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只是一个试探！

周亚夫是西汉时期的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曾经平定了七国之乱，为汉朝的统一和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也曾经担任过宰相，掌握过朝政大权，是汉景帝的心腹重臣。然而，他却因为一次在宫中与汉景帝吃饭时发生的“筷子事件”，而遭到了汉景帝的冷落和抛弃，最终死于狱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汉景帝会因为一双筷子而放弃了这样一个功臣呢？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探究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

筷子事件：

公元前143年的夏天，距离汉景帝去世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了。汉景帝作为一代明君，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自然是心知肚明。于是在这一年，他饶有深意地召见了太尉周亚夫，在宫中赏赐了他美酒和佳肴。但是，在给周亚夫肉食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汉景帝特意没有给周亚夫筷子，并且给了他一块完整的肉，连切都没切。这个场景和当年“鸿门宴”上，樊哙的遭遇何其相像。当年的樊哙在接受西楚霸王给予自己的更是“生猪腿”，而且当时的情况也更为紧急。樊哙面对刁难，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直接就接受了，生吃了起来。因为樊哙的“慷慨”和“识时务”，汉王刘邦最终逃过了一劫。但周亚夫却显然没有樊哙的眼力见识，他很生气，直接就呼喊侍从给自己上一双筷子。这里是皇宫，不是你的细柳营，更不是你的家。面对周亚夫的不满，汉景帝的表现也是毁灭性的。据《史记》记载：上视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面对皇帝的询问，周亚夫也没有丝毫给面子的意思，他直接礼节性地脱帽请罪之后，就不管不顾地离开了皇宫。

骄鞅之臣：

周亚夫的这一举动，让汉景帝对他彻底失望了。他说出了对周亚夫近乎“死刑”的判断：“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周亚夫这样一个骄傲自大、不知进退的人，不是未来年幼的皇帝所能搞定的臣子。汉景帝已经决定放弃周亚夫了。不久之后，周亚夫因为儿子买了五百套盔甲和盾牌，打算给周亚夫做殉葬品。不知道怎么着，消息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正好汉景帝还在头疼没有理由收拾周亚夫。于是，周亚夫就直接被抓，下了大狱。面对狱卒“不在地上造反，也会在地下造反”的言论，周亚夫只好用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家天下的悲剧：

那么，周亚夫真的就只是因为这一个“筷子事件”就被判了死刑吗？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筷子事件”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直接原因，更是一个“导火索”，但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最本质的原因在于封建时代的家天下制度。家天下是指皇权由一族或一姓世袭的制度，它使得皇帝将国家视为自己的私产和家业，而将臣子视为自己的仆人和工具。在这种制度下，皇帝对臣子的信任和宠爱，并不取决于臣子的忠诚和能力，而取决于臣子是否符合皇帝的心意和利益。因此，在用人之际，皇帝可以礼贤下士，唾面自干，但是一旦用不着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亨”的故事也不是发生一次两次了。

周亚夫的功过：

周亚夫作为平定七国之乱的大功臣，本应该被皇帝视为“股肱之臣”，但他却违背了统治者的意愿和利益。在平定七国之乱中，为了进一步减少伤亡和损失，周亚夫选择让梁国接受损失，而自己率领精兵切断敌军后路。这个方案汉景帝也是赞同的，后来汉朝能够如此顺利地平定七国之乱也多亏了这个计策。但梁王身份可不一般，他是汉景帝的嫡亲弟弟。在梁国危难时刻，汉景帝下令要周亚夫率军救援，但周亚夫以大局为重，拒绝了皇帝的命令。

窦太后和梁王因此对周亚夫没了好感，并为周亚夫日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而且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周亚夫也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功臣，他还在政治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曾经劝说汉景帝不要废除太子刘荣，而改立自己的幼子刘彻为继承人。这个建议虽然符合大臣的忠义，但却违背了汉景帝的私心。汉景帝虽然没有当场发作，但心中却对周亚夫产生了芥蒂。后来周亚夫当上宰相后，屡次与汉景帝意见相左，多次反对汉景帝废太子、封侯等多项政策，使汉景帝对他愈发不满，最终经过筷子的试探后，汉景帝将周亚夫彻底放弃。

周亚夫与周勃的比较：

周亚夫的经历其实与他的父亲周勃极其相似。他的父亲周勃因为和汉高祖刘邦一起打天下多年，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受到了汉高祖的极大信任。刘邦曾经给周勃很高的信任和评价：“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后来周勃的表现也没有让汉高祖失望，他和陈平等人在吕后去世之后，匡扶汉室，诛杀诸吕，并且扶植代王刘恒称帝。当然，周勃之所以这么做，也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所以才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权倾朝野。但当汉文帝站稳脚跟之后，权力过大的周勃就成了皇帝亲政的阻碍。后来周勃两次被罢免，遣返封地，后来更是受到奸臣告发，蒙冤入狱。好在薄太后宅心仁厚，最终让他免受了牢狱之灾，谥号“武侯”，还算得了个善终。但周勃之所以能够得到善终，也是多亏了搭档陈平的指点。陈平曾经劝告周勃说：“今日之事非昔日之事也。”意思是说现在的局势已经变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任性妄为了。而周亚夫就没有他爹那么幸运了，他不仅没有一个像陈平一样的队友，更没有一个薄太后这样的保护者。因此，权倾朝野后的周亚夫会有如此的下场也就成了必然的事情。

