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839年至1842年清道光朝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这场战争清朝不太可能打败拥有更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海军力量的英国，哪怕清军一直战斗到最后！

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在当时无论是技术或海军实力，都要比历经长期“闭关锁国”后的清帝国都要强大，因此，这给了英国在这场冲突中有着显著的军事优势！ 战争期间，英国舰队封锁了中国的港口并占领了主要的沿海城市，给清政府施加了巨大的谈判压力。由于英军拥有超强的火炮威力和训练有素的火枪部队，使得他们在几场关键战役中轻松击败装备落后、长期养尊处优训练不足的八旗清军，哪怕林则徐也挫败了几次英军的进攻，但对大局也无济于事！ 因此，纵使清政府打算抵抗英国更长的时间，但由于缺乏现代军事技术、训练和先进装备的部队，他们不太可能持续这场冲突。加上清政府当时主战、主和两派争论不休，以致于内部的动荡和财政困难下，进一步削弱了军队的作战能量和士气。

最终，清政府被迫在1842年签署了第一条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并被迫开放包含广州等数个中国通商港口，以及对英国 2100万银两的巨额赔款！这场战争标志着中国开始了一个外国侵略和衰弱的时期，并开启了中国人经历百年丧权辱国的开始！

如果道光孤注一掷，清军有一丢丢的可能性能与英军打平。

但是道光皇帝不会这么做。

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期，英军已经摸到了清政府的“命门”。

再继续打下去，清政府有雪崩的风险。

第一次鸦片战争，历时两年多。

看似打了很久。但1840年6月至1842年5月期间爆发的大小战役。

如虎门之战，厦门之战，第二次定海之战。

并不重要。这些战役的成败，并没有影响整个战争的结果。

为什么说不影响呢？

因为当时英军对中国的国情不了解。

英军把打荷兰、法国的那套战术逻辑，直接移植到了中国。

即认为，只要封锁海岸线，切断中国沿海城市的贸易线，就能逼迫清政府投降。（典型海战思维）

但我们知道，近代以前，中国一直就是自给自足式的经济。

中国自古以来，大部分地方的经济运转本就不靠海洋贸易。英军封锁了海岸线，占领了沿海的厦门、定海、宁波等城市，对整个中国的经济自然不会有多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英军不了解中国国情。

清政府对英军的战术也不了解。

清政府坚壁清野，切断内地与英军接触，迫使英军下船陆战的战术。与英军正好是截然相反的陆战思维。

换言之。英军在外海搞海上封锁，自以为能锁死清政府。清军在陆上搞反封锁，也以为能锁死英军。

然而其实，双方都自以为有用的封锁战术对敌人没什么影响。双方都是在做无用功。

所以说，别看虎门之战，清军被吊打，广东提督关天培战死；广州之战，两万多清军被三千多英军打崩；第二次定海之战，七千多清军再次被英军打崩，总兵葛云飞战死。清军在所有战役中，都输得一塌糊涂。

但实际上这些惨败，并不会直接影响到战争结果。更不会导致道光皇帝投降。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道光皇帝在1842年认为打不下去了，急于要停战呢？

这个因素正是前面说的——英军在鸦片战争期间，突然摸到了清政府的“命门”。让道光皇帝猝不及防，只能认输。

那么，清政府的“命门”又是什么呢？

第一，江南财赋重地。

第二，防御几乎形同虚设的天津。

这两个命门，只要抓住一个，清政府就打不下去了。

1840年8月，即开战两个月后，英军曾一度兵临天津外海，摸到了清政府的命门。

也正是因此，道光担心京城有危险，撤掉了林则徐，让琦善到广州与英军谈判。

但由于英军当时对中国虚实不够了解，仍认为只有靠封锁才能打败清政府。

所以1841年的战争，英军又走了回头路。

在东南沿海与清军相互封锁，浪费时间。

直到1842年5月，也不知道是突然开窍，还是有高人指点，向长江流域发动进攻。英军这才又一次摸到了清政府的命门。

1842年6月，英军向吴淞口发动进攻。之后又进攻镇江。而清军对此，戒备不足。

道光此前一直把防御重点放在浙江，此时英军突然变换攻略方向，他来不及反应。

于是，清军就被吊打了。英军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从浙江打到了南京。（英军兵力起初为四千，后增至九千。至兵临南京紫金山时，总兵力将近两万，一百多艘船只）

