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循正青年时期的几篇书评

1934年邵循正在法国留学时摄。

一

邵循正先生（字心恒，1909—1973）是治蒙元史、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大家。1926年秋，他与二弟邵循恪一同考入北平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攻国际法和国际关系。1930年，邵循正升入清华研究院改习历史，师从蒋廷黻（1896—1965），专攻中国近代史，1933年毕业，所著硕士学位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以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论文丛刊单行本印行，为其成名之作。

今人对于邵先生的了解，多瞩目其史学研究成就，却几乎忘了他本科是政治学系的学生。政治学是他和弟弟当时主动选择的科系。查大学时期，他已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过诗文和译作，包括纪念早逝的同学王善瑾的吊诗和歌咏校园军训生活的“竹枝词”，“译诗三首”则为英国浪漫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邵译“威士威斯”）诗作《虹(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Behold)》 及莎士比亚《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第二幕之“短歌二章”，可谓其不俗文学趣味和外语能力的表现。研究生阶段，又陆续发表有关欧美国际法、社会学以及国际政治学说的多篇译、述作品，可以反映他经过大学专业学术训练取得的初步成绩（包括：《物理与政治新论》，《新民半月刊》第1期，1929年；《拉斯基与罗素之政治多元说》，《政治学报（北平）》第1卷 第1期，1931年；《傅斯德论美国外交官》，《清华周刊》第35卷 第3期，1931年；《社会学派最近之发展及其将来》，《建国月刊（上海）》第4卷 第3期，1931年）。这些文字虽然基本属于译介层次，还谈不上创作，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在学术上有宽阔视野和敏锐感觉，而且还能做一番以简驭繁的工作，特别体现一种“综合”眼光。细读这些文章后，不能不承认，年轻的邵循正对于西方社会科学前沿知识的吸收、综合能力，是相当惊人的，这与蒋廷黻在清华历史系倡导的“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考据与综合并重”的取向高度契合（参详拙文《邵循正先生的几篇佚文（1949年前）》，《中国文化》2020年秋季号）。

1933年，邵循正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他听从导师蒋廷黻的安排，在1934初出国留学，赴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跟随伯希和（Paul Pelliot）学习蒙古史，开启学术生涯新的阶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华的最后时期，他迎来了一次学术爆发的小高峰。除了《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一书顺利告成，并纳入出版计划，还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等国内主流学术评论平台上发表多篇书评，评论的对象中、外著作兼有，而评论的作者中甚至不乏傅斯年、陈垣这样久已闻名学界的大人物。发表目录如下：

（1）《评王光祈译〈西藏外交文件〉》，《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37期，1932年7月18日，第8版；

（2）《希山老人遗诗》，《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66期，1933年2月6日，第8版；

（3）《评陈垣〈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考〉》，《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71期，1933年3月13日，第11版；

（4）《评傅斯年〈古代之东北〉》，《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78期，1933年5月1日，第11版；

（5）《介绍与批评：A.F.Legendr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Moderne（1926）,Payot,Paris,2981p》，《清华周刊》1933 年第38卷第12期。

这一年堪称邵循正的“书评年”。

《评陈垣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考》，《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71期，1933年3月13日

《评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愚以为译文固不宜滥取，原文应尽量利之东北》，《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78期，1933年5月1日

二

《西藏外交文件》（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30年4月）是译者王光祈（1892—1936）在德国游学期间所作的一项工作，内容译自英人Sir Charles Bell所著之《西藏之今昔》（Tibet Past and Present，1924），“皆系与西藏直接的或间接的有关之重要文件”。据译者序言，所译文件十三件的范围，“自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入寇长安一役起，至民国三年（1914）中英藏会议解决西藏问题止，不但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外交、留心解决西藏悬案之人甚有价值，即对于专治古史者，亦当不乏兴趣”（中华民国十八年八月三十日，王光祈序于柏林国立图书馆中）。