周亚夫与其他名将的比较：

周亚夫并不是唯一一个因功被杀或贬斥的名将，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秦朝的白起、汉朝的韩信、唐朝的李靖、宋朝的岳飞等等。他们都是一代名将，都为国家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他们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待遇，反而遭到了各种不公正的对待。这些名将的悲剧，其实也是封建制度的悲剧。在封建制度下，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赏罚臣子，而臣子只能忠心耿耿地服从皇帝。如果臣子有了功劳，皇帝就会感到威胁和不安，如果臣子有了过失，皇帝就会感到愤怒和不满。因此，臣子要想在这样的制度下生存，就必须要有很高的智慧和谋略，要能够察言观色，顺应时势，才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地位。而周亚夫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太过于自信和自负，以为自己有了功劳就可以为所欲为，不顾皇帝的心意和利益。这样的人，在封建时代是很难有好下场的。

结论：

周亚夫因为一双筷子而被汉景帝放弃，这个故事在历史上广为流传。但是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筷子事件”，而是一个复杂的“家天下”的悲剧。周亚夫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局，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功劳或者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他没有适应封建制度下的用人规则和权力游戏。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臣子，在皇帝面前应该如何表现和行事。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功臣，在权力斗争中应该如何保护和利用自己。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物，在历史变迁中应该如何把握和调整自己。因此，周亚夫最终成了一个“骄鞅之臣”，一个“家天下”的牺牲品。

筷子事件是汉景帝刻意安排的一次测试，目的是为了最后一次确认周亚夫的“职场态度”；可惜的是，周亚夫给出了最糟糕的回应。

按理说，凭借平定七国之乱的功劳，周亚夫应该被皇帝当成宝才是。不过这种思维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封建政治的逻辑并不是这样。

古代统治秩序的本质是家天下，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有一个让人无奈却又客观存在的规则：识时务者为俊杰。啥叫“识时务”？揣摩出统治者的想法，其后顺势而为。

身处权利核心圈，若想有所作为（无论好坏），必须先获取统治者的认可、支持；无论是那些力挽狂澜、建功立业的忠臣，还是一手遮天、为非作歹的奸臣，他们之所以能成功，与统治者的诉求保持一致是基本前提。

举个例子：在唐玄宗李隆基前期，姚崇、宋璟、张九龄为啥能成为一代名相？因为他们吻合了李隆基励精图治的需求；到了后期，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啥能成功排挤张九龄、兴风作浪十余年？那是因为他吻合了李隆基加强皇权、享受权利的渴望。

而周亚夫和他的父亲周勃有些类似：爷儿俩之所以饱经官场沉浮，是因为他们的作为与统治者的需求并非一直处于同步状态。当双方步伐一致时，周氏父子就是国之栋梁；否则，他们就成了威胁统治稳定的不安定因素。

我们先看周勃的案例。在《史记》中，他与萧何、曹参、张良一样被归为《世家》之列，可见他被司马迁视为汉朝的核心功臣。作为一个曾经以编蚕箔、在丧事上奏乐维生的底层穷苦人，他抓住秦末乱世提供的机遇、跟随了一个正确的领导（刘邦），靠着努力得以封爵绛侯、官升太尉，实现了人生的成功逆袭。

经常有朋友表示好奇：为什么刘邦那些出身“屌丝”的沛县老乡个个能成为一代名臣，难道他们都天赋异禀？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所谓时势造英雄，在一定时代条件下，如果你自身态度端正、学习能力没问题，再加上跟对上级、站对队伍，成就一番事业并非奇迹。

对于周勃的特点，刘邦临终前曾经做出了一个青史留名的论断：“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由于出身的原因，周勃没什么文化水平，但性格耿直、质朴，为人靠得住，对刘邦家族有很高的忠诚度，所以被视为能够为刘氏后人保驾护航。

刘邦不愧为洞悉人性的一代英主，周勃在后来的表现一如其所料。吕后掌权期间，周勃与陈平等功臣群体审时度势、虚与委蛇，暗暗保存实力；吕后去世后，他们立即翻脸暴起，联合宗室以“诛不当为王者”的名义举兵反吕，不分男女老少、把吕氏全族诛杀殆尽，随后把代王刘恒（汉文帝）扶上皇帝之位。他可谓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安刘氏”的重任。

当然了，周勃之所以如此卖力，自然也有维护功臣集团利益的考虑。当他的这一诉求与与刘氏一致时，他就是刘邦口中的“安刘”者；但一旦统治者需要强化皇权时，他这种能够左右诸吕生死、轻易废立皇帝的功臣首脑，无疑是潜在的巨大威胁。

因此，当汉文帝稳住阵脚后，一步步对周勃下手。这位“安刘”的大功臣，两次被免去宰相之职、遣回封地。后来甚至被人告发有谋反意图，被关进了刑狱、饱受狱吏的羞辱，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太尉由此感叹：“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后来靠着薄太后的关照，周勃才免去了牢狱之灾、得以善终，并且得到了“武侯”的谥号。

