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可以把大臣训的服服帖帖而明朝不行？

主要是满清的总瓢把子及三老四少各位老大都是满族鞑靼，他说：“天王盖地虎，”满朝官员就得吆着：“宝塔镇河妖。”

况且他入关后，为了强化满族统治，男人都要剃头脑后梳“猪尾巴”，严肃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程度。

为了统治，满清皇帝表面实行满汉一家，重用汉人大员。不过你得老老实实的效忠他。象洪承畴，吴三桂这样的鹰犬为他们确实是立下汗马功劳。而后再削藩，卸磨杀驴。尤其是康乾盛世中，统治稳定了，他们大兴“文字獄”。偶有不慎，不仅自己掉脑袋，还连带灭门九族。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中，有谁敢不俯首帖耳地三拜九叩呢？

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在清未，满清重臣袁世凯可把他们耍了一把。老袁起家后，手握重兵，你满清王室排挤我，我就下野。让你指挥不动，调度不灵。你再用我，东山再起，把重权都掌握在手中。明保暗逼，最后叫你“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给你留个紫禁城，“小园香径独徘徊”吧。

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你怎么玩人家，人家就怎么玩你。留你个满清贵胄的孤儿寡母，带着一帮遗老遗少好好姓你“爱新觉罗”吧！

明朝大臣：“臣有意见！”，皇上：“拉出去，二十大板！”；清朝大臣：“臣有意见！”，皇上：“拉出去，砍了！”

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有嘴炮喷子，甚至有的文官，就想靠忠言直谏名垂青史，那除了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魏征，就数明朝时期的大臣能怼皇上了。

在明朝，除了打天下的朱元璋、朱棣时代，没有大臣敢瞎逼逼之外，老朱家剩下的皇上，大多都比较懒，爱好也比较奇葩，有喜欢斗蛐蛐的，有喜欢木匠活的，有喜欢修道的……反正就是不迷恋权力。

那皇上自己懒，就得需要干活的，也正因为如此，明朝内阁的权力不断扩大，文官的整体地位都得到了提升，所以才有明朝时的“文官治天下”一说。

那既然用大家干活了，加上自身确实有问题，所以这些明朝的皇帝，在面对大臣的指责时，往往也不会大动肝火，有时候只能默默躲在风中哭泣……

不过，明朝时期，虽然文官权力非常大，可皇权却始终牢牢地掌控在皇帝手中，因为明朝皇帝重用宦官，宦官和文官正好相互制约。

其实，明朝时期，文官的权力都是皇帝授予的，只要皇帝愿意，他随时都可以收回权力。但是，如果把权力收回来，就得自己亲自干活，他们可不想那么累。

所以，爱说啥就说啥吧！反正也不能造反，自己正好乐得逍遥，比如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整天跟道士厮混在一起，明朝依旧没有大乱，毕竟有内阁替他干活呢。

那整体来看，明朝皇帝大多不着调，几乎完全依赖文官治国，同时依靠宦官制约文官，加上兴趣爱好广泛的皇帝，性格相对没有那么霸气嗜杀。

导致明朝的文官们，批评指责皇帝，并不会出现太严重的后果，于是养成了怼皇帝的这种风气，只要发现皇帝有失德的地方，就会忠言直谏。

皇帝有时候被怼生气了，也会收拾这些文官，不过大多打打屁股，或者罢免其官职，也就差不多了，这也更助长了文官直谏的风气。

甚至出现，如果哪位大臣因为怼皇帝被收拾了，就会被世人称赞的畸形风气，如果被砍头了，那就会名满天下，人人称颂其为大忠臣。

所以，后来演化到，有的大臣，为了反对而反对，反正只要自己敢反对指责皇帝，自己就会成为大英雄，进而青史留名。

万历皇帝，就是因为被大臣怼得太过郁闷，一生气二十几年不上朝，躲在深宫中不出来，这也给了世人一种，明朝皇帝不强势的感觉。

不过实际上，明朝皇帝还是牢牢抓住权力的，只不过他们更懒，不想管太多事，就任由那些文官折腾去吧！

到了清朝，一切情况都变了，本身清朝满族就是少数民族，对以汉臣为首的文官，防备之心更是非常重，把所有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中。