按原书著者Charles Bell，号称“西藏通”，曾任英国驻扎哲孟雄政治委员、英军所占藏地行政长官、西姆拉会议英国全权代表之藏事顾问以及英国外交代表等，“居于印藏边界者，前后总计十有九年之久，实为英国之‘西藏通’，因此彼所著之《西藏之今昔》一书，在欧洲甚有名”（见卷首“译者序文”）。译者“因恐读者对于各种条约之产生原委，或有不尽详悉之处”，又参考《旧唐书》《新唐书》《卫藏图识》《西藏图考》以及近人王桐龄著《东洋史》、陈崇祖著《外蒙古近世史》、德人O.Franke著《列强在东亚1894—1914》各书，撰成“译者导言”七章。

该书于1930年由中华书局刊行。因收录者多系历代涉藏“纪功碑”“联盟碑”及章程条约文本，有一定史料价值，并配合当时民间“今欲巩固边防，开发西藏，非先废除一切条约不可”的呼声与需求，此书引起不少读者的重视（《介绍新书：〈西藏外交文件〉（王光祈译）》，《图书馆副刊》第7号，1930年10月16日）。但邵循正读后却“颇感失望”，遂作文评之，笔锋所向，毫不客气：

史家最基础之工作为审定材料，今于一极其普通之史料，乃发生极大之错误，全书尚有何价值可言？论其译法，则信雅达三标准，均无足取。Bell不习吾国历史，铸此大错，尚可原谅；王君不但不能加以辨正，且从而绍介之于国人。果使学子根据此文，研究西藏历史，则得一“唐太宗曾王西藏，且与英人发生交涉”之结论，或“《周礼》中之春官即系驻藏大臣”之说，甚属可能，吾人虽百计求为王君出脱，不可得矣。

邵循正不仅订正“书中笔误数事”，甚而质疑译者缺乏“审定材料”的能力，“译法”全无足取，以讹译讹，可谓全盘否定；文中列举“原文具在”的“乾隆五十七年平廓尔喀后御制之《十全武功记》”，指出译者乃从藏文、英文辗转翻译，全异本来面目，堪称“译学界空前之大笑话”。面对如此犀利的批评，王光祈亦难为讳，投书《大公报》表示“不胜感佩与惭愧”，“将来该书如有再版机会之时，仆当商诸书局方面，将《十全武功记》原文刊入，并志先生指示之厚意”。他痛快承认：“仆所译各书，皆系通俗性质，固非先生所谓‘伟业’。因此之故，‘根本可以不译’之文件，竟翻译之；‘根本可以不作’之导言，竟编著之。其意无非为先生以外其他对于藏事素无研究之人而所作也。” （《与邵循正君书》《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48期，1932年10月3日）

王光祈本人虽然自诩“弟本来是研究外交，因欲研究外交，故极留意世界大势”（《致君左》1919年6月1日），但并非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他承认：“仆之专业，系在研究音乐历史，惟以国命危殆之故，间亦拨冗翻译外交史料七种，供国人参考，……其取材系以当时直接参与该役者之著述为限。仆之为人，最喜‘笨干’。近又不自量力，为中华书局编译‘国防丛书’，业已译就军事书籍数种”。（王译“中国近代外交史料”七种，即《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李鸿章游俄纪事》《瓦德西拳乱笔记》《美国与满洲问题》《三国干涉还辽秘闻》《西藏外交文件》《库伦条约之始末》均收入四川音乐学院、成都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中国近代外交史料译文卷》，巴蜀书社2009年）

王光祈于海外游学之际，撰作数种史料译著，多关涉“吾国研究近代外交史者”，且专取“当时直接参与该役者之著述”，即今所谓自传、回忆录之属，题材引人瞩目，兼以不乏“史乘中最可宝贵之材料”，在民国行销一时，乃至今日仍有不少读者。在邵循正这样的“学院派”史家看来，外行率尔操觚，不通史法，多有可议。不过，在收到译者态度诚恳的来函后，他收起年轻人的外露锋芒，反为其“虚怀雅量”折服，复函又为改正疏误数条，表示：“英人贝尔之误，先生已指出之；先生之疏，实沿《卫藏图识》数语之失。惟国内近日关于西藏之应时著作，沿先生下而一误再误者，以仆所知，已不少其人。尊著再版时，愿急为改正。”关于前次书评火气太盛，也做出道歉与说明——

