈的“双枪兵”真的不经打,红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的遵义城,暂时把蒋介石的追兵甩开了一段距离,红军得到了出征以来难得的几天休整时间,利用这个时间,红军召开了重要的遵义会议。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并且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虽然名义上毛泽东并不是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但是实际上,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已经完全属于毛泽东了,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议,从一定程度来说,这个决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到贵州发展,但是到了贵州之后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贵州这个地方太穷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连吃饭都成问题,蒋介石又调集了数十万大军向遵义进逼,遵义已经不适合作为新的革命根据地了。

为了解决眼下最重要的问题,刘伯承在遵义会议上提议,北渡长江,到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刘伯承是四川人,对四川极其熟悉,找到合适的地段渡江,不比渡乌江难多少,贵州军阀刘湘的川军和王家烈的黔军有一拼,还有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也在四川,可以前来接应。

当时看起来北渡长江是极其有利的,会议作出了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这是红军在长征中第二次更改目的地

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北上,打算从四川的宜宾和泸定之间渡过长江。

然而,理想和现实总是不一样,红军低估了刘湘的川军。

5.首战受挫

遵义会议上取消了“三人团”,博古和李德都靠边站了,红军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指挥是周恩来和朱德,毛泽东只是帮助两人做军事决策。

但是无论朱德还是周恩来,都对毛泽东极其信任,所以实际上,此刻毛泽东已经成为了红军的主帅。

被压抑了两年多的时间,现在重新回到了熟悉的岗位,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意气风发,他要证明自己还是那个一直带领红军打胜仗的毛泽东。

不过天不遂人愿,毛泽东复出第一仗,就遇到了川军猛将,人称郭莽娃的郭勋祺。

在中央红军向北行军的时候,蒋介石可没有闲着,调兵紧追不舍。为了遏制追兵的势头,中央军委决定在土城打一仗,杀杀追兵的气焰,改变战场态势。

毛泽东为了打好这一仗,亲临战场,在距离土城不远的的青杠村指挥,得到的情报是:土城驻守的是不经打的2000黔军。

这点弱小的兵力,还不是手到擒来,但是这个情报是不准确的,土城内驻守的并不是黔军,而是川军,数量不是2000人,而是10000人,指挥就是郭勋祺。

郭勋祺

土城战役是一场失败的战役,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都上阵指挥,林彪、彭德怀、聂荣臻、罗荣桓、刘伯承、叶剑英、杨尚昆、刘少奇、董振堂、耿飚、张爱萍、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黄永胜等等将领齐上阵,也不能打下一个小小的土城,红军还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土城战役让郭勋祺这个川军的旅长一战成名,是毛泽东复出的第一次败仗,红军伤亡2000余人,北渡长江的计划受挫,不得不寻求其他的出路。

毛泽东虽然首战受挫,但是毕竟是高明的战略家,他立即提出取消北渡长江的计划,回师贵州,继续打王家烈的黔军,然后在云贵川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建议。这是红军在长征中第三次更改目的地

6.四渡赤水

胜败乃兵家常事,世界上没有不败的战神。在首战失利之后,毛泽东就指挥出了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四渡赤水”。

毛泽东根据敌情的变化,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指挥中央红军在赤水河两岸闪转腾挪,忽西忽东,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

在第四次渡过赤水河之后,指挥罗炳辉的红九军团伪装成中央红军主力,制造北上渡江的假象,然后带领真正的中央红军主力迅速渡过乌江,直扑蒋介石亲自坐镇的贵阳。

此刻的贵阳是一座空城,蒋介石吓坏了,急调云南的滇军前来护驾。

毛泽东等地就是蒋介石的这一招,他指挥中央红军在贵阳虚晃一枪后,拐了个弯,从贵州西部穿出,直扑云南的昆明。

红军一路上大张旗鼓,声称要占领昆明,“云南王”龙云急坏了,生怕自己的老巢被红军占领,更怕蒋介石借剿匪收拾自己,就像收拾王家烈那样,于是带动兵力驰援昆明。

毛泽东这一招还是一个虚招,敌人调动兵力,金沙江的防线出现松动,毛泽东瞧准时机,指挥红军主力迅速渡过金沙江。

这个时候,原本计划在云贵川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又更改了,变成在四川西部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红军长征中第四次更改目的地。

接下来就是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等我们比较熟悉的剧情了,历尽磨难之后,终于在1934年四川懋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原本以为,两个方面军会合,红军总体的力量增强,一定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红军的生存状况会越来越好,但是没想到,两军会师竟是毛泽东一生最黑暗的时刻。

7.懋功会师

懋功会师后,发现四川西部这地方山高谷深,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加上大都是少数民族,交流存在一定的障碍,更不适合发展根据地,比贵州还不适合。

于是在两河口会议上,又做出了北上甘肃南部,然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定,这是长征途中第五次更改目的地

决定作出后,红军分成左右两路进军北上,但是张国焘自持红四方面军实力强大,萌生个人野心,拒不执行北上的决议,私自带领右路军南下。

毛泽东得到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报告后,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进行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领红一方面军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脱离险区,先行北上。

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给红军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被毛泽东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因为整个红军面临着重大的生死考验。

8.最终目的地

在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会议上,决定将红一、三军和军委直属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进。

在与陕北红军会合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进行游击战争,以便得到苏联的国际援助,扩大队伍,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第六次更改目的地

俄界会议后,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攻克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占领了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哈达铺进行了休整。

哈达铺是个相对比较富裕的地方,红军战士们得到了长征途中难得的比较轻松的休整时间。

在休整期间,毛泽东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发现一则消息,消息称陕北还有大片的革命根据地。

这个消息让他喜出望外,如果陕北还有根据地,那么就不用到苏联边境去了,可以在陕北立足,然后逐渐扩大根据地。

毛泽东立即找来相关人员反复确认,在确定了消息为真的情况下,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更改长征的目的地,取消去苏联边境的计划,更改为去陕北同陕北红军会合,并以陕北为根据地,保卫和扩大苏区。

这是红军在长征中最后一次更改目的地,可以说一张报纸帮助中国工农红军找到了正确的落脚点,挽救了长征中的中央红军。

同时,中央红军的到来,也挽救了陕北红军。

历史就是这样,在必然中带着偶然,长征中的红军,克服了多少困难,保留了中国革命的火种,这点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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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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