听说镇江沦陷，道光是真的急了。

因为清政府的赋税，一多半来自江南。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要走大运河运到北方。而英军占领镇江后，随时都能切断了运河。这样一来，清廷中央就会陷入无米下炊的地步。

这时候的道光，有两种选择。

一是不怕运河被切断的后果，继续增兵，与英军沿长江两岸血战。

二是直接投子认负。

这第一种选择，不是没机会打平。

因为英军进攻镇江时，出动了1.2万人。这对于全国陆军只有十余万人的英国来说，已经带有豪赌意味了。

这说明英军对能不能拿下镇江，心里也没多少谱。

如果在南京，在其他沿江城市，清军与英军死磕到底，让英军感觉陷入了泥潭，英军是有可能打退堂鼓的。

就像同时期，英军在阿富汗那样。

只不过，道光不会选这种冒险方案。

毕竟满汉矛盾贯穿清朝始末，镇江之战打响前夕，镇江驻防副都统海龄就是因为自认为是汉人通敌，导致吴淞口沦陷，纵兵屠杀了镇江的汉人。

如果继续打，让满汉矛盾进一步激化。道光也不知道后果会恶化成什么样。

所以，当1842年8月9日，英军在南京城外的紫金山上安设大炮，准备攻城时。

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立即在南京城外的静海寺、上江考棚等处，与英军议和。并代表道光与英军签订了《南京条约》。

虽说按照《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要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五个城市为贸易口岸，协定关税（丧失关税自主权）。

可是相比于江南沦陷，中央财源被断，满汉矛盾被激化，继而导致政权崩盘。《南京条约》的那点损失，对于道光而言真心不算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估计英军后来就是吸取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教训，意识到单靠海军扼杀不了中国，而仅靠两三万陆军在江南无底洞般地填坑，又没有意义。

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军便没有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沿线与清军空耗时间。而是沿着海岸线北上天津，取大沽口，朝清政府的心窝子捅刀子，直接逼迫清政府投降。

而由于清政府的固步自封，对自己的软肋没有丝毫认知。

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又被吊打了。而且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输得更惨。

导致中华民族承受了更为灾难性的浩劫。

打仗从来就不是皇帝一个人能够决定的，比如，道光皇帝只要下谕：杀红毛鬼一人，提头来见，赏银十两！就算把英帝国所有的军队拉过来，也不够宰的，但是这样一来，杀红了眼的军民，可能分分钟把枪口对准朝廷本身。

因此，不是道光皇帝不想打，也不是那些武将不敢打，而是不能将战争扩大化，到时候，很多将兵，就成了私人部曲，朝廷再也使唤不动了。比如后来的湘军、淮军、新军等，已经基本上不受朝廷节制了。

到了清末，老佛爷宣布与世界列强开战，各地方的军队没有人响应，最后落得仓皇西逃，这就是著名的“八国联军侵华”。

说到家底厚，题主对于嘉、道年间的清政府经济，简直一无所知。在道光皇帝当政的时候，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已经是危机四伏了，乾隆、嘉庆两代皇帝，已经让清朝国库见了底，茶叶、丝绸这两样大宗产品，被他国抄袭，贸易量大减，鸦片的大量输入，让清政府的白银本位制发生了动摇，全国税收都难以全额上缴。

打仗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而各地方督抚的兵勇，已经出现了断饷、断粮现象，有的地方，军械几十年都没有更新过，军队的训练，形同虚设。吃空饷现象更加突出，银子都被拿来买鸦片了，甚至出现了武装贩卖鸦片的现象。

这种状况下，封建帝王想要士兵去打仗，如果没有强烈的经济刺激、荣誉刺激，谁还肯卖命呢？

如果道光还是执迷不悟，一定要地方军队出战，那么这些兵勇，只得去抢劫老百姓，才能获得粮饷，要么就与外国人沆瀣一气，到时候，红毛鬼还没完全肃清，整个清王朝的基本都没有了，百姓群起而攻之。