并且，清朝皇帝看似宽宏大量，实则小肚鸡肠，一个让他们不顺心，就耿耿于怀，必要报复收拾大臣，比如乾隆表面上包容四海，不会因大臣直谏定其罪。

可实际上，乾隆在面对大臣直谏时，会直接以造谣、诽谤、曲解上意等治罪，大臣一个不留神，就会被扣上“大不敬”的帽子，要知道那可是死罪。

所以，被杀得多了，自然被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加上能在清廷为官的，大多骨子里，没有那份特别的刚强，奴性心理也更重，自然对皇上俯首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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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什么文字狱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因为明朝皇帝没有自己的基本盘。

其实单论皇帝权力，明清皇帝没区别。都是皇权独揽，理论上都可以驯服大臣。

很典型的例子。朱元璋和朱棣。

这爷俩在位期间，哪个大臣敢不服他们？

一个不服砍一个，一百个不服砍一百个。

大臣被杀得鸡飞狗跳，谁敢跟皇帝较劲？

但是，皇帝大权独揽，工作量是很大的。

朱元璋废了丞相，将皇权和相权合并。皇帝看似是大权独揽了，爽歪歪了。但大权独揽的结果，意味着皇帝什么事情都要管，每天光批阅奏章就要花上大半天时间。

这对于身体素质好的朱元璋来说，没什么。

但对于身体状况不好的皇帝，如明仁宗，就太要命了。根本应付不过来。

所以，除朱元璋外的大部分明朝皇帝，都愿意把部分权力交给内阁、司礼监，甚至是六部九卿等衙门。让大臣处理国家政务。

具体来说，皇帝放权后，明朝中枢的行政流程是这样的。

如果是小事，官员上奏折，内阁票拟，也就是批复环节。

司礼监批红，也就是盖章环节。

六科给事中负责封驳，也就是审查环节。

当打报告→批复→盖章→审查的一套流程走完后，再交给六部等衙门去执行。

如果是大事，则是皇帝主持群臣廷议，内阁不参与，最后靠投票，选出一个结果，交给内阁批示，然后重复上面的流程。

如果是很大的事，皇帝会把内阁、司礼监和群臣叫到一起开大会。一起商议怎么办。

从这个行政流程来看，很明显，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明朝皇帝都很依赖大臣。如果没有大臣帮忙，国家机器根本无法运转。

而皇帝既然指望大臣帮自己干活，既然要依靠大臣维持统治机器运转。那他不得顺着点大臣么？

特别是通过科举，正儿八经考出来的文人士大夫。人家凭本事获得的官僚身份，皇帝能不适当地照顾这些读书人的面子？

用现在的话说，老板又要马儿跑得快，又不给马儿吃草，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部分明朝皇帝都会适当容忍大臣对自己的批评，并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

典型例子。

海瑞骂嘉靖，说朝廷乌烟瘴气，都是因为嘉靖上梁不正下梁歪，不务正业导致的。

嘉靖被骂了，气得不行，很想杀海瑞。但又怕世人非议，把海瑞比作忠臣比干，把他比作商纣王。最后只能是把海瑞关起来了事。

等到明穆宗继位，穆宗也想要个好名声，就把海瑞放了。不仅放了，还升了官。

如果皇帝实在是被大臣气得不行，实在忍不住了，硬要修理大臣。一般也只是罢官，或是拿板子打大臣屁股。

典型例子。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写《酒色财气四箴疏》，批评万历皇帝贪财好色。万历气的暴跳如雷，指示内阁修理雒于仁。

但内阁首辅申时行不同意，表示最多只能安排雒于仁退休。

万历不想为了这点事寒了群臣的心，最后也只能是惩罚雒于仁辞职了事。

总体来看。明朝皇帝，只要成年了，都是有实权的。

这个实权很大，只要皇帝想，理论上随时都可以收拾大臣。历史上的明朝皇帝，并不乏杀朝廷重臣的案例。比如崇祯，内阁首辅都让他杀成了高危职业。

但是，由于明朝皇帝缺乏一个只效忠于皇权的基本盘。

朱元璋时期打造的藩王体系，在靖难之役后让朱棣废了。以致大部分时间里，明朝宗室都是被圈养的存在。根本帮不上忙。

朱棣留下来的功勋集团，又因为土木堡之变死掉了大半。以致后来靠拍皇帝马屁或以外戚身份崛起的新兴功勋，被靠科举正途上位的文人士大夫瞧不起，只能担任一些只拿工资不干活的虚职，很难进入权力中枢。

至于厂卫，那根本不成体系。只能作为牵制作用存在。

于是乎，科举文人就变成了皇帝唯一可以依赖的群体。而当皇帝又必须要靠他们来维护统治机器运转时，那科举文官们自然就有了与皇帝叫板的资本。

虽说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文官并不能够威胁皇权。但这并不妨碍不怕死的科举文官与皇帝叫板。

