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内出轨却获得丈夫原谅，凌淑华常告诫女儿：一定不能跟男人认错

凌淑华

“母亲一生都在寻求解放自己的方式，可是，最终也没有找到。”

1979年，陈小滢陪同病重的母亲回北京探亲，史家胡同甲54号的28间房，是凌淑华昔年的陪嫁。

人生最后的时光里，凌淑华念念不忘的，是年少时的风光与绮丽。

这位从封建官僚家庭走出来的新知识女性，挣扎一生，也没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翻阅民国名媛才女的名册，势必会有属于凌淑华的那一页，她虽然不是最浓墨重彩的，却也不容忽视。

如果将她的人生分成三个阶段，应该能归纳为：富家名媛的光鲜和伤痛，知名才女的风光与沉寂，婚姻家庭的拧巴和悲剧。

凌淑华

1900年，凌淑华出生在北京的官宦世家，自她记事起，家中就是屋舍连排，仆从成群。

可大宅院也有数不清的纷争与苦恼，妻妾斗法，儿女争宠，各种肚皮官司……

凌淑华起初不明白母亲为何总是郁郁寡欢，年岁渐长后，才意识到母亲的处境尴尬。

她是父亲的第三房姨太太，接连生了四个女儿，没有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不高，没少受其他姨太太的气。

凌淑华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凭自己的努力，替母亲“赢得”一些脸面。

可家中兄弟姐妹一大堆，她想得宠，就必须足够优秀。

所以她苦读诗书，勤奋学习，七岁的时候，就跟随画家王竹林学国画，还同辜鸿铭学习古诗和英文……

凌淑华天资聪颖，又足够努力，在十几个儿女中脱颖而出，顺利成为父亲最偏爱的孩子！

“我的房间布置得像真正的画室，家具都是爸爸挑选的……窗前有紫藤花，黑漆桌案光滑透亮，能反照出美丽的紫藤花，还有一张红漆桌案，这种红漆是北平最好的，红得发亮，看久了令人目眩，简直妙不可言……”

直到数十年后，她回忆起父亲的偏爱，都带有深深的怀念和骄傲。

凌淑华有时候觉得自己很矛盾，内心厌恶大家庭的妻妾子女纷争，行动上又在“争宠”，最后还因为得宠而忍不住窃喜。

这就是她身为富家名媛的风光与伤痛，明明不满封建大家庭制度，却又不自觉地迎合妥协。

以至于她的后半生，都在抗争和妥协中反复挣扎，伤人伤己。

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凌淑华考上了燕京大学。

接受新思潮洗礼的她，想要摆脱旧社会女性的命运，做一个自由独立的新女性！

她顺应时代浪潮，积极建设文化艺术事业。

凌淑华和陈西滢

1923年，凌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书画聚会，嘉宾都是齐白石、陈衡恪、陈半丁这样的国画大家，甚至连美国著名女画家玛丽·奥古斯塔·马里金都光临聚会。

这场聚会，汇集了中外画界大师，引起了剧烈的轰动。

凌淑华身为主办人，一举名动京华，这场艺术交流会，也被世人称作“小姐家的大书房”。

后来，泰戈尔、徐志摩等知名诗人也光顾了凌淑华的“大书房”，凌淑华在他们的启迪下，踏上了文学道路。

她在文坛展露头角，先后发表短篇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资本家之圣诞》、《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等优秀作品。

那时候，读书的女子很少，女作家更是少之又少，凌淑华凭借在画界和文学界的成就，夺下了“当世才女”的名号。

朱利安，陈西滢，凌淑华

那段时光，是凌叔华最肆意的一段人生，她心怀理想，意气风发，不用像幼时那般争宠，凭借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

可跳脱时代“樊笼”哪有这么容易，她是新旧思想交替下，觉醒的第一批女性，却又没完全觉醒。

原生家庭一直影响着她，心里扎下了旧思想的“根”，她摆脱不了，就变得格外拧巴和矛盾，直接导致了婚姻的不幸和悲剧……

1924年，凌淑华在她的“大书房”里举办茶话会。

那一日，无数学者到访，其中一个叫陈西滢的青年学子，和凌淑华缔结了姻缘，展开了几十年的爱恨纠葛。

凌淑华画作

陈西滢来自江苏无锡，15岁就远赴英国留学，先后取得了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

26岁的时候，被蔡元培先生特聘为北大的外文系教授，是当之无愧的英年才俊。

他在任北大教授的同时，还兼任了《晨报》的编辑，凌淑华的小说恰好就在《晨报》发表。

两个优秀的年轻人彼此吸引，书信不断，凌淑华还主动邀请陈西滢去参加“大书房茶话会”。

陈西滢抱着好奇的心态前去赴约，想看一看那个写小说的姑娘生活的地方。

他在胡同里绕来绕去，终于找到了凌家大宅，看着巍峨堂皇的院子，陈西滢还觉得纳闷。

“一个小姑娘怎么会住在那样大的院子里？或许是像林黛玉一样，借住在亲戚家中吧。”