君不见，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这样产生的么？

对于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这样的守成皇帝，他们基本属于足不出户型，对于国计民生没有概念，青菜几文一斤，糙米几文一斗，他们毫无概念，以至于道光皇帝，觉得一枚鸡蛋30两纹银，非常靠谱，自己每天只吃一个，已经算大清国节俭楷模了。至于军队花销，国际形势，更是无法操心过问，他们已经蜕变为官僚阶级的吉祥物了。

但是地方大员、各地总兵、都督，会算账的，死一个兵丁，他们要给抚恤金的，军器损失、军粮消耗，都是要用银子去填坑的，而朝廷划拨的款项，只是就九牛一毛，有时候，奏章报上去，等到天荒地老，也不见有一片银子落下来。

皇帝身居紫禁城之内，雨淋不着，风吹不到，雷电也劈不死，可是这些总兵大人，中下层军官，分分钟受到兵丁冷冷的眼光，说不定为了区区几两银子，就会遭到黑手，算了，还是不要冒险吧。

总结：

一个统帅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畅通的信息渠道，想要让底层将士效命，那是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180多年前爆发的鸦片战争，大清朝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打败，中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被无情击碎，清朝闭关锁国的局面宣告结束，开始了割地赔款的屈辱史。

每个中国人读到这一页的时候，都会痛心疾首，扼腕长叹，痛恨清政府的懦弱。

那么，在那场战争中，如果道光皇帝拒不妥协，到底能不能打败英军？答案是不能。

大清和英国国力悬殊

清政府从乾隆时期，财政就出现亏空，雍正在乾隆死后才迫不及抄了和珅的家。除此之外，雍正还开始追缴官员挪用的公款，曹雪芹的祖上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抄家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大清银库发生了一起举世震惊的盗窃案，此案不但将大清国家机器的腐朽暴露无遗，也将大清的国力公之于众。

当时大清的国库收入只有4000万两白银，国库盈余只有1218万两白银，被盗了925万两。

经济衰退往往与政治腐败是孪生兄弟，当时的大清政治腐败到了极点，“海内虚耗，官吏玩怠”、“失业之民，为枭棍，为邪教，为贼寇”、“海内糜烂，至于此极”（《鸦片战争史》）

总之，当时的大清百业凋敝，危机四伏，大清统治摇摇欲坠。

当时英国经过工业革命，已经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他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当时在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决策民主，个人财产得到保护，民众思想解放、创造力强。

19世纪开始，英国进入鼎盛时代，控制人口在5亿人口左右，占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领土约3367万平方公里，占到了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全球三分之一的工业产品来自英国。

当时的英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

军事上，英国已经进入热兵器初级阶段，大清还处在冷兵器与热兵器混合时代。

清朝两百多年来一直认为“弓马骑射为本”，而火器则被统治者认为是西洋传来的“奇技淫巧”所以大清军队中的火炮还停留在入关时期。

当时的英国就好比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大清就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国力和军力相差悬殊，根本不在一个级别。

大清官员和军队腐败

根据周期论，封建王朝是专制体制，都有一个逃不过的兴衰周期。大清经过所谓的康乾盛世，已经由盛转衰，日薄西山。

大清统治集团内部，弥漫着享乐苟安，贪污腐化气息。沿海走私船，公然插着两广总督或粤海关监督的旗号，明目张胆地从伶仃洋驶进广州。

清廷的权贵和政要，则从广东和沿海官吏那里，得到了不计其数的贿赂，成为权力寻租的最大受益者。

因此，在禁烟与反禁烟、对英战与和的问题上，他们始终首施两端、举棋不定，唯恐自己的利益受损。

在整个战争中，决策层始终孤注一掷的决心，也没有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无论是从皇帝，还是将军、督、抚，普遍心理没谱，战守无策，沿海部队更是军心浮动，人心惶惶。