相比于明朝，清朝最大的不同，在于满清统治集团带有很强的部族色彩。清朝皇帝是自带八旗基本盘入关。八旗的存在，使得清朝皇帝可以不完全依靠科举文官来维持统治机器运转。

典型例子。

康熙时期的明珠、索额图；雍正时期的胤祥和胤禄；乾隆时期的傅恒、和珅；咸丰、同治时期的奕訢。就都是八旗出身，属于宗室或功勋身份。

像这种纯粹靠投胎，非科举出身的人，出任宰辅，搁在明朝中后期是不能想象的。但是在清朝，却是常态。

另外，清政府还卖官鬻爵。

一个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买功名。然后步入仕途。

比如雍正时期的岳钟琪、李卫，咸丰时期的胡林翼就都是通过捐官的方式进入官场。他们的政绩、军功，可圈可点，都曾出任过督抚级的职务。混得并不比那些靠科举上位的文官差。

像这类靠捐官出仕的人出任督抚，搁在明朝中后期，也是不能想象的。但在清朝，却也是一种常态。

由于清朝皇帝可选的储备干部多，既有八旗出身的，还有买官上位的。所以，清朝皇帝对科举文官的依赖性自然就大大下降了，自然也就不需要特意照顾他们的面子了。

而那些买官上位的，靠投胎上位的，他们能上位，不全是凭自身本事，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皇帝的提拔。

就拿十三爷胤祥来说，他在康熙时期只是光头阿哥，没有爵位，没有职务，并不受康熙的重用。他能成为铁帽子亲王，完全是雍正提拔的结果。而他为了报答四哥的提拔，对雍正的新政是不打折扣的执行。最终获得了雍正的无条件信任。

还有雍正时期的田文镜也是如此，他六十岁才获得皇帝重用。为了表现自己，他主政河南期间，为了推行雍正的新政，甚至不惜与官僚士绅阶级翻脸。

因此可以这么说，有清一朝，无论是非科举上位的官员，还是通过科举上位的官员，理论上都要巴结皇帝。

不巴结皇帝，连官都没法做。不是说你考上了功名，考中了一甲头三名，朝廷就一定要重用你。（但是明朝就一定会重用）

当所有的朝廷官员都要巴结皇帝时，情况一下子就倒转了。清朝皇帝根本不需要像明朝皇帝那样，刻意做样子，虚心纳谏。官员自然也就被训得服服帖帖了。

不过，官员被皇帝驯服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清朝后期。

太平天国之后的晚清，朝廷根本管不住那些封疆大吏。

典型案例，刺马案。

堂堂两江总督被人莫名其妙刺杀，慈禧派人去彻查，结果竟然因为害怕激怒湘军，只能不了了之。

还有东南互保事件，老佛爷都被洋鬼子撵到了西安，东南九省的督抚竟然坐视不理。而且朝廷事后还不敢追究责任。

虽说封疆大吏不听最高统治者号令的事，明朝也有。但明朝出现这种情况，是在崇祯统治后期，也就是快要灭亡时。明朝哪怕是崇祯在位中前期，皇帝说话也还是好使的。

然而清朝同治时期，最高统治者说的话就不好使了。

因此可以说，在太平天国时期，清朝原有的统治秩序就不存在了。就该灭亡了。不是被农民起义推翻，就是被实力派大臣推翻。

清政府后来又活了50年，完全是靠着西方列强帮忙维持，才没使这艘破船沉没。

明朝至少明面上还是养士三百年，除了大典，大臣们是极少下跪的，清朝直接养奴才三百年，奴才的本性就是俯首帖耳。

其实若论犯颜直谏，清代也不少，雍正时有孙嘉淦，乾隆时有王杰，尹壮图、嘉庆时有洪亮吉，有以林则徐龚自珍等为首的宣南诗社，咸丰时还有敢和皇帝当庭对骂的曾国藩。

要论刚猛，明清之前的大臣们更厉害，宋代寇准敢架着皇帝上前线，唐代魏征怼天怼地，怼得李世民没脾气，三国陈矫不许皇帝检查工作，汉……霍光表示你们都是辣鸡，每个时代几乎都有权臣、忠臣、诤臣，敢不敢争取决于大臣们的气节，争的结果如何，就看你遇到什么皇帝了。