国内出版界风气日以漓坏，坊间触目者，十九为投机作品，摽窃割裂、数典忘祖者，更仆难详。先生旅外久，恐不知此情状耳。仆为文评尊著时，适有所感于中，快意发之，遂不觉词气之间，多所触犯，尚希鉴宥！

针对王译“快意发之”的评论，是目前所见邵循正最早正式发表的史学书评，老练的行文透出年轻学人新锐之气，也体现了现代历史学训练的成果。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往返答辩，均揭载于同一大报的学术副刊，从中可窥民国学术生态之一斑。

《评王光祈译〈西藏外交文件〉》，《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年7月18日

三

“希山老人”，即罗幼山（1866—1931），别字师扬，晚号希山老人，广东兴宁人。早年在家乡倡办新学，以革命学说启沃青年；民国后，历任广东临时省议会议员、广东临高、澄迈及福建连城等县知事、兴宁县长等职。（关于罗氏生平事功，可参梁敏玲：《清末民初粤东地方士绅与社会变局——以罗师扬（1866-1931）为个案》，《罗香林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1931在籍逝世，其遗诗由子罗香林（1906—1978）整理付梓，题为《山庐诗存》，列入“希山丛著”刊行。《希山老人遗诗》一文为邵循正谈艺之作，称道“先生之诗，以气为主，以物为宾，以文为兴，以律为御，故所作一气呵成，毫无牵强，而清新俊逸，醇厚浑成，深得诗人之旨”。文中颇贯彻“论诗必先论其人”之义，能点出罗诗蕴藉深厚之所由——

先生夙邃文史，曾编著《东亚各国史讲义》及《罗氏族谱》等书，皆精善。于声律造诣尤深。其论诗谓先宜体验物情，充实元气，然后可以语创作。故其品格之方严，践履之笃实，诗如其人，殊可为目下坛坫习气，骛玄妙、贵机巧，始以浮滥，终于溃败者，痛下针砭。先生壮年愤世，奔走革命，抱经世之学，其伤时忧世之怀，一一托于吟咏，故材料切实新颖，格律谨严稳当。

按罗幼山于宣统三年（1911）应丘逢甲之聘，任广州广方言学堂文史教习，自编《亚洲史》、《中国近代史》讲义，为“国内最早传授亚洲史及外交史的先导之一”。其子罗香林为邵循正的清华同学，1926年入清华历史系，1930年升研究院，师从陈寅恪专治唐史与百越源流问题。对于“希山老人”，邵循正因专业关系，得读其书，因同学关系，复识其人。品诗论典之作，在他读研究生以后是少见的，或有为老同学尊君遗作表彰而推介之的因素（本文附识：“先生累年奔走，所作有不自珍惜，散佚遂多。香林君加意蒐集，先汇成此帙与世相见，其笃视先人手泽之孝思，与此集可谓相得而益彰。本集非卖品，愿读者可直接函询广州小北路史巷十六号一楼罗寓，或尚有藏书云。”），然谈艺之文，偶一为之，也有不少闪光之处，透露作者不凡的文史素养。

四

《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是陈垣（1880—1971）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初发表于《辅仁学志》第三卷第二号（1932年7月），原文分上下两编，上编言苏努父子事，下编言德沛事，考证俱精。苏努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四世孙，与其八子均为天主教徒，后获罪削籍，故《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不传。陈垣大量运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档案，补文献之不足，考明苏努父子奉教事实。邵循正“所欲论者为苏努事”，书评开宗明义：

按苏努父子信天主教之经过，及其获罪之颠末，中外零星记载甚多，而有系统之研究，则前此尚少所见。陈君兹作，于中国史乘有关材料，运用殆尽，其于汉译欧西教士当时简牍则断为材料本身虽可珍视，而译者不谙典制，载笔每有讹误，因辄割爱弗取，多闻阙疑，实史家应有态度也。虽然，愚以为译文固不宜滥取，原文应尽量利用。关于苏努事之史料，外人记载可以补汉籍之谬误罣漏者甚多。质言之，西文材料于质、量两方，俱非现有中文材料所述远甚。若以译文讹谬，遂全弃弗取，则因噎废食，狭蔽之病，虽贤者不能免也。

