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唐玄宗在帝王生涯里都干了些什么事？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安禄山，率领所部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落十五万兵马，在范阳起兵造反，正式拉开了安史之乱的大幕。

当消息传到京师，唐玄宗初始坚决不信，认为这是与安禄山不合之人的谣言中伤。等消息确定无疑，唐玄宗才幡然醒悟，免除安禄山的一切官职爵位，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前往东京洛阳募兵，以为守御。然而叛军攻势猛烈，前线将领封常清、高仙芝节节败退。又加上唐玄宗平叛心切，强令哥舒翰与叛军交战，导致潼关失守，贼军遂攻入京师。

已七十一岁高龄的唐玄宗仓皇出逃，途中遭遇了马嵬坡之变，在禁军的逼迫下处死了杨贵妃与杨国忠。他的太子也逃出了他的手掌心，在灵武登基称帝，毫无准备之下，他就成了太上皇。

当初任谁也想象不到，开创了开元盛世的一代雄主，竟会放纵边将拥兵自重，最终酿成了荼毒天下的安、史之乱，东奔西逃如丧家之犬。而其前后所表现出来的行事风格简直大相径庭，让人不得不怀疑，这究竟真的是同一个人？

想要弄清楚这个谜团，我们首先得从节度使的由来讲起，而要弄清楚节度使的权利为何会如此之大，大唐的兵制便是绕不开的话题。

因而，本文的切入点就是府兵制。

唐玄宗像

一

府兵制来源于西魏、北周，完备于隋朝，兴盛于唐朝。

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

所谓均田制，就是老百姓所能拥有的土地的制度。

在唐朝初期，每户人家可以分得一百亩土地，其中八十亩口分田、二十亩永业田。在此基础之上，每户人家每年要向朝廷缴纳二斛粟、三斛稻以及绢、绵、麻等土产，还要为朝廷服役二十日。

这就是租、庸、调。

府兵的来源就是人户里面的壮丁。

府兵制也叫卫府制。

卫就是拱卫京师的十二卫：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其首领为大将军。除此之外，还有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因此也称为十六卫。

府则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军府——折冲府，其首领为折冲都尉。

唐太宗时期，根据山川形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共有634座折冲府，而京师所在的关内道就有261座折冲府，占比超过了三分之一。

根据府兵数量的多少，折冲府又分为上中下三等。一千二百人为上等，一千人为中等，八百人为下等。即使只按中等折冲府计算，关内分布的兵力也有26万。因而在唐初时期，中央的守备能力十分强悍。

府兵制是一套兵农结合的制度，在创立之初，他们并非常年驻扎在军营中。相反，府兵每年除了按照规定需要轮流拱卫京师之外，其余时候则是以农事为主，在冬季农事闲暇之时则由折冲都尉负责训练。若是遇上边界有战事发生或是国内叛乱，朝廷则会派出将领征讨，府兵们则要响应朝廷的征召，前去抵御外敌。待战事结束，领兵的将领便回到京师，而府兵则又回到户籍所在地。

府兵制是一套十分先进的制度，每年能够为朝廷节约大量的军费开支，也能保证士兵的战斗能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除了皇帝，任何人都无法大规模调动军队，即使是领兵的将领，也只能在战争期间拥有军队的临时指挥权，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将领拥兵自重、内乱频发。

但府兵制的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对于户口的掌控十分严格，同时要求朝廷在对外战争中绝对不能拖延过长。

唐太宗时期，从皇帝到领兵的将领，都是作战能力十分突出的军事人才，即使是攻灭突厥、高昌、吐谷浑、薛延陀等部落的大型战争，都是以快准狠达到了战略目的，既未耽误农时，也未延误战机。

到了高宗时期，虽然皇帝未有实战能力，但名将犹在，他们率领着唐朝军队四处征战，也能快速取得胜果。即使像攻灭高丽这样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也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府兵制依然还能较好地执行。在这段时期，唐朝的版图也达到了极盛。

高宗时期的唐朝疆域

到了武则天时期，从皇帝到将领，军事能力普遍下降，这就导致原先臣服于唐朝的游牧民族趁机复国，这其中就有后突厥。

在东北，契丹渐渐兴盛，武周朝廷派出去的将领基本败多胜少。对于西边的吐蕃，武周朝廷基本也只能处于防御的姿态。此时的朝廷改变了战略目的，从主动进攻变成了被动防御，于是边疆的守卫兵力只能不断增加。