陈西滢

陈西滢满心疑惑进了凌家，门房将他引进后院，然后一个老妈子带他去单独的院子，最后，还有丫鬟出来迎客。

“十小姐在里面。”

陈西滢吓了一跳，至此才意识到，与她通信的年轻才女，竟然是富家名门千金。

陈西滢爱凌淑华的才学，凌淑华敬仰陈西滢的“光环”，两人因为共同的文学兴趣而走到一起，他们的结合，被称作一段佳话。

然而很多时候，恋爱是一回事，婚姻又是另外一回事。

1926年，凌淑华和陈西滢结婚，凌父将后花园的28间房，送给女儿做陪嫁。

凌淑华想继续住在大院子里，可按照陈西滢老家的习俗，男子成婚之后，要带新娘子回老家祭祖，凌淑华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跟着丈夫回了无锡。

和婆家人生活没多久，凌淑华就觉得处处不顺心。

晚年时期的陈西滢

按照陈家的规矩，婆婆坐着的时候，儿媳妇只能恭敬地站在身后，还要负责端茶倒水等琐事。

“这和相夫教子的传统女人有什么区别，我不愿意做这些事，这让我觉得丢脸！”

凌淑华和丈夫大吵一架，为了不侍候婆婆，索性躺在床上装病，在她看来，那些行为都是封建糟粕，她不屑为之。

好在没多久，陈西滢就被调去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凌淑华一道去了武汉，暂时减轻了婆媳同处的矛盾。

可凌淑华还是不开心！

他们住的房子很小，院子也窄，和她先前的生活环境大相径庭，凌淑华很难适应，更令她崩溃的是事业受挫。

凌淑华也想去武汉大学任职，陈西滢却秉持公正的职场规则，不愿意聘任妻子。

这让凌淑华很不高兴，觉得陈西滢太过古板。两人之间的争执越来越多，无休止的争吵在一点点消磨夫妻的感情。

凌淑华

无奈之下，凌淑华只能继续文学创作，可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文学作品的主流是救亡和革命。

她一直致力于写女性问题，大多小说都是“闺秀文学”，和当时的文学背景格格不入，不受主流欢迎，渐渐淡出大众的的视野。

说白了，凌淑华名气大跌，更多是时代潮流的问题，她却将大部分缘由，归结为家庭的拖累。

其实从燕京大学毕业之后，凌淑华就想过去故宫博物院任职，研究古代绘画，主持文学沙龙，用写作证明她的价值。

后来因为结婚，不得不搁置梦想。

凌淑华郁郁不得志，觉得自己满腹才华无处施展，对丈夫和女儿就多了几分潜意识的“抱怨”。

凌淑华

据女儿陈小滢回忆，她的童年是在武汉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候不是和父母在一起，而是和小伙伴们玩耍。

因为她的父母在家中总是不说话，母亲对她十分严厉，从未有过任何明显的亲昵行为。

陈小滢幼时想学习画画，擅长国画的凌淑华坚决不肯教她，凌淑华有一个画室，里面装着各种名画书籍，却从不让丈夫和女儿进。

她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即便面对最亲近的家人，也多有忌惮，不愿意释放真心。

凌淑华对女儿说过最多的话就是：“将来不要结婚，就是结婚，也不要给男人洗袜子，洗内裤……即便是犯错，也不要跟男人道歉。”