一朝天子一朝臣，周勃在文帝期间虽然经历了些许波折、领略了帝王权术的威严与无情，但毕竟他曾久经复杂的政治斗争考验，对于君臣关系总体把握得当（比如被汉文帝暗示退休时，他几乎没有丝毫迟疑），总算惊险过关。但他的儿子就没这么幸运了。

在周勃去世后，儿子周胜之曾继承爵位，但后来犯事被废黜；几经波折，周氏诸子中最优秀的周亚夫被封条侯、子承父爵。他遗传了父亲的耿直性格与杰出军事能力，可惜并没能学到那份职场生存之道。（也许是因为周亚夫没能像父亲那样，得到陈平这样的搭档指点）

到了公元前158年，“细柳营事件”让周亚夫名噪一时，但若推敲其中的利害关系，其实让人为周亚夫捏了一把汗。

当时匈奴大举入侵，汉文帝安排三位大将领军备战，他们分别是宗室刘礼、开国老将侯厉、周亚夫。能够与皇室、元老相提并论，可见当时的周亚夫被汉文帝寄予了厚望。

随后汉文帝亲自劳军时，在刘礼的霸上军营、侯厉的棘门军营都畅通无阻，但在周亚夫的细柳营却吃了闭门羹，军士甚至公然宣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直到汉文帝亲自下诏给周亚夫，才被允许进入细柳营。

周亚夫的这一举动其实是兵行险招。连续两次拒绝皇帝的队伍入内，保不准他是怀着故意作秀的心思，想以此体现自己具备兵圣孙武之风；从结果来看，他的目的确实达到了，汉文帝赞他为“真将军矣”。但他没有考虑到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军队说到底是汉文帝的，如今面对御驾亲临，这支军队竟然敢理直气壮的声称“不闻天子之诏”，是不是意味着周亚夫由此具备了发动叛乱的能力？

若我们站在汉文帝的角度来看，周亚夫要是心无二志，确实是一位驭军有术的统帅；但如果万一心有不忿，那无疑也是一颗极具毁坏力的暗雷。至于是哪种情况，那既要看皇帝是谁，也要看当时所处的具体大环境如何。

当时的汉文帝外有如狼似虎的匈奴，内有蠢蠢欲动的藩国，而周亚夫又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因此姑且将其视为可控的军事人才。

而汉景帝即位后，则根据汉文帝留下的遗嘱将周亚夫提升为中尉。新领导上任就提拔老领导留下的部下，这明摆着是要收买人心。

不久后，七国之乱爆发，升任太尉的周亚夫不孚众望，果真圆满完成了任务。由于解决了汉王朝的心腹大患，随后周亚夫官升宰相，一时间位极人臣。

做个小结：截至此时，周亚夫的仕途一直顺风顺水，那是因为他的能力完美契合了两任皇帝的诉求——抵御匈奴、对付藩王内乱，他的所作所为也长期与帝王的诉求一致。因此，在文景二帝这里，他就是一位可靠的忠臣、能臣。

不过随着藩国的威胁被消除、汉朝又不会对匈奴大举用兵，周亚夫的才能并没有之前那么不可或缺了；相反地，如果不能在新的岗位上妥善处理与统治者的关系，那他在帝王眼中极有可能成为另一种形象——权臣。

我们在上文说过，在封建政治逻辑中，贴合统治者的诉求的大臣，那就是识时务者；相反，如果知道统治者想法，却有意无意的作对的，只有两种人：一是认死理的腐儒，二是自以为能主导帝王的权臣。

周亚夫接下来的表现，体现出他不是个识时务者；更要命的是，他也不是腐儒。

首先，在平定七国之乱时，周亚夫曾根据实际需要，献上了让梁国充当肉盾吸引火力、自己寻找战机抄叛军后路的作战方案，得到了汉景帝的准许。后来朝廷军队得以顺利平叛，确实得益于这一战略。

但梁王毕竟是汉景帝的亲弟弟，期间梁国危在旦夕时，汉景帝曾下诏周亚夫立即出兵救援，却遭到了拒绝。梁王及窦太后（汉景帝兄弟俩的母亲）由此对周亚夫怀恨在心。

但这一点并不是致命的，毕竟周亚夫是为汉景帝办事，为了解决危及中央统治权的七国之乱，就算真的牺牲了梁王，相信汉景帝内心也不会拒绝；事后如果指责，大不了拿“周亚夫拒不听令”为由给天下人个交代。（毕竟为了争夺政治舆论，他可以毫不迟疑的斩掉自己的老师晁错）

而真正把周亚夫逼上绝路的，是他对汉景帝权威的挑战。

周亚夫升任丞相后，一度得到了汉景帝的器重，甚至连窦太后、梁王的坏话也没有影响这一关系。但当汉景帝决心要改立太子时，却遭到了周亚夫的极力反对。

立后、立储，向来是封建政治中的敏感地带。它们虽然是国事，但说到底更是家事，若帝王决心已定，臣子还执意唱反调，那只会招致反感、甚至会留下“权臣”的嫌疑。历朝历代，凡是踩了这条红线的，基本没什么好下场，比如唐代的长孙无忌（反对武则天立后）、张九龄（反对李隆基改立太子）。

因此，周亚夫也毫无意外地付出了代价，他没能阻止刘彻登上太子之位，而且“景帝由此疏之”，遭到了汉景帝的疏远。加上窦太后、梁王的煽风点火，周亚夫以往的老账都陆续被翻了出来。