明朝皇帝不是靠训朝臣维护皇权和皇帝威信 虽说国不可一日无主，但是明朝动不动出现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嘉靖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天天在西苑炼制丹药，万历皇帝为了和群臣怄气，二十多年不上朝。而朱由校想当小木匠，皇帝是兼职。

皇帝如此不思政事，不务正业，但是大明王朝的运转却没有停下来，为什么呢？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权力欲极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宰相制度废除了，啥事都是自己干，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上两次朝，大小政务全由自己一手操办，朱元璋是工作狂，可是子孙后代不行，事事亲历亲为哪有那么多精力，所以在废除宰相制后，又实行了内阁制。

内阁制与宰相制不一样的地方是，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内阁只有参与机要政务,但没有决策权，想当于幕僚，把票拟出来的意见上报皇帝，皇帝批红同意后才能执行。这样做的好处是，上不上朝一样可以处理政事了，尤其是有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这些秘书机构，皇帝只要把自己意思告诉他们，连批红都可以有人代劳了。而且皇帝随时可以收回权利。

皇帝不想上朝，总想偷懒摸摸鱼，事情交给别人做，又不给人权力，自然得做做样子，容忍一下大臣们进谏，实在听不下去了就打屁股，不需要让大臣们俯首帖耳。

清朝虽有军机处跟内阁差不多，但是满清统治有一个特点：比较明显的部落色彩，清朝宗室和部落贵族都大量参与到权力中心来，虚心纳谏这种东西是摆给文官看的，宗室贵族大多不讲究这个。

朱元璋允许风闻奏事，互相监督打小报告，给大臣上书胡喷留了一道口子：朱元璋为了制衡六部之权设立给事中，并特许风闻奏事，只要听到什么，不用核实只是风闻就可以随便说，既然上书不用负什么责任，那就随便喷呗。

为了治贪，朱元璋广开言路，号召和准许民众检举告发，并诏令各地，选拔正直敢言的老人若干名，不论身份地位，称为“申明亭老人”，授予他们有访查本地官员政情的特权，如果发现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官吏，即可以向上司告发，如果告发3次上司仍不受理，即可进京告御状，费用由政府承担。另外，又允许这些申明亭老人直接扭送贪官污吏。

为了监视百官，朱元璋设立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跟踪朝廷大臣，以防止宦官结党私营。朱元璋开了这个口子，那么大臣们上书直言就成了习惯。

清朝觉得这个风闻奏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事实上给废了。“造谣”是要负责任的，那就没那么多人敢胡说八道了。

虽然历代都有不杀言官的传承，但朱元璋开了另一个口子：廷杖，而且打屁股能打死人 廷杖，与大臣们共治天下，只是个假象 大臣们犯法自然有国法处置，按律法该什么罪就什么罪行，可是朱元璋却使用廷杖。廷杖其实算是家法，本属私刑，主要是起羞辱作用，廷杖脱衣服打屁股还是用厚毡子把身体盖住，免得真伤得过重了。使用廷杖只是东汉皇帝的个例。

可是朱元璋又恢复了廷杖。明朝的第一次廷杖是太祖朱元璋打死开国功臣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做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虽然罪至该死，但按照大明律法，应该交于刑部走正常程序杀头。但是朱元璋为了警示其他官员，命人在朝堂上就杖打朱亮祖而死，由此开创了明朝廷杖大臣的先例。

廷杖不需要经过法律认罪，于是廷杖大臣成为了皇帝或者当权者排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手段。大部分受廷杖者并不是违反了大明的法律，而是侵犯了皇帝或者当权者的利益。中国自古以来都有不杀言官的传承，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廷杖打的就是言官或者进谏者。文人一旦讲起骨气来，当真就是打死不怕。所以真就有很多人被廷杖打屁股打死。

划重点：死杠皇帝有风险，无论明清，皇帝性格弱势或是比较心软，大臣都是敢说话的。如果皇帝作风太出格，都会和大臣爆发激烈冲突。皇帝作风强势或是手段暴虐，那么大臣们都是不敢说话的，您不怕死您随意。

比如明代几大著名事件：争国本事件，永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想立郑贵妃所生福王为太子，而大臣们认为按祖制立长不不幼，应当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君臣互不相让，内阁首辅四人撂挑子，部级官员十余人撤职或引退、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大臣们死不松口，永历帝也没有办法，拖了十五年，还是立了朱常洛为太子。