没有开战前，他们盛气凌人，口号震天，把英军当成纸老虎；当战局不利时，他们立刻认怂；和议不成，又装腔作势，扬言血战到底。

他们认为议和投降比打仗更利于维系江河日下的反动统治时，他们就不要说什么自尊，不顾一切屈辱投降。

封建专制体制决定了军队也会随着政治腐败而衰落，大清政府军也是如此。

以八旗、绿营为主力的清军，长时期养尊处优，懒于训练，军心涣散，军纪松弛；军中任人唯亲、庸才遍地，将帅素质低下，军事思想落后，只会纸上谈兵，不会组织、指挥打仗。

战争爆发后，许多将领对敌人的实力缺乏了解，没有制定出科学的作战方案，只会蜷缩在建筑落后的营垒要塞中，死守挨打；不顾纵深侧后，不会诱敌深入。

许多地区的守军，远远看见敌军即不管射程开炮轰击，当敌军靠近的时候，立刻作鸟兽散，兵败如山，甚至举起白旗投降。

宁波、余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竟不战自弃。

第一次定海之战，英国人投入了1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只用了8分钟时间，就将浙江水师的21艘战舰打得落花流水。

第二次定海之战，大清军队进行了殊死抵抗，官兵可歌可泣；但是并没有那么持久。1841年10月1日早晨爆发，至下午2时许结束。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着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只付出了战死二人、受伤二十七人的微小代价"，就占领了这块战略要地。

当时的大清和英国，差距是全面的，不仅仅是武器的差距，还有作战思想和士气。

大清夜郎自大，对英国一无所知

经过百余年的闭关锁国，大清统治阶层不能全面客观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对自己的对手一无所知；反而盲目自大、陶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不能自拔。

在清朝国民看来，我们是世界中心，是天下老大，天朝是最伟大的，天朝的臣民是最优秀的，其他国家都是蕞尔小国、是蛮夷，根本不足挂齿。"蛮夷"到"中国"来，不是来"朝贡"的，就是来学习的。

不但普通百姓和保守官员对西方一无所知，就是被称作大脑清醒，能睁眼看西方的林则徐，对英国的了解也是凭空想象，非常幼稚，完全处在懵懂状态。

比如刚开始林则徐认为英国人“不耕不织，不务正业，专以贸易求赢”。

在台湾担任驻军长官的姚莹，也认为洋人是“以贸易为生计”。

两位对西方最了解的官员尚且如此，其他高官对西方的认识就更不知道有多么片面可笑了。

鸦片战争中，大清名将杨芳上战场竟然用“阴门阵”和“马桶阵”跟英军的坚船利炮对阵，认为邪气能将英军制服，结果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两广总督邓廷桢没有杨芳那么迂腐，但是他对洋人的认识也不全面。

他在鸦片战争前给道光帝写了一道奏折：

“夷兵除枪炮外，击刺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一年以后，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期间，浙江定海被英军攻陷的时候，林则徐也给道光皇帝上书，观点与邓大人不谋而合：“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

林则徐虽然没有像坊间传说的那样，认为洋人的腿不能弯曲，用钩镰枪就能打败，但是他实际上也有轻敌情绪，认为一旦到了陆地，一个农民也能把洋人打得丢盔卸甲。

这种观念上的落后，决定了大清即使抵抗，也赢不了。

与之相反，英国战前积极开展情报工作，对大清的国情、国力，以及人文均有了一定了解。

英国当局曾三次委派汉奸（鸦片商人）郭士立以卖药为名，乘坐间谍船实地“考察”中国沿海与长江，每次逗留时间长达数月，收集了大量政治、军事、经济情报。

英军对内地的情报搜集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对沿海的情报搜集更是超乎想象。

比如水师兵力配置与炮台数目、大炮口径与射程、清军作战方式与指挥技能等重要情报英军尽在掌握。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大清既没有正确地看待自己，也对自己的敌人一无所知；而英国对大清的了解洞若观火，双方没有开战，胜负已见分晓。