后来，汉景帝曾想封大舅哥王信为侯，被周亚夫用“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的祖训怼了回去；公元前147年，匈奴小王徐卢等人投降，汉景帝为了分化匈奴贵族群体，封这几个人为侯，又遭到了周亚夫的反对，不过这一次汉景帝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并在不久后免去了周亚夫的宰相之职。

用今天一些人的眼光来看，周亚夫的上述所作所为仿佛只是由于性格耿直；但在封建政治逻辑下，他战功赫赫、威震海内，却处处跟皇帝对着干，已经具备了权臣的嫌疑。

公元前143年，即汉景帝驾崩的前两年，他意味深长地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赏赐酒食，但只是给了一大块完整的肉，甚至也没配筷子。

这一幕似曾相识：当初的鸿门宴上，项羽赐给了贸然闯入的樊哙一条生猪腿，后者是怎么做的？慨然接受，就地生吃。

汉景帝为什么要为难周亚夫？其实跟项羽当初一样，看对方听不听话、是否对权威心存畏惧、敢不敢跟自己讨价还价。

樊哙表现顺从，客观上帮助了刘邦逃离生天；周亚夫心生不满，自行招呼宫内官员给自己筷子，其下场可想而知。

对于周亚夫的表现，汉景帝的表态让人恐惧：“上视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这难道还不能让你满意吗？但周亚夫的应对是灾难性的，他起先脱帽谢罪；其后更是趁着汉景帝起身，自行快步离开皇宫。

“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这位敢公然表达对皇帝不满的大臣，今后怎么可能辅佐年幼的君主？汉景帝看着周亚夫背影所说的话，已经宣判了这位功臣的死刑。不久后，周亚夫就因私买殉葬用的盔甲，被冠以“想在死后在地下去造反”的罪名，被逼在狱中绝食而死。而在他死后不久，汉景帝立即封自己的大舅子王信为盖侯，可谓无比讽刺。

对于周亚夫之死，司马迁认为是源于“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即满足于自己的功勋、地位而不虚心学习，能谨守节操但却不知道对帝王恭顺，这一总结非常客观。封建政治，本就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赌博，周亚夫的耿直与自信，在不同阶段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后果。在与帝王利益一致时，他是能解决问题的忠臣能臣；当两者诉求相冲突时，他在明知对方意愿的情况下却固执己见，成功让自己成了一位威胁皇权的权臣。

周亚夫死得并不冤，已经位极人臣，却因为一点不满就给皇帝脸色，这让未来的年轻皇帝如何镇住他？确实“非少主臣也”。我们别忘了，当初吕后死后，周勃凭借自己在军队中的威信立即发起了政变，废掉了幼主；而周亚夫在军中的威信与父亲相比也不逊色，更可况其后的“少主”刘彻，当初登上太子之位时曾经被周亚夫极力反对。这一巨大风险，任何有责任心的帝王都不可能视若无睹、听之任之。

汉景帝请周亚夫吃饭，案上只放了一大块肉，旁边没有切碎的肉，也没有放筷子。周亚夫见状，大呼小叫地叫管厨房的人拿筷子来。

你当皇宫是你家哈？还是你的细柳军营。

汉景帝笑着对周亚夫说，你是不是很不满意哈。

周亚夫脱下帽子对汉景帝告了一声罪，就拂袖而去。

汉景帝长叹一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意思是，遇到这样的事都怏怏不满的人，将来怎么能做我儿子的大臣呢。

汉景帝作为一国之君，考虑事情比较长远。他要为他的儿子继位执政，扫除障碍。

他特地没有放筷子，就是要考察周亚夫，不管在任何情况下，看他能否尊重皇室，能否听从皇帝，按皇帝的旨意行事。

可惜周亚夫没有领会，而且他无法领会，因为他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人家汉文帝到你周亚夫的军营巡视，都非常遵守你军营的规矩。

汉文帝到了细柳军营，说要进去劳军，守门将士明知是皇帝来了，不但不让进，还说，军中只听从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命令。

好，就依你。汉文帝派使者持皇帝印信给周亚夫，才得以进去。

军中又传出命令说军营中马车不能奔驰。

好，依你。汉文帝的马车按辔徐行。

终于见到周亚夫了，周亚夫说甲胄在身不能跪拜，只能按军礼向您敬礼。

也依你，没问题。

汉文帝看到周亚夫军队军容齐整，甚是威武。俯身扶着车上的横木说，皇帝敬重地慰劳将军。

出了军营后，跟随汉文帝的大臣个个满脸震惊，震惊于皇帝对一个下臣如此顺从，如此尊重。

汉文帝还当作众大臣的面表扬了周亚夫和他的细柳军。

汉文帝马上任命周亚夫做卫尉。

吴王率七国发动叛乱，汉景帝升周亚夫为太尉，让他掌管全国的军队，全权授予周亚夫平叛。

七国之乱平定后，让周亚夫当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周亚夫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看到没有放筷子你就不满意了，不高兴了。汉景帝心想，难道你不能用手抓起来啃吗，还大呼小叫让宫廷管理员给你找筷子。这里可是皇宫，是大汉的皇宫。大汉姓刘不姓周。