正德帝比较荒唐，动不动就跑到宫外玩，他比较反感要挟他，说白了是个顺毛驴，得哄不能激。他要南巡，大臣们不让，驴脾气上来了，146人被廷杖，打死了11个，打完了，自己也觉得为这点事情打死人不太好，也不提南巡了，收敛了好几年。这个荒唐皇帝要跑去学渔夫打鱼，大臣们学聪明了，没有人敢死劝他，结果掉到水里受了寒，才31岁就一病而亡。

嘉靖皇帝的大议礼事件，前后闹了三年。明武宗没有儿子，嘉靖皇帝继承武宗的皇位，却非要给他亲爹上帝号，往小了说叫胡闹，往大了说败坏了宗法制度，100 多名官员跪在左顺门前日夜哭谏，嘉靖不管那么多，四品以上官员罚俸，五品以下官员廷杖，打死了十七人，很大程度上是找由头把不听话的统统干掉。所以嘉靖一朝除了海瑞，就没有什么人敢说话。

清朝最强势的三位皇帝是康熙雍正乾隆，其中康熙身段柔软，和大臣正面冲突不多，到后期对大臣甚至非常放纵，但一旦下定决心基本没人能劝动。雍正坚毅酷烈，敢和大臣硬刚，而且喜欢秘密行政，大臣各管一摊，很难对政事发表出什么见解。

乾隆同时遗传了康熙和雍正的特征，城府极深最为狠辣，恩威并施，擅长诛心，管你是满是汉，是皇族还是普通文武，或动辄找茬下诏申斥，或罗织罪名将一些他眼中有潜在威胁的大臣夺职罢官甚至下狱赐死，文字狱这种东西在乾隆时期大行其道。

比如尹壮图案吧，乾隆皇帝为了捞银子，听任和坤搞了个臭名昭著的议罪银，尹壮图上书表示败坏官场风气，让地方官层层盘剥，造成巨额亏空。

乾隆很腹黑，不说对错让他去查。下面官员两套帐都做好了，哪里查得出，尹壮图知道着了道，上书请罪，是自己胡言乱语。乾隆下令交刑部处置，斩立决。临了又来个特赦，以示天恩浩荡，贬为内阁侍读。尹壮图没多久辞官回乡。大家再傻都明白乾隆的意思了，从此以后没人再敢上书直言了。

嘉庆和道光帝又开始广开言论，相对这三个老滑头而言资质平庸，所以大臣们就敢杠了，曾国藩就会湘军的事跟咸丰发生激烈冲突，气得咸丰让曾国藩停职反省。不过后来我们也知道的，曾国藩没啥事。可是到了慈禧掌权，太平天国被扑灭，湘军立了大功，曾国藩自己就把湘军基本解散了。

从大体上讲，还是清代官员更服帖：一件事情，在明代大臣进谏，皇帝可能说打他二十板子，第二天又有更多大臣唧歪，于是皇帝会说，烦死了，打屁屁都不怕，算了以后再说。

而在清代，康熙会说：那你们议议吧，三天拿个结果出来，议不出来？那就听我的。

雍正：钓名沽誉，成全你，斩

乾隆：你们说得一点也不符合事实，造谣生事，是何居心，交刑部严加议处

中国古代君臣关系和地位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唐朝以前的大臣和皇帝讲话是“坐而道”；宋朝大臣和皇帝讲话是“站而论道”；“明朝仪，臣僚四拜或五拜，清始有三跪九叩首之制。明大臣得侍坐，清则奏对无不跪”。

因为清朝皇帝是真的敢杀人。

其实在清朝，敢于正面“怼”皇帝的大臣，并不是没有，比如雍正时的孙嘉淦，在雍正刚登基时就敢上疏，提出让雍正“多多亲近兄弟”，这分明就是在影射雍正登基有嫌疑。

此外，在乾隆时期，有尹壮图上疏，批评乾隆的议罪银制度，说这是败坏官场风气。

还有在咸丰年间，因上疏指出咸丰帝过失的言辞过于激烈，导致咸丰皇帝气的“怒掷其折于地”的曾国藩。

这些人，都是清朝历史上，敢于正面犯颜直谏的大臣中的代表人物。

而在明朝，也不是所有的大臣均敢肆意指责皇帝，明朝皇帝与大臣爆发矛盾较多的时代，主要集中正德皇帝朱厚照、嘉靖皇帝朱厚熜以及万历皇帝朱翊钧时期。

在这三位在位期间，皇帝与大臣几乎是势如水火，大臣针对皇帝的各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前赴后继地上疏进行指责。