对于这个结论，很多人不认可，他们会说，阿富汗能打赢英国，大清哪点都不比他们差，打下去应该能赢。

为什么阿富汗能赢，大清不能赢？

那些认为道光抵抗到底能够取胜的人，大多以三次英阿战争英军被打得狼狈逃窜为依据，觉得大清坚持全民抗战就能胜利。

但是他们忘了，阿富汗地形特殊，境内多山，高原和山地占全国面积的4/5；阿富汗国情特殊，由各部落组成的；阿富汗人祖先是游牧民族，民风彪悍。

中国东部除了江河就是平原，山川很少，英军水战内行，平原地区陆战也得心应手。英军只要能占领这些地区，补给就不是问题，因为上述地区都是中国的繁华地区。

而清朝政府一旦失去这些繁华地区，就会失去抵抗的资源，无论将战争持续下去。

而且清朝政府的教育也出现了失误，让百姓没有抵抗的决心。

在鸦片战争中，出现过民众争先恐后向英军出售生活必需品，在英军作战时为他们提供帮助，

威将军奕经在浙江组织战事时，给道光皇帝的折子中也曾经谈到了这个令人愤恨和不解的现象：到处都是汉奸，商民十有七八，分不出良歹来；”最可悲的是， “每逢打仗之际，百姓男妇，毫无畏惧，从旁指点嬉笑，竞不知是何肺腑?”道光朱批曰：“愤恨何堪，笔难宣述！”

英军是强盗，强盗入侵家园，百姓应该同仇敌忾，即使不誓死抵抗，也不该袖手旁观。为什么会这样？始作俑者是大清政府。

清政府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它没有统治合法性，时刻担心政权被颠覆，一直进行弱民教育，“防民甚于防寇”。

清朝建立后剃发易服，把有骨气的硬汉屠杀殆尽；接着又大兴文字狱，把有独立思想的文人几乎杀绝。

大清征服蒙古之后，就让当地人信佛，让英勇善战的蒙古人一个个变成温顺无比的小绵羊，失去原有的狼性；对于中原地区的百姓，他们更是培养大家的服从意识，让大家平时处处被虐待，失去人格尊严、变得奴性十足，只会逆来顺受。

清政府还通过科考对知识分子进行洗脑，用“四书”、“五经”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对“诽谤”皇帝的文人和百姓，实行残酷镇压。

如此一来，大清统治稳定了，但是遇到外来侵略时，军人也忘了怎样反抗。一旦上战场，他们不是腿哆嗦，就是扔掉枪就跑，兵败如山。而大清百姓腰杆已经软化，习惯了卑躬屈膝。个别人觉得国家兴亡与自己无关，采取了旁观态度。

而这样的国家，又如何能打过在当时如日中天的维多利亚英国呢？

鸦片战争，一直打到底，先不说能不能打败英军，清王朝的统治能不能继续稳固，都是问题。

南京是两江总督的驻地，清王朝江南财富之地，分量特别重。而清王朝从虎门，厦门，定海，宁波，镇江，一路打到了南京城下。

这下就尴尬了。

皇帝已经严令沿海督抚严加防范，甚至道光皇帝还用缓兵之计，让英人暂退，给了当地守军足够多的准备时间。但是，清军分驻各地，集结效率很低，都打成了添油战术。

南京地位重要，一在经济，二在政治。

经济上，北方为都，实靠南方物资转运补充给养，大运河开发出来其中原因即是为此。

政治上，南京为东南半壁核心城市，一旦为贼所据，分庭抗礼，朝廷心腹之忧。

即使英军攻不下南京城，就在南京城上砸下几个炮弹，也会造成大清武力衰退的印象。

清朝统治中国，靠的并非仁政，而是军事威慑和文化压制。一旦军事上的虚张声势被戳破，对清朝来说，意味着政治破产。

稳定大于一切。

清王朝承担不起全国军队调动造成地方上控制力度减弱从而给其他民族起义造反的机会而形成的混乱局面的后果。

英军劳师远征，打到南京也打不动了，人数毕竟太少，清王朝又太大，根本打不过来。英军还没准确的洞察到自己所具备的多米诺骨牌的力量，在对现实做出判断后，选择了和谈。

清王朝也不想打，真打下去，也肯定能赢，但是如果花费太大力气赢了这场战争的后果，谁也不能预知，至于香港岛和2100万银元的代价，并非不可接受。以后清王朝的各种对外战争，决策者往往都会出于类似的顾虑而造成战场的被动。

有人说，中国官场腐败，海禁废弛，清朝不具备打赢的条件。

可是，同期在阿富汗，英国人派遣了1.6万人，结果全部损失。在中国战场的英军，不足阿富汗战场的一半。而清王朝之大，战争潜力之强，要远远大于阿富汗。之所以不战，不是不想打，而是不能打。

为避免出现更为不利的局面，清王朝就此匆匆了结了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