当年我老爹进你的细柳营时，你说咋样就咋样，都依你。看到你确有治军才能，不但不高兴，还提拔重用你。

话又说回来，文帝都让使臣持皇帝信印给你了，你出军营门口迎接一下有那么难吗？在你心中，还有没有皇上呀。

尽管如此，皇上也没有表示不高兴，也没有为难你，而是敬重你。

这不是一块肉，一双筷子的问题，而是君臣之道的问题。君就是君，臣就是臣。

你周亚夫平了七国之乱，立了功，那是你做臣子的职责，做皇帝的该赏的都赏给你了，为何还处处反对我这个皇帝呢。

我废了刘荣，改立刘彻作太子，你急吼吼地反对，想干吗呢？我自己的儿子，难道我不知道他们贤能还是不屑吗。那轮到你周亚夫说三道四。

我要封几个投降了的匈奴王为候，目的是拉拢分化匈奴，让更多的匈奴人归顺汉朝。你却以军人投降受到封侯，会使军人没有节操为由反对。

你周亚夫的格局太小，只看到一点，没顾及全面，实在令人担扰，令我这个当皇帝的放不放心。

汉景帝眼看自己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自己百年之后，太子刘彻执政，能否驾御这个因一点小事都不不满，还事事与皇帝唱反调周亚夫？

兹事体大，不得不重视。

汉景帝让周亚夫退休了。考虑周亚夫在军中的影响力，还是不放心。

恰逄周亚夫的儿子见父亲一生驰骋沙场，就去购置了五百盔甲，打算在父亲百年之后作陪葬品用。

这事让廷尉知道了，以造反罪名将周亚夫下狱。

周亚夫自然不服，说自己绝无反叛之心，那是自己儿子为自己购置的随葬品。

都退休的人了，还要与朝廷作对，当过太尉，丞相的人，难道不知道汉律私自购置盔甲是重罪吗？

廷尉说，那是你准备在地下造反。

周亚夫在狱中绝食而亡。

这个廷尉断案水平不是一般的高，他太能揣摩汉景帝的心意了。

一双筷子就彻底暴露了周亚夫的内心世界。

表面上看，周亚夫是因一双筷子丢了官，还掉了命。其实自始至终是周亚夫内心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才遭汉景帝断然放弃的。

“一双筷子”事件，是汉景帝对周亚夫的一次试探。这次试探的结果决定了周亚夫的悲剧结局。

关于周亚夫悲剧的前因后果，涉及的历史背景有点长，以下就详细说一下。

一、周亚夫上位的背景：汉景帝鲁莽之下引发的“七国之乱”

汉初的高、文、景三帝面对的朝堂局势各有不同，他们采取的政治斗争方式也各异。

汉高祖刘邦手提三尺剑而平定天下，开创了大汉煌煌四百年江山。但刘邦自芒砀山起兵到去世，期间就没有真正清闲过。即便是当了皇帝，他要做的事情也很多。

刘邦时代，大汉朝堂有3股强大的势力：吕氏外戚、外姓功臣以及异姓诸侯王。吕氏外戚和外姓功臣都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嫡系，自然可以信任。但异姓诸侯王就不一样了，刘邦认为他们是大汉的最大威胁。

所以，刘邦称帝之后，不是在平定异姓王，就是在平定异姓王的路上。直到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平定了淮南王英布后，以韩信、彭越等为首的异姓诸侯王势力就基本被瓦解了。

与此同时，刘邦为了替自己后代君王考虑，加封了九大同姓诸侯王，用以对抗吕氏外戚和外姓功臣，巩固宗室的力量。

之后，到吕后称制的时代，吕氏外戚一家独大。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吕氏外戚打压刘姓诸侯王，外姓功臣龟缩起来得以保存实力。

吕后崩逝后，龟缩已久的外姓功臣，在周勃和陈平带领下，联合快被打残的刘姓宗室，诛杀了诸吕，搬倒了吕氏外戚。

所以，在汉文帝即位的时候，吕氏外戚如同刘邦时代的异姓诸侯王一样，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此时大汉的天下，皇帝、外姓功臣和刘姓诸侯王三足鼎立。

故而，汉文帝一上台就开始打压以周勃为首的外姓功臣。他们在朝廷的势力太大了，挤压了皇帝的权力空间。之后，周勃被解除丞相之位，外姓功臣又开始龟缩起来。

然而，不断加强皇权是当时的趋势，打压了外姓功臣，就轮到了诸侯王。因此，汉文帝接受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推恩令的前身），削弱刘姓诸侯王的势力。

但遗憾的是，汉文帝还没完全解决诸侯王就驾崩了。汉景帝即位后，大汉的朝堂局势是，刘姓诸侯王蠢蠢欲动，丰沛元老龟缩。

为了打压刘姓诸侯王，性格鲁莽的汉景帝任用同样鲁莽的晁错，以非常直接和激烈的方式削蕃。但同为汉高祖的子孙，谁又比谁怂？刘姓诸侯王们看到朝廷如此，便立马起来造反，所用的名义是“清君侧，诛晁错”。