比如指责正德皇帝朱厚照“巡游无度，荒乱酒色”。

而对于嘉靖皇帝，大臣海瑞更是写下万言《治安疏》，在其中直言不讳地指责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妄想长生，甚至还讽刺嘉靖的年号为“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到了万历皇帝在位时，大臣们对他的批评只多不少，不管是国本之争，还是多年不上朝，都是大臣批评万历皇帝的理由所在。

而除了这三位皇帝在位期间外，明朝其他时期，虽说也有大臣犯颜直谏，但相对数量要少上很多。

之所以拿明清两朝来对比，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若论犯颜直谏，明朝和清朝都有，同样，若是说大臣服服帖帖，明清两朝也都存在。

不过，若是按照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总体人数来讲，清朝的数量确实要少于明朝。

至少在清朝，没有大臣敢像明朝的言官那样，大规模的集体上疏指责和质疑皇帝，更没有像海瑞那样，敢把皇帝骂得体无完肤。

即便是曾经出现过几个敢犯颜直谏的，但包括言辞和方式，都相比明朝要温和得多，更重要的是，整个大清朝也就出现了那几个而已。

因此，就带给我们一种“清朝皇帝能把大臣训得服服帖帖”的印象。

那么，清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少于明朝的情况呢？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皇帝本身的性格问题。

前文讲过，明朝大臣敢于犯颜直谏的时代，主要集中在正德、嘉靖以及万历时期。

之所以会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时期，一来是这三位确实有不少能被大臣“喷”的槽点，比如正德的贪玩，嘉靖的修道，以及万历的怠工。

而在明朝其他时期，大臣们相对就安静不少，为什么呢？很简单，皇帝脾气的好坏，决定了大臣敢不敢对着他“喷”。

比如在明朝初期，也就是洪武、永乐时代，大臣们是不太敢说话的。

不敢说话的原因，就是朱元璋、朱棣这爷俩太过强势，啥事儿都自己做主，在他们二人手下当官，只要听话照做就行。

同时，这二位威望极高，毕竟一个是开国皇帝，一个是盛世之君，对内对外都有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这样的皇帝，谁敢去“喷”？

再者，老朱父子都是见过大阵仗的人，同时也是一路主导或者经历了创业过程，而在统治手段上，两人颇为相似。

老朱就不用多说了，整个功臣集团，被他基本上一锅端了，杀完这个杀那个，洪武四大案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还不清楚老朱的手段，那蓝玉的剥皮实草了解一下。

而到了朱棣当政时期，刚一上位，就对有着“天下读书人种子”之称的方孝儒，来了个史无前例的的“诛十族”。

总之，在这爷俩当政期间，由于其本身所具备的权威性以及世人皆知的功绩，加上他们强势的性格和手段，下面的大臣敢犯颜直谏的真的不多。

同样的道理，放在清朝的话，康雍乾这爷儿仨，也是这种情况。

先说康熙，康熙平三藩、收台湾，这些都是他实实在在的功绩，而有了这种功绩支撑，康熙本人自然有底气强势。

虽说康熙执政期间，对大臣相对较为宽容，但那也是建立在大臣没有忤逆的前提下，一旦大臣的意见和康熙相左，那康熙必然不会惯着他们，该拿下拿下，该流放流放。

至于雍正，他本身就是一个性格坚毅酷烈的人，和大臣硬刚的例子比比皆是，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哪一件不是他顶着大臣的强烈反对干出来的？

而到了乾隆时代，他可以说是集合了康熙和雍正的所有特征，不仅城府极深，并且最擅长诛心，只要某个大臣不合他的意思，轻点的就是下诏申饬，严重的那便是夺官罢职，甚至是直接下诏赐死。

最重要的是，这爷儿仨都是那种精力充沛之人，洞察力超强，喜欢大小事随时过问，对官员看得极紧，一旦发现官员敢欺瞒他们，那后果十分严重。

在这种气氛之下，哪个不长眼的官员敢指着皇帝鼻子骂？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前文提到的尹壮图，他当时上疏乾隆帝，指出议罪银制度不妥，会造成地方官层层盘剥，给朝廷带来巨大损失。