陈垣治学所长，在于对中文史乘“竭泽而渔”，综合利用，但不能直接使用西文材料，对于感觉不可信的译述资料，也未查核译文与原文差别，而径取“割爱弗取，多闻阙疑”的态度。这在邵循正看来，实际忽略了“译者”因素，不免“狭蔽”之弊，文中指出，“苏努诸子获罪原因，教会史中言及之者，多隐约其词，其误谬处已多如陈考所指，惟其所以致误之因，则文中尚未提及”。他充分发挥外语特长，能够在“质”“量”两个方面直接比较中西文材料，揭示因“译者不谙典制”而导致的史料讹误，同时发掘教会文献的史料价值，在诸多细节处订正或推进了陈垣的研究。此文附记：

此文成于去年（1932）夏间，以本刊稿件拥挤，迄今始得发表。最近通报（1932,106-108）载伯希和Paul Pelliot跋《俄藏中文手卷数事》，中有《古今敬天鉴》一书。……伯希和又谓关于苏努史料，西方记载多极珍贵者，惟名字极紊乱，有待乎中文史籍之参证，所见甚是。惟当时未见陈考，故有斯语。今读之，亦击节叹赏了。

同时期发表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论文披露的资料，恰可以帮助考订“苏努诸子中最早信教之人”，提示了“西方记载多极珍贵者”，此种中、西文献比勘参证的观念，正与书评宗旨契合。邵循正对于国际前沿研究的即时追踪以及敏锐把握，体现了学术“预流”的能力，他在出国之前，已与将来师事的伯希和有了一段文字缘分。

五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1896-1950）意识到“东北问题”为当务之急，自谓“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致王献唐》，1931年10月6日，《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所说“小册子”，即《东北史纲》。他邀集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等少壮学人，拟以现代方法编撰一部东北通史，驳日人“满蒙非支那领土论”，以促国人“酣梦”醒来。傅斯年执笔之《东北史纲(初稿)》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在1932年刊行（傅斯年：《东北史纲(初稿)》第一卷《古代之东北(自最初期至隋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初版）。因限于“持东北事以问国人”的目标和“仓促属稿，只具间架轮廓”的客观不足，《东北史纲》行文难免“纰缪疏漏”，刊布伊始即引起学界热议，并遭郑鹤声、缪凤林等人严厉批评（郑鹤声：《傅斯年等编著东北史纲初稿》，《图书评论》第1卷第11期，1933年；缪凤林：《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文艺丛刊》第2卷第2期，1934年）。

邵循正书评指出“傅书重要结论颇多，有甚精审者，有材料未充者，间亦有可商者”，虽有若干商榷，但主要从正面立论，对傅著评价不低：

处今世言古史，难矣。言古史而及三代以降，六朝以往，障塞之外，荒徼之域，于民族部落，则溯其流别，详其升降，于风俗文化，则析其同异，揭其渊源，且经以时代，纬以方位，使数千百年湮晦灭绝之事迹，粲然复见于一卷之中，如傅君之作者，此非其事更难，而其业更有足称者欤？

文中表彰傅著出彩部分，不吝赞许之词，如第三章考定两汉魏晋之东北郡县，证明燕秦东向已据朝鲜半岛沿黄海之一大部，邵循正认为“此实中国在东北政治势力之首章信史，作者考证议论，俱极精彩，足徵其用力甚勤，非率意操觚者可议”，即使本章所附“东北郡县沿革”一表“取材间有欠精细者”，也无伤大雅，“兹不具论”了。他对于傅著的欣赏，或引起共鸣之处，多不在该书具体观点，而是研究方法。如第四章论西汉魏晋之东北属郡，论其表述特点为“集录有关史料，编次排比”，看似平易，却很能体现新派史家的治史手法：

余谓傅君此法，不知之者以为敷衍篇幅，知之者当服其谨慎。治国史稍有经验者，于史料之散漫，蒐讨之艰难，盖有同感。时代愈远，材料愈稀少而散漫愈甚，则史料之集录，实为不可缺之举，傅君自言“此等古代史料，分解则或得胜义，重编则不易存疑，如徇读者之便而有损史料，亦事之最不幸者”。避简趋繁，以存史料之真，读者幸勿忽视焉。