汉景帝没有想到诸侯会反弹如此激烈，顿时也慌了神。此时，外姓功臣们却瞅准时机，又蹦了出来。

丞相陶青（汉高祖刘邦所封开封侯陶舍之子），带着京城宿卫将领陈嘉觐见汉景帝，要求诛杀晁错，讨伐造反的诸侯王。

汉景帝此时是一身冷汗，但并不是因为以丞相陶青为首的外姓功臣要求诛杀晁错，而是他们将负责京师安全的将领一起带来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军方站队了外姓功臣，这是一种变相的逼宫！

如果汉景帝不答应陶青的要求，可能陈嘉当场就会将皇帝软禁起来。要知道，当初外姓功臣为了迎立汉文帝，将汉惠帝的后代全部诛杀了。他们的心狠着呢！

好在汉景帝比较识时务，他答应了陶青的要求，诛杀了晁错。晁错之死有两个作用。第一、撕破了诸侯王是造反而不是清君侧的目的。第二、汉景帝取得了外姓功臣的一致支持。

结果就是，另一位外姓功臣，周勃之子周亚夫被推举出来。他担任讨伐诸侯王的总司令，仅仅用了3个月，便平定了七国之乱。

这便是周亚夫得以重用的历史大背景。知晓了这个背景，就能进一步分析汉景帝与周亚夫之间矛盾的发展。

二、周亚夫的高光时刻：两次与汉景帝对抗埋下祸根

周亚夫不愧是一代名将，他仅用3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远超汉景帝的心理预期。作为头号功臣，周亚夫跟他父亲周勃一样，自太尉之职出任丞相。

周亚夫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所谓盛极必衰，光彩之下，实则暗流涌动。

因为，七国之乱平定后，朝堂的局势又变了。刘姓诸侯王在此战中被打得四分五裂，实力大不如以前。所以，为了进一步巩固皇权的汉景帝，已经将屠刀转向了外姓功臣。毕竟没有一个皇帝会允许臣子的逼宫行为。但汉景帝不会像之前面对削蕃那样鲁莽了，他有时间可以慢慢跟外姓功臣打消耗战。

所以，身为外姓功臣之首的周亚夫丞相，此时其实相当危险，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但周亚夫政治敏感度太低，他丝毫没有吸取他父亲的教训，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正处于极度危险境地，甚至两次对抗汉景帝，埋下了覆亡的祸根。

第一次，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想要给皇后的哥哥封侯。汉景帝照例问询丞相周亚夫的意见，没想到周亚夫直接给怼了回去。理由是，“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但转眼之间，周亚夫却力推周昌的孙子封侯。

这就很不地道了，皇帝的大舅哥封侯，你不答应；自己的哥们封侯，你就力推。到底谁是皇帝？周亚夫干的这件事，让汉景帝非常不爽。

第二次，是匈奴王封侯事件。汉初时代，强悍的匈奴时刻威胁着大汉边疆。但那时汉朝实力不济，对匈奴只能一再忍让。而汉景帝时期，有一位匈奴王要投降汉朝，这可让汉景帝高兴坏了。那么强大的敌人，居然来投降，这难道不是朕的天威远播四方吗？

所以，汉景帝要给匈奴王封侯，以示对他投降的嘉奖。这本是一件好事，能最大程度安抚匈奴，有利于国家安全。但周亚夫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又拒绝了。

这一次，汉景帝没搭理他，坚持给匈奴王封了侯，顺便卸了周亚夫的丞相之位。

稍微有点政治敏感度的人，此时就应该知道皇帝对自己非常不满了。如果要保全自身，那就要低调谦虚，夹起尾巴做人。

但周亚夫偏偏不，仗着自己平定七国之乱的大功，处处表现出一副受到了天大委屈的样子。汉景帝注意到了这些，他打算再试探一次周亚夫。

三、“此怏怏者非少主臣”：周亚夫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悲剧

有一次，汉景帝召周亚夫到宫中吃饭，故意在周亚夫的桌上不放筷子。周亚夫落座后，看到没筷子，便很不高兴地找侍从要筷子。

汉景帝在御座上看到了这一幕，笑着对周亚夫说：“难道这还不能满足你吗？”

汉景帝这意思很明确，所谓雷霆雨露皆是天恩。皇帝给你吃的，你就应该感恩戴德。没有筷子就用手拿着吃，难道还想要更多吗？

但周亚夫没有明白汉景帝的意思，他不情不愿地向皇帝下跪认错。汉景帝刚说了个“起”字，周亚夫就马上站了起来。更过分的是，他不等汉景帝把话说完就告退了。

汉景帝看着周亚夫离去的背影，叹息道：“如此不情不愿，如何能辅佐后世之君呢？（此怏怏者非少主臣）”

就是这句话，揭示了周亚夫的悲剧。既然不能为后世之君所用，那必然就要在后世之君没登基之前，处死周亚夫。

后来，周亚夫被儿子私铸兵甲的事情拖累，绝食而死。

可以说，周亚夫的悲剧，一半是因为汉景帝削弱外姓功臣的政治需要导致的；另一半是由于自己不够成熟的政治敏感度导致的。

汉文帝在世时，某天到周亚夫的军营视察。

天子的车驾，规模肯定不小，远远的，肯定就可以看到。但周亚夫的军营，此时却是辕门紧闭，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山呼万岁，更没有列队出迎，只有一群满脸严肃的守门军士冷眼旁观着天子车队。