而乾隆在接到尹壮图的奏疏后，并没有什么表示，而是告诉他，让他去查，拿出详细的报告回来再说。

然后，尹壮图查出来了吗？当然没查出来。

之后，尹壮图自己也知道这事要坏，就主动上疏说自己之前的提议是胡言乱语，因此，乾隆就以尹壮图“妄议朝政”为由，下令将他交刑部处置。

而刑部的官员自然明白乾隆的意思，仅仅几天，就定出了尹壮图多条罪名，最终上报乾隆说，按大清律，尹壮图该判斩立决。

这个时候，尹壮图已经吓得不行了，本以为自己命不久矣，但不久后，乾隆来了一招“宽大为怀”，免去了他的死罪。

事情到了这种程度，包括尹壮图以及其他官员，都看明白了乾隆的意思，因此，在出狱之后，尹壮图随即辞官回乡，而其他大臣们通过尹壮图的例子，自然就不敢上书直言了。

毕竟这一打一拉之后，是个人都感受到了皇权的威严，谁还会不要命地去犯颜直谏呢？

所以，不管是在明朝的洪武、永乐时代，还是在清朝的康雍乾时代，大臣们都是不怎么敢多说话的，毕竟当时皇帝的性格在那儿摆着，说的不好那就是要命的事情。

而在清朝康雍乾之后的时期中，皇帝性格的变化，就让手下的大臣们言论相对就自由的一些。

比如嘉庆皇帝，他性格偏向中庸，并且他自己也感觉到朝堂上的气氛太过压抑，因此曾主动下诏，要求广开言路，这无疑就给大臣们创造了说话的条件。

不过，嘉庆这个人，虽说能力并不突出，但缺点同样也不突出，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因此，就算是大臣们想“喷”他，却没有什么“喷”点，以至于当时著名的谏臣洪亮吉，最终只找了一个嘉庆爱看戏的毛病来。

再比如咸丰，咸丰皇帝也曾广开言路，加上他本身做事就颇为不得体，这下才会有了曾国藩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指咸丰帝的过失，气的咸丰当场摔了曾国藩的折子。

但最终，咸丰帝还是虚心纳谏，并对曾国藩加以了褒奖。

若是曾国藩这种举动放在乾隆时期，那他最终的结局，就不会是成为大清重臣，而是早就化作荒草一堆了。

所以，清朝并不是所有时代的大臣都服服帖帖，而是主要集中在了康雍乾三个时期，其中以乾隆时期最严重，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乾隆的性格太过强势，同时城府极深，能通过各种手段拿捏住大臣，让大臣们不敢多说话而已。

除了性格这个因素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制度问题。

明朝开国后，洪武大帝朱元璋嫌丞相碍事，同时又不满丞相会分走自己的权力，因此干脆废除了沿袭上千年的丞相制度，把皇权与相权统统揽在了自己手中。

这样做的结果，虽说让皇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势，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皇帝本人的工作量变得极大。

当然，这对于从小过惯苦日子的朱元璋来说，并不算什么，哪怕每天批阅几百上千份奏折，在朱元璋眼里都是小意思。

毕竟，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别的没有，就是身体素质好。

但问题是，朱元璋身体素质好，不代表他的儿孙们身体素质也好，因此，在朱元璋死后，他的后人们就开始琢磨如何让自己省点力气。

所以，内阁、司礼监等部门便出现了，这些部门能出现的核心因素，说白了就是明朝皇帝想偷懒的产物。

而这些部门的官员，在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同时，权力也越来越大，同时，也出现了明朝皇帝越来越依赖这些官员的情况。

为什么嘉靖和万历能几十年不上朝，而大明朝依然会照常运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这些职能部门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需要依赖官员们来维持统治，自然也就对官员们有所容忍，能顺着他们就尽量顺着他们。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海瑞骂嘉靖，一封《治安疏》，把嘉靖气得够呛，当场就要派人把海瑞抓回来，还连声高呼，别让海瑞跑了。