凌淑华夫妇和女儿

这些话放在今天，多少带有些“女权”意识的觉醒，可又太过偏激。这就是凌淑华拧巴的地方，想做新女性，却总是矫枉过正，还少了一份决断的勇气。

年少时，她不敢和封建大家庭决裂，成为后院“争宠”的女性之一。

结婚后，极力想和相夫教子的传统女子“割裂”开，一心追求自我价值，为此忽视了丈夫和女儿。

凌淑华在拧巴和矛盾中，消耗着和陈西滢的情分，也折磨着彼此，最后竟触及了道德的红线。

1935年，武汉大学来了一个新外教朱利安。

凌淑华身为“院长夫人”，又通晓英文，对初来乍到的朱利安很关照。两人接触多了，关系变得十分亲近。

朱利安热情奔放，风度翩翩，更重要的是，他对有着“中国女作家”之称的凌淑华，相当欣赏和恭维。

凌淑华作品集

这让失意的凌淑华很受用，感到莫大的心理安慰，没多久，就出轨了这个小她八岁的外国男人。

凌淑华有过挣扎，可精神和情感的双重空虚，让她深陷在这段荒唐恋情中，一再沉沦。

事情很快就“败露”了。

面对陈西滢的质问，凌淑华是心虚和愧疚的，可“坚决不向男人认错”的原则，让她拉不下脸认错。

事情越闹越大，铺天盖地的舆论，将凌淑华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她终于慌了。

最终还是陈西滢出来主持大局，给了她选择的机会。

“一，我们离婚，你继续追求朱利安，没有人会再干涉；二，我们分居，以后不相往来；三，和朱利安彻底了断，我愿意不计前嫌。”

凌淑华

不得不说，陈西滢是个真正大度的智者，也足够怜惜凌淑华，不忍心她因此名声受损。

选择权到了凌淑华手里，她却又拧巴起来。

因为不甘心婚姻家庭的枯燥乏味，出轨了朱利安，可真到了离婚的时候，又害怕世俗的眼光和非议，有勇气出轨，没勇气离婚。

凌淑华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朱利安返回英国，她回归家庭。

事情平息，凌淑华和陈西滢之间的裂痕却再难修复，两人凑在一起，不过是勉强维持婚姻罢了。

生活中矛盾不断，且愈演愈烈。

1938年，陈西滢的父亲死于日本大轰炸，他安葬好父亲后，将寡母和姐姐接到了武汉。

凌淑华和婆婆，大姑子的矛盾就没停止过，再加上当时战乱，物资奇缺，她觉得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受到了双重打击。

那段时间，凌淑华总会将女儿拉在身边，反复念叨：“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

从她结婚起，就一直在后悔，觉得婚姻里处处不幸，束缚了她。

凌淑华画作

1939年，凌淑华的母亲去世，她借口回京奔丧，带着女儿一去不复返。

自此，她和陈西滢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分居，此后的几十年里，也是聚少离多，二人的婚姻早已是名存实亡。

1960年，彼时台湾和大陆关系紧张，陈西滢还在台湾供职。

凌淑华私自从澳门飞往大陆，没有告知丈夫和女儿，吓得女儿连夜给父亲拍电报：“要是台湾让你回去述职，千万不要去。”

凌淑华的思乡之情可以理解，可她在做决定的时候，丝毫没有替陈西滢考虑半分。

陈西滢伤透了心，给女儿的回信中，满是震惊和失望……

凌淑华和陈西滢

1968年，美国的几个汉学家去拜访凌淑华和陈西滢夫妇，想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凌淑华却将陈西滢赶了出来，陈西滢气的红了脸，第一次同女儿抱怨：“你母亲不让我见那几个美国汉学家！”

凌淑华将婚姻视作负担，将怨气发泄到陈西滢身上，她固然不幸，陈西滢又何尝不痛苦！

1970年，陈西滢去世。

凌淑华夫妇纪念展

凌淑华回忆这个陪伴她大半生的男人，心情复杂，他们相爱过，折磨过，痛苦过……最终谁也没有真正的解脱。

对于那个叫陈西滢的男人，她是亏欠的。

1989年冬，凌淑华还是回到了北京的大别院，弥留之际，口中呢喃不断。

“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这里有幸福快乐，也有辛酸悲凉，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她曾在英国出版自传体小说《古韵》，以凌家大院为创作原型，讲述了中国封建大家庭下的女性成长故事。

文字记录了互相争斗的姨娘们，众多孩子的竞争邀宠……

凌淑华和陈西滢

那是她真真切切的生活环境，承载了旧社会女性的压迫和悲哀，她曾坚定的认为，摆脱传统女性命运的道路是写作。

所以她一直坚持文学之路，可她的婚姻还是不幸福，人生充满了诸多不顺和苦恼。

那座大院对她一生影响至深，她的出生、成长、写作、婚姻、死亡，都与这里息息相关，也造就了她一生的幸与不幸。

她和家中的那些女性一样，挣扎大半生，也没能活出真正的“自由”，可敬可叹又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