负责前头开道的官员见情况不对劲，便赶紧率先拍马赶到，朝着营门将士大声喊：天子马上就来了，快开辕门！

然而守门的校尉却冷冷说道：军中只有一个领导，那就是大将军。天子怎么了？

“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

负责开道的官员被怼得一时语塞，不知道怎么回复。直到文帝的车驾到了，天子使者手持符节进营，给周亚夫下诏令：皇帝要进去慰劳军队。

周亚夫这才传话，打开“壁门”（也就是营垒上的小门），文帝这才得以进入军营。

进门后，一行人还没缓过神，这时候又有校尉来给文帝发号施令了：将军有令，军营里面有限速，天子的车队也不例外！

“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

并且这还不算完，文帝到了中军大帐，见到周亚夫，周却压根没有迎接圣驾的打算。见到文帝后，他打官腔：不好意思领导，在部队就要按部队的规矩来，我给您敬个军礼就完了。

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

文帝被周亚夫的行为感动了，派人向周亚夫致谢，又面容庄重的向全体官兵致意。完成劳军礼仪后，直接离开。

一出营门，群臣都露出惊怪之色，纷纷向文帝告状，说周亚夫作死。只有文帝非常高兴得说道：这才是合格的将军啊！

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

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细柳劳军”。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周亚夫能把部队训练得六亲不认，业务能力确实不差。

但他也是真能作死，不怕捅马蜂窝。幸亏劳军的是汉文帝，如果换成别人，就凭“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周亚夫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细柳劳军不久后，文帝病危，临死前，文帝对儿子景帝说：以后遇到麻烦，找周亚夫。他带兵很靠谱。

“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后来七国之乱爆发。景帝遇到麻烦，想起了父亲遗言，便启用了周亚夫。

周亚夫上任后，业务能力确实突出，短短三个月就平定了叛乱，为刘氏江山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周亚夫在平叛过程中，性格不改，又捅了个马蜂窝。

什么呢？就是当时的梁王刘武率军与七国叛军血战，承受了巨大压力。梁王第一时间向周亚夫求援，可周亚夫却坚壁不出，拒绝救援。梁王无奈，又派给景帝传求助信。景帝一看弟弟要挂，赶紧给周亚夫下令，派兵救援梁国，居然不好使，周亚夫根本不理。

周亚夫当时打算是让梁王死守，尽可能拖住和消耗叛军主力，为反攻创造机会。自己率军绕到叛军后方，断其粮道，逼其自乱。

从军事上、全局上看，这一策略是正确的。

但从政治上讲，这就犯了天大的忌讳。毕竟梁王是窦太后最宠爱的儿子，谁也不敢拿梁王做赌注，就连汉景帝也不敢。而周亚夫却敢。就这一件事，周亚夫就把梁王、窦太后和汉景帝都得罪了。

这其中最冤的还是景帝。周亚夫在前线，窦太后见不着人。她盛怒之下，会把周亚夫不救梁王的怨气撒给谁？她会不会怀疑就是景帝授意周亚夫，让他不要救梁王。毕竟窦太后想让景帝立梁王为储君，景帝心底里不愿意，这是人尽皆知的事。

当时的汉景帝肯定是一肚子委屈。而他又不能埋怨自己的妈妈。那他又会把怨恨撒在谁身上呢？这都是不言而明的。

当然，好在七国之乱顺利平定了。虽说过程让景帝有点难堪，但结果还是圆满的。所以战后不久，周亚夫就荣升丞相。

写到这里，故事还是非常理想化的。周亚夫作为一个业务型人才，抓好主责主业，靠一身本事赢得领导认可，经受了一系列重大军事斗争考验。最终因突出贡献，得到了老板的提拔使用。

如果周丞相这时候病逝，那他的故事就堪称是童话。忠臣贤君。一副大团圆的结局，让人看了心情很舒适，感觉苍天有正道，世界充满了爱。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周亚夫身体硬朗，他作死的性格也没变，后来又频繁捅马蜂窝。

于是，童话也就慢慢变成了悲剧。

周亚夫捅的第一个马蜂窝，是景帝想废掉太子刘荣，征求周他的意见。周不赞同，并且坚决争辩，认为刘荣不该废。景帝被气的不行，从此疏远了周亚夫。

第二个马蜂窝是阻挠窦太后封侯。有一天窦太后提出要给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也就是汉武帝的大舅）封侯。景帝其实也不赞同，但窦太后说一不二，非常执拗，逼着景帝办这事儿。景帝没办法，就推脱说，要不我跟周丞相商量一下再说吧。结果周听说后，死活不同意。窦太后本来就不喜欢周亚夫。这一下，她就更不喜欢了。

第三个马蜂窝是匈奴将军唯许卢等五人归顺汉朝，景帝非常高兴，想封他们为侯，以鼓励匈奴人也归顺汉朝，但周亚夫反对。说如果把这些背叛国家的人封侯，那以后我们如何处罚那些不守节的大臣呢？景帝听了很不高兴，就绕开周亚夫，将那五个匈奴人都封了侯。周亚夫事后很生气，就托病辞职。景帝气的直接准奏。

