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大舅子，解放后官却越做越小，主席面见他：你有三个第一

1954年6月，贺敏学到北京饭店参加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当时的他任西安工程管理总局副局长，毛主席得知他来京后十分高兴，派卫士长李银桥接他到丰泽园吃饭，傍晚七点钟，贺敏学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这也是他和毛主席分别20年后的第一次会面。

作为贺子珍的亲哥哥，贺敏学是毛主席名副其实的“大舅子”，他和叶挺还是亲家关系，在这种显赫的身份下，贺敏学的“官”却越做越小，建国后连一个军衔也没捞到，他的许多部下都担任了国家级干部，而他连个地方常委都不是，在这次会面中，毛主席对贺敏学评价说：“你有三个第一”。

贺敏学于1904年生于江西省永新县，是贺子珍和贺怡的兄长，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孩子，贺敏学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当时的贺家以开茶馆为生，家境还算殷实，从小贺敏学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贺家慢慢发现，贺敏学对读书好像不感兴趣，反而热衷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籍，对武术十分热爱，经常一个人在家里舞枪弄棒，在1921年上中学时，还跟当时的井冈山“大王”袁文才成为了好朋友。

在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贺敏学坦言：“当时我认为，学武才能救国，只有学得一身本领，才能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在这种念头下，他来到南昌，报考了军官子弟学校，1926年，在贺敏学的帮助下，北伐军攻占永新，赶跑了盘踞在永新县的孙传芳部队，22岁的贺敏学任永新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贺子珍和贺怡分别担任妇女部长和副部长，被称为“永新三贺”，1927年，贺敏学加入共产党。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永新县的国民党也没闲着，他们勾结土豪劣绅，收买了一批地方武装，发动“6.10事变”，反动派连夜偷袭永新县城，捣毁县党部和自卫队，逮捕了贺敏学在内的8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当地革命群众的顽强抵挡下，永新县委副书记刘作述和欧阳洛、刘振等人侥幸逃脱敌人魔掌，转移到吉安地区，共商营救大计。

经过研究，大家定下两个计策，一是派县委委员尹铎、王怀等人联络袁文才和王佐，率领宁闪农民自卫队、安福县农民自卫队和莲花农民自卫队兵分三路进攻永新县城，二是派刘振等人奔赴南昌，要求彻查永新事件，惩治豪绅土匪杀害革命群众的行为。

作为贺敏学的发小，袁文才得知此事后怒发冲冠：“一个字：打！”，迅速通知王佐集结部队，进行战前训练，与此同时，安福、莲花县的农民自卫队一致同意攻打永新，贺子珍作为此次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向欧阳洛提出建议：“我们把攻打永新的日期告诉狱中的同志，我们里应外合，更能万无一失”。

欧阳洛听后十分赞成：“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办！”，贺子珍派人秘密潜回永新，把攻打永新的日期设法传递给了狱中的贺敏学，这和贺敏学的想法不谋而合，他立即筹备，在狱中成立临时党支部，并被推举为支部书记，联合狱中的同志们随时准备暴动。

战斗打响后，在里应外合之下，两个小时内便攻占了永新县城，国民党内部十分震惊，向永新发起猖狂的进攻，贺敏学等人同自卫队汇合后，在第二天带领四县的农民武装击溃了敌军的反扑，歼灭了一个营的兵力，解放了永新县城，暴动成功后，贺敏学被推选为县委书记。

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一书中评价道：“暴动始于永新，永新暴动是我党独立自主领导的最早的武装暴动之一，为日后的井冈山斗争提供了经验和有益借鉴”。

这就是毛主席口中贺敏学的首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

永新暴动结束后，在敌军的反复围攻下，贺敏学决定化整为零，将农民武装分为三部分，分别在莲花、浏阳和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贺敏学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带领起义部队同贺敏学在井冈山汇合，贺敏学也成了毛主席口中的“井冈山第一人”。

在井冈山地区的斗争中，贺敏学指挥赤卫队攻打龙源口，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来在黄洋界保卫战等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让他在井冈山地区威名远扬，1933年，贺敏学担任红军二十三军参谋长，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贺敏学却从军参谋长变成了中央军区的一个科长，职位不升反降。