到了唐玄宗时期，因为开元盛世的影响，国库充足，国力强盛，李隆基遂“大攘四夷”、“益重边功”。这时期的将领们也都能征善战，将突骑施、后突厥、吐蕃等都能按在脚底摩擦。虽然失去了北方的大漠之地，却在东北开拓出了新疆土，将契丹拒之门外。

于是，四夷宾服。

玄宗时期的唐朝疆域

而这时期的唐朝，战略目的又做了一个调整，那就是不仅要开疆拓土，还要守住疆土。

许多将领看到了擢升的机会，拼命在前线破敌立功，士兵也只能长期戍边，但这就彻底打乱了府兵制的正常轮换。

能够在前线杀敌立功之人都是少数，许多士兵不是战死就是长期坚守在前线。他们不仅有家难回，妻儿难见，最重要的是家里的租税还需要按时缴纳。但是家里少了做农事的男丁，收成又如何能够保证？所以杜甫写道：“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同时，士兵长期服役在前线，因为战事频繁，根本得不到轮换。“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就是最好的证明。

很多府兵为了逃避这种状况，逼不得已之下当了逃兵、成了流户。而更多的百姓因为无力维持生计，无法承担朝廷的税收，既贫且弱，也只能贩卖田地，最终成为流民。

如此一来，唐初实行的均田制也难以彻底保证了。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唐睿宗在先天二年下诰：“往者分建府卫，计户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军……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屡征镇者，十年免之。”将征兵的期限从二十岁到六十岁减少到从二十五岁到五十岁，长期待在边疆的府兵，期限达到十年的则免除兵役。

这只是个临时措施，根本不能阻挡府兵制的颓势。虽是无奈之举，却没能很好地执行，导致局势愈演愈烈。

到了开元十年，朝廷在边疆的兵士就达到了六十余万。宰相张说深感边兵过多，不利朝廷，于是上奏：“罢二十余万使还农”、“臣久在疆场，具知其情，将帅苟以自卫及役使营私而已”。

这就说明，当时的情况不仅是战事频繁，更多的则是将领的私心，开疆拓土是假，手握兵权、加官进爵是真，很多兵士不是非要待在边疆。因此，他主张裁军二十万，让出征过久的将士卸甲归田，以安其心。

即使张说将这种情况向唐玄宗明说，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进，仍然无法改变府兵兵源不足的问题。张说又向玄宗建议以募兵代替府兵，于开元十一年在关中招募府兵及白丁共十二万，这就是府兵制向募兵制转变的开端。

到了天宝八载，全国的折冲府内府兵已全部征发完毕，无兵可交，府兵制正式退出唐朝的历史舞台。

二

接下来说节度使。

节，就是符节，度，就是调度，使，就是使者，连起来就是持天子符节有调度权的使者。天宝之前，节度使只存在于边疆地区，安史之乱后，全国遍地节度使。

唐朝初期，边军按兵力多少，分为军、守捉、城、镇，而统领这些边军的军事机构则称为“道”。军、守捉、城、镇是常设机构，首领为“使”、“将”，道则是当有战事发生，朝廷临时任命将领担任行军大总管，比如李靖灭突厥之时就是定襄道行军总管。

大总管也叫大都督，自唐高宗永徽年间起，都督都要持节前往，这就是节度使最开始的由来。但这个时候还不是正式官名，一直到唐睿宗景云二年，任命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节度使的官名才最终确定。

到天宝元年，唐玄宗在边疆共设置了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九个节度使，又有岭南经略、长乐经略、东莱守捉、东牟守捉，兵马总计四十九万人，而此时的禁军只有十二万人。关中的防御守备，已渐渐不敌边疆。

玄宗时期北方节度使分布图

节度使的兵马，最开始来源于朝廷的府兵。由于边疆遥远、战线又长，府兵们的轮换得不到保障，往往成为逃兵。同时，府兵的轮换制度虽然有利于朝廷对军士的掌握，却不利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其机动性往往受到很大牵制。

因而，朝廷需要退出一套符合实际情况的制度以解决戍边士兵的问题。

就是在府兵兵员日益不足，军事作战又需要随机应变的情况下，朝廷渐渐放开了节度使的权利，许其自行招募。

在天宝六载，府兵制正式退出历时舞台之后，取而代之的募兵制渐渐施行，日积月累之下，朝廷的兵马便渐渐成为了节度使们自己的兵马。

除了兵马之外，打仗最重要的就是钱粮，没有后勤保障，前线的胜利也得不到保障。为了适应开疆拓土的需要，在天宝元年，当时的范阳节度使裴宽又有了经略屯田之权，粮食可自行经营。同年，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经略四府。天宝三年，安禄山又兼范阳节度使。