第四个马蜂窝就是景帝请周亚夫吃饭，却不给筷子那件事。周亚夫在宴会上急眼，恼火的让服务员拿筷子来！汉景帝不怀好意的笑道：这难道还不让你满意吗？（此非不足君所乎？）

周亚夫一看景帝话音不对，阴阳怪气，只好摘下帽子，跪倒在地谢罪。

汉景帝说你起来吧，结果周亚夫站起来，头也不回就走了。

很显然，周亚夫是带着情绪、赌气走的，相当于甩了个脸子给领导。

景帝当时也很不爽，看着离去的周亚夫的背影说道：在我面前都敢甩脸子，将来我的儿子即位，哪还能管得了他？（周勃和刘邦同辈，周亚夫和汉文帝同辈）

“此怏怏，非少主臣也。”

景帝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周亚夫的下场可想而知。

回过头来看，周亚夫被贬，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年轻人初入职场，常遇到的一个现象：不喜欢应酬，不喜欢虚情假意，就想把业务搞好，踏踏实实做事，勤勤恳恳干活，靠本事吃饭。可到头来，自己没日没夜，累得像牛马一样，提拔却没自己的份，老板倒还对自己有意见，甚至还有辞退的想法。这到底还有没有天理了！

这种没天理，其实就是年轻人的自我认知和老板对员工的心理预期不一样导致的。

在员工看来，本职工作做好，无愧于心，何须在意别人怎么想。老板又能耐我何？

但在老板看来，一个人业务强，除非强到公司离了这人，就不能运转了的程度。否则都是一类人，在老板眼中没区别。

周亚夫的能力是很强，但也没到离了他，汉朝就不转的高度。

试想，连韩信都可以被拿下，弃之不用。更何况是周亚夫？

而既然汉朝离了他，也不是不可以，那景帝对他下手，当然也就不会有啥忌惮了。

况且，在能力和忠诚之间，绝大多数老板往往更看重后者。

毕竟有能力的人一旦造反，对公司的损害那可是毁灭级的。

周亚夫功高震主，又不拍马屁，时不时还跟景帝抬杠，景帝哪里能容他。

其实，这并不是景帝昏，而是这就是人性。这世上，说到底还是俗人多。当今大部分老板都是如此，并不是他们昏。

周亚夫和景帝抬杠，景帝选择灭了他。这太正常了。像文帝那种被员工立下马威，却不怨反喜，才是不正常的人。

纵观人类史，文帝那种圣主，屈指可数。

从周亚夫的故事中，我们其实也能得出一些经验教训。绝大多数老板都是俗人，该怂的时候还是得怂，该谄媚时，还是得谄媚。不要跟自己的钱和自己的职场前途过不去。

至于说景帝将周亚夫下狱，周选择自杀。这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远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惯例了：君要臣死，不必亲自加诛。

所谓“刑不上大夫”，并不是说大夫级别的高级官僚就可以免死。

而是说卿大夫在被主君责罚后，君主可以允许他们自己选择死法。

比如说，夫差赐死伍子胥，只是派使者送剑过去，剩下的意思，就靠伍子胥理解了。

后来勾践想要文种死，也只是赐剑，连责罚都没有。文种知道勾践的想法，就自尽了。

还有吕不韦被流放时，嬴政给他敕书：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吕不韦也明白嬴政的意思，于是服毒自尽。

这就是直接处死和“赐自尽”的区别。

君要臣死，不需要把话说透。说透了，就没意思了。卿大夫总之就是死。逃避，不仅还是会死，而且死后，尸体也难免会被羞辱。

就比如说商鞅。如果商鞅直接自杀，可能还能留个全尸。结果他不愿意自杀，最终的下场就是车裂。

景帝听说周亚夫私藏盔甲，派人到他家里问情况，如果这时周亚夫服软，或者及时自尽，情况会好些。可惜他是个直性子，什么也不说。跟景帝硬顶着干。于是汉景帝便让廷尉以谋反罪将周亚夫逮捕。

到了天牢中，廷尉问周亚夫：你买盔甲是要谋反吧！

周说：我买盔甲是为了陪葬，没想谋反。

廷尉这时候说了一句经典名言：你在活着时不谋反，死了也要在地下谋反！

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看到了吧，这就是不及时自尽的下场。

当老板想整员工时，还怕找不到借口？

周亚夫此时明白，自己没活路了，便在狱中绝食五天，吐血而死。

绝食而死，听起来好像没啥。但相比于直接自尽，明显绝食更痛苦。

作为一代名将，周亚夫也算是死得极其憋屈加痛苦的了。

总的来说。古往今来，功高震主之人，就很难善终。放在今天的商业公司，就是很难平稳混到退休。

景帝在最后一次试探周亚夫后说，这样的人怎么能服侍我儿子。周亚夫却表示景帝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周亚夫的反应，固然可以说明他的坦荡和对皇帝的忠诚。因为只有心怀坦荡的人，才会做出如此举动。

还有在细柳营练兵时，也只有一个心怀坦荡的周亚夫才敢在军中下达“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的作死命令。

但一个人在社会上混，并不是仅靠坦荡就能有福报的。古往今来，成大业者往往都是拼着自己的身家性命才能求活于世。

周亚夫得罪皇帝，得罪太后，得罪了很多眼红他的人。他死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人为他鸣冤叫屈，这就是他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