对这个结果，贺敏学不以为意，他觉得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的，只要是干革命工作，不用在意职位。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开始长征，贺敏学奉命留在赣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这一打就是三年。

在这三年时间里，贺敏学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他曾被叛徒出卖，子弹打中右腿身负重伤，滚落山崖，他凭借着坚强的毅力在秋冬季节寒冷的森林里爬了五天五夜，直到昏死过去，被一老农所救；他徒步来到广东寻找游击队，不幸被敌人逮捕，关进牢房里严刑拷打，半个月后才得以脱困，为了找到队伍，他做过苦力、干过工人，只要能坚持到和队伍汇合，他什么活都干。

在这三年时间里，他负伤七处，闯过了一个个的生死关，最终成功找到了队伍，但他的职位一直没有上升，直到1941年才当上了新四军抗联参谋长，在这期间，贺敏学负责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他自创的军事训练方案，让联抗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振，多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1942年9月，苏北地方武装的李明扬亲自来到联抗访问，并视察了部队，他激动地对贺敏学说道：“部队的士气果真感染了我，我部一定会坚持民族气节，绝不降敌！”，不久后，李明扬还和联抗达成了“团结友好、相互支持、一致对外、抗战到底”的协议，对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9年3月，渡江战役爆发，贺敏学时任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负责协助上级的渡江工作，贺敏学曾经有过指挥部队渡江的经验，他建议派遣一支侦查小分队先行渡江，掌握敌军的分兵部署，里应外合掩护渡江部队。

经上级同意后，贺敏学从各部抽调侦查骨干300余人组成先遣大队，并当面下达了渡江后的主要任务：摸清敌人部署、武器装备和部队番号，详细掌握敌情。4月6日，渡江小队成功过江，他们打掉敌人的据点后，在敌占区开展了广泛的侦查活动和游击战，让江边的敌人寝食难安、风声鹤唳。

当时的二十九军军长聂凤智大喜过望，高兴地说：“渡江小分队对敌人在心理和政治上起到的震慑作用，远大于这一行动直接的军事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传奇事件被拍成了一部风靡全国的电影《渡江侦察记》，这支部队曾专程拜访贺敏学，由衷地说：“没有贺老，就没有《渡江侦察记》”。

先遣部队在侦查后，传回了详细的敌情资料，二十七军全面做好了渡江准备，在夜间7点，上百条渡船集聚江头，随着一声令下，战士们以桨为枪，千帆竞发，如同离弦之箭划向对岸，贺敏学深入一线，昂首屹立在在八十师渡船的船头，如同一座铁塔，冒着敌人炮火映天的火光，指挥部队绕过黑沙洲，率先登陆，成为毛主席口中“渡江的第一人”。

攻占敌军江边阵地后，贺敏学指挥部队点燃了一盏盏红灯，指引大部队过江，后来聂凤智回忆说：“当时我在长江北岸，看到南岸数十里的一盏盏红灯，在夜色之中，像是璀璨的红星，壮观极了”。

回望二十多年的征战生涯，贺敏学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洒下了无数热血，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职务却没有太大的升迁，1955年，贺敏学担任西安工程管理总局局长，离开了军队，但也就在这一年，国家开始为将领授衔，由于贺敏学转到了地方工作，没有获得任何军衔。

随着组织的一纸调令，贺敏学由西安工程管理总局的局长变成了副局长，当时身边的人有些不满，贺敏学安慰大家说：“我们是来搞建设的，不是来当官的，组织不让我当局长，是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他欣然领受。

但组织并没有忘记贺敏学，1958年，贺敏学担任建工部副部长，后来担任福建省副省长，不管在什么岗位上，贺敏学都没有一点架子，经常深入基层，下乡调研，1987年，在一次政协会议中，贺敏学倒下了，被查出了癌症，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说：“你们不要为此难过，我不奢求自己活多长时间，只想趁着脑子清醒，为国家多出一份力”。

1988年4月26日，贺敏学逝世，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