这番“避简趋繁”的议论，与傅斯年“我们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每一书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的越整齐越糟”（《史料论略》），陈寅恪“讲历史重在准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第146页）等说法，实多相通处。虽然这里尚有史料、史著的细部区分，但总体而言，邵循正在清华训练养成的史学观，仍偏于北大、史语所代表的新史学一线。他对于《东北史纲》的许多看法，不乏史学批评的卓见，但毕竟不同于郑鹤声、缪凤林这些来自对立阵营的“新派史学的批评者”。

关于邵循正看待《东北史纲》的态度，除了傅斯年是老辈、二者治史观念相通等影响外，他的老师蒋廷黻是合撰者之一，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书评末一段话可供参看：

《东北史纲》原定五卷，第一卷即此书，第二卷为《隋至元末之东北》，第三卷为《明清之东北》，第四卷为《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第五卷为《东北之外交》，闻均由专家分任撰述，第二第三第四卷均未出版。第五卷执笔者为蒋廷黻先生，其书之上篇（包括顺治至咸丰朝），已先由《清华学报》第八卷第一期发表，题为《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关心东北问题者，当以先睹此文为快也。

六

邵循正评A.F.Legendre著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Moderne（中国的现代文化）一文，刊于《清华周刊》（1933年第38卷第12期）“介绍与批评”一栏。原著为法文书，作者Legendre博士，法国人类学家，曾经旅华多年，根据对华风土人情的经验和观察写成此书，1926年在巴黎出版。邵循正原以为“他和中国文化，的确有长期接触，所以我相信他的结论，他的拟议，比一般外人谈华的空论，一定要来得高明一些”，不过，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打开他的书一看，我们便知道所谓Legendre先生也就不过是这么一回事！”Legendre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评价，“可以说是悲观到极点”，认为辛亥革命后，无论社会秩序，还是政治制度，都缺少真正进步，故断言“现代中国的文化，和过去中国的文化，只有表面的区别，没有实际的差异”。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据邵循正分析，这与其所持“欠健全”的立场相关——

第一，“他并没有平心静气来讨论中国文化，他的态度不是一个善意批评家的态度，简直是寻衅生事的”。Legendre对于中国一般苦力们，特别表示不满，“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曾经几次吃过洋车夫的亏。由怀恨洋车夫，而愤恨一般劳动者，由怀恨劳动者，而厌恶中国文化，诅咒中国文化。”从作者所发诸如“中国在这个混乱状态之下，自救是无望的”“救中国的责任，是要白种民族国家来担负的”“中国不可忘掉一件事：如果没有欧洲各国资本和机械的帮助，它不会有铁路，不会有现代的港口”一类言论中，邵循正读出其背后“文化论的立场”，进而批评“简直是借谈文化之名，替帝国主义行宣传之实”。

第二，“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说明，把‘时’与‘地’的界限，弄得太不清了”。也就是说，Legendre著作持论缺少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关于前者，“他因为要证明他所说的话——二十年前后的中国文化是一样的，所以他不得不抹杀二十年的历史，把前后的事实尽量地颠倒，譬如他描写现代的缙绅阶级，和革命前的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关于后者，“因为他经历的地方太少，闻见很俭啬，于是往往以南方所见到的现象解释北方的事实，结果是牛头不对马嘴了”。

本文最后的总评是，“这本书不但是态度不对，方法也太可笑。它对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同情心，更谈不到什么见地”。在邵先生存世著述中，如此痛快、直截而带锋芒，甚而有些恃才逞气的文字，殊不多见。此时即将离开清华园的邵循正，已经完成完整的专业学术训练，对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西人著述，也有了相当程度的鉴别力和批判意识。所以，也有自信说出这样足够犀利的俏皮话：

一般的西洋旅行家，随便到中国溜了一次，回去就想写了一两本书，谈谈中国的文化，恐怕未免把这个工作太小觑了罢！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戴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