如此，节度使们不仅有了兵权，又有了行政权、财税权，《新唐书.兵志》就记载：“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

可见，在设立之初，节度使并不能只手遮天，而是后期唐玄宗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一步步将权力下放，最终给了安禄山可乘之机。

我们可以认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就是在开疆拓土的前提之下，为了保证前线军队的战斗能力，为了沿线的后勤补给得到保障，唐玄宗下放了许多权利给节度使。这种情况在现代肯定不会出现，但在生产力与通讯并不发达的唐朝，能做到如此地步属实不易。

但是节度使们想要造反并不容易，他们的权力来自皇帝，只要皇帝有备，他们万万不敢随意造反。

在安禄山之前，有一将领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等四镇节度使，他就是王忠嗣。史载：“忠嗣杖四节，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

后来，王忠嗣因为与唐玄宗在攻打吐蕃石堡城的问题上有了分歧，最终被贬为汉阳太守。

在此时，节度使手中的权力固然尾大难掉，可唐玄宗的威严还在，只要他想夺权，节度使们是不敢有谋逆之举的。而安禄山之所以能够幸免，除了自己极力讨好唐玄宗、杨贵妃以及唐玄宗派去的使者之外，唐玄宗对他的放纵才是其中最主要的缘由。

那么唐玄宗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将安禄山放纵至此的呢？

三

唐玄宗是唐睿宗的第三子，“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

从史书记载来看，唐玄宗英武果断，但他从小生活在武则天的威压之下，时刻都要担心自己与父母、兄弟、姐妹是否会被祖母残杀殆尽。好在武则天对他父亲一家还算仁慈，并未赶尽杀绝。

神龙政变之后，武则天被迫禅位于唐中宗。唐中宗的皇后韦氏在武则天当政时期饱受欺压，一朝翻身之后，便大肆诛杀。韦氏也想效仿自己的婆婆，成为一代女皇。为此，她与女儿合谋毒死了唐中宗。

唐玄宗与太平公主联手，发动政变诛杀了韦氏，拥立自己的父亲为帝，这就是唐睿宗。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基因里也带着对权利的渴望，开始广结朋党，左右朝政。当时的宰相一多半都是她的门人，与还是太子的李隆基渐渐不合。唐睿宗不想在这些事情里面发表过多意见，于是禅位给了太子，唐玄宗正式登基。

先天二年七月，太平公主密谋造反，唐玄宗以雷霆手腕诛灭逆贼，彻底掌握朝政大权，并于次年改元开元。

在这两次政变中，唐玄宗均能审时度势，抓住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消灭敌人，心志坚定、手段狠辣，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但如果仅以此判定唐玄宗是一个权力欲望十分强盛的人就太武断，相反，因为早年的经历，他对某些家人始终有着不符合皇家你死我活般的复杂感情，这些人就是他的兄弟。

唐玄宗并非他父亲的嫡长子，在他之上还有大哥李成器、二哥李成义，在他之下，还有四弟李隆范、五弟李隆业。

唐睿宗第一次当皇帝的时候，太子是他的大哥李成器。在玄宗诛杀了韦氏逆党之后，他大哥主动让贤，坚持将太子之位让与他。为此，他大哥去世之后，玄宗追其谥为“让皇帝”。

不仅如此，在唐玄宗当皇帝之前，他们兄弟五人在长安兴庆坊的宅邸相连，号称“五王宅”。他登基之后，这片府邸被改造成了兴庆宫，又给兄弟们另赐宅邸，建造了“花萼相辉楼”。兄弟五人在此奏乐纵饮，击球斗鸡，被誉为“天子友悌，近古无比”。

这是他性情温和的一面，与他的曾祖父李世民的玄武喋血比起来，真是兄友弟恭。

开元二十五年，后宫受宠的武惠妃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寿王被立为太子，指使大臣构陷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谋逆，唐玄宗下诏将三子废为庶人，又另行赐死。这就是一日杀三子的由来。

这是他性情残暴的一面，与他的曾祖父李世民在大臣面前为自己谋反的孩子求情比起来，他简直不当人子。

从这两件事，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唐玄宗性格的另一面，除了英武果断之外，他所认定的事情很难发生改变。

比如，在他的心里，他的兄弟们不会对他的皇位造成威胁，任凭外人如何离间，他始终坚信不疑。后来，安禄山取得他信任之后，也是如此。

比如，见惯了宫廷喋血，他认为对他皇位威胁最大的是自己的皇子，于是他严令自己的孩子们不得与大臣、边将交往。当有人以谋反做文章，他绝不深思，另可错杀，也不放过。

想通了这件事，我们再来看一看晚年的唐玄宗究竟有着怎样的心态。

开元年间，唐玄宗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相，经过二十多年的治理，大唐空前繁荣。

当天下承平日久、民丰物阜之际，李隆基心内的怠惰渐渐显现。史载：“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

开元二十四年，因为李林甫的日夜构陷，也因为唐玄宗此时的心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听不进宰相的逆耳谏言，开元年间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被罢相，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取而代之，担任宰相之首中书令。

这件事可以视为开元盛世的终止。

李林甫极善揣摩圣意，他看出来唐玄宗晚年的怠政情绪，极力逢迎，四结朋党，阻断进谏之路；妒贤嫉能，党同伐异，为保大权屡次兴起大狱构陷忠良。自皇太子以下，人人畏之，就连安禄山都对李林甫十分忌惮。

开元年间，边将屡立战功，以节度使之身而入朝拜相者不为少数。李林甫担心这些出将入相的儒臣因功劳甚大而夺了自己的相位，于是建议唐玄宗任用藩将，于是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游牧民族的将领得以专掌节度，尤其是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十四年不曾迁徙。而在此之前，藩将从不曾专制一方。可以说，安、史之乱的罪责，李林甫不比叛军轻了多少。

但唐玄宗丝毫无所察觉，在天宝三载甚至说出“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这样的话语。

面对如此局面，朝臣三缄其口，只有高力士劝谏道：“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

唐玄宗大为不悦，自此以后，高力士再不敢置喙天下事。

而唐玄宗对于安禄山的宠爱，则是因为安禄山与李林甫都极善讨好君主，安禄山甚至在朝见唐玄宗之时，当着满朝文武说出只知天子不知储君这样的话来。

试问哪个君主不偏爱如此“忠心”的部下呢？

李林甫死后，唐玄宗任用杨贵妃的从兄杨国忠为相，继续无为而治的大业，将“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认为天下无事，可以垂拱而治。但他却不知道，杨国忠的伯乐鲜于仲通在云南与南诏交战，数次败绩，杨国忠都瞒了下来。

面对如此局面，高力士再一次提醒玄宗：“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

唐玄宗让这个老宦官闭嘴。

杨国忠与安禄山不合，数次进言安禄山必反，但唐玄宗不听。

太子也在天宝十三载进言安禄山必反，但唐玄宗不听。

就在这一年，安禄山前来长安拜见唐玄宗，最终却平安回到范阳，途中“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皆不下船”。

经此之后，唐玄宗对安禄山更是信任有加，但凡有人告安禄山谋反，他都将其绑缚了之后送至范阳。

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说安禄山的反状了。

读至此处，总不免掩书长叹，早年间无比英明的帝王，到了晚年竟会昏聩至此。

在安、史之乱前的十余年间，唐玄宗有无数的机会可以避免叛乱，却由于他的怠政，大唐的车轮最终掉入了万丈悬崖。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以诛杀奸相杨国忠之名起兵反叛，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简直形容得太贴切。

四

按照封建王朝的发展规律，盛极而衰是无法避免之事，但从极盛跌落到极乱只是瞬间之事，在过往的历史中极为罕见。

这是一出不可思议的悲剧，繁华落幕之后，总让人觉得无比惋惜。

最为讽刺的是，安、史叛军攻陷长安后，唐玄宗仓皇出逃至蜀中，他想起了开元二十四年被罢相的张九龄。就在这一年，安禄山讨伐契丹战败，按律当斩，唐玄宗却不许。张九龄对他言道：“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诛之，以绝后患。”

他此时回想起张九龄的话语，才悔不当初，泣如雨下，但中原大地已烽火连绵，满目疮痍。曾经让他无比自豪的开疆拓土之功，也在四夷的趁机瓜分之下损失殆尽。

唐朝中、后期疆域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史官的评价：“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至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习性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