但最终呢，虽说嘉靖极力想杀了海瑞，但却担心有损自己的名声，更担心杀了海瑞，引起其他大臣的抵制。

因此，只能是将海瑞关在大牢里了事。

所以说白了，明朝的大臣敢指责皇帝，是他们知道皇帝需要他们，也知道皇帝对他们有一定的容忍度，再加上他们信奉“言者无罪”，所以，有机会能“喷”，自然要喷了。

另外，当初老朱留下了的一个制度，也是明朝官员动不动就敢上书的因素。

洪武六年，朱元璋考虑到六部的权力过大，为了防止有大臣营私舞弊，因此就设计出了一个制衡六部的官职。

这个官职，名字叫做“给事中”，品级初始为正七品。

给事中其实很早就有，并非是老朱独创，只不过早期的给事中权力较轻，并且主要职责是记录各部奏闻之事，南宋时期，给事中还兼职干起了起居注的工作。

但老朱设置的给事中，却和之前大不一样。

首先，老朱规定，大明朝的给事中，不仅要监察六部诸司，同时还可以弹劾百官，其次，还可以“封驳诏旨，驳正百司所上奏章”。

这就是明朝给事中的主要职责，而从这个职责中就可以看出，其权势极大，管你是六部堂官还是什么，均在给事中的监察弹劾范围之内。

因此，当时就有人形容给事中是“位卑而权重”。

在这种情况下，给事中没事就找各部官员的毛病，毕竟这就是他的工作，况且老朱当时也说了，允许“风闻奏事”，既然上书弹劾是工作，同时皇帝也允许，那就随便说呗。

所以，你看明朝朝堂上的重大事件，均有给事中的身影出现，比如嘉靖的“大礼仪”事件最为明显，几十上百个给事中，因为此事玩了命的上书，反正也不需要负责任。

并且，即便是官员指责皇帝，导致皇帝发怒，那后果也并不严重，顶多就是挨一顿打，更严重的就是罢官，这种结果，更让官员有恃无恐。

更重要的是，这种给事中的制度，到了明朝后期，已经演变成了“谁上书谁出名”的畸形风气，挨打更是光荣无比，要是被皇帝罢官，那就是名满京华了。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官员自然敢亲赴后继地上书了，大不了挨打罢官，那正合他意。

但到了清朝，情况就不一样了，清朝的皇帝觉得这个给事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虽说保留了这个职位，但取消了其不少权力，最终形成了给事中有名无实的局面。

没有了给事中，其他大臣要直言犯上，自然得掂量掂量。

哪怕是有大臣壮着胆子直言了，会有什么后果呢？别的时期不说，还是说乾隆朝，如果有大臣敢指责他，尹壮图就是最好的例子。

乾隆一贯的做法，是不直接杀直言的大臣，但是他会说这个大臣是妄议，是“乱上所指”，要么就是大不敬，诽谤皇帝。

也就是说，乾隆不和大臣讨论直言的内容对与错，而是直接给大臣扣上几个大帽子，比如前文所说的“妄议朝政”等，然后让大臣就这个罪名进行检讨，最终让大臣就这个罪名低头悔过认罪。

之后，既然大臣认了罪，那接下来就好办了，是杀是剐，全凭乾隆说了算。

这样一套程序下来，大臣们大多都被吓得瑟瑟发抖，还管他什么直言？能保住命就是皇恩浩荡了。

当然，乾隆能做到这一点，和清朝职能部分的设定有很大关系。

清朝保留了明朝的内阁，但限制了内阁的权力，使其不再像明朝那样能左右皇帝，同时，又加入了具有清朝特色的“议政王大臣会议”。

除此之外，在康熙十六年，康熙皇帝有感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威胁皇权的倾向，同时又不想像明朝那样把内阁推得太高，因此经过考虑，成立了“南书房”。

南书房的性质，其实就是皇帝本人直接控制的机要秘书班子，有了这种班子，皇帝就可以在很多重要决策上，掌握先机，不再过度依赖内阁与议政王大臣会议。

而到了雍正登基后，趁着西北用兵的机会，他又成立了总揽军、政大权的军机处。

从最初的内阁，到内阁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并用，再到后来的南书房和军机处，清朝这几个官署的增加，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清朝的皇帝们，要把皇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的策略。

有了这些直属于皇帝的部门，皇帝就可以在很多重大政务上秘密行政，完全可以绕开群臣，这样一来，作为臣子就无法知道政事的全貌，只能知道一部分，甚至一无所知。

而这样的好处，就得以让清朝的皇帝最很多事情上，拥有最终解释权。

这便是乾隆为何说某个大臣是“妄议朝政”的底气所在，毕竟所谓的朝局全貌和政事要素，解释权掌握在乾隆手里，不知道全貌的大臣，只能是任由乾隆说了算了。

这就好比，某件事我们知道来龙去脉，就有底气去应对，但不知道来龙去脉的话，那即便是应对，但气势上也弱上几分，乾隆有底气就是这个道理。

而有了底气，加上皇权天然的压迫，同时一些活生生的例子摆在那里，因此，清朝的大臣们必然就会噤若寒蝉了。

综上所述，清朝把大臣训的服服帖帖这种情况，并不是整个清朝都是如此，表现较为明显的，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代，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则是因为这三位皇帝相对强势，同时清朝的制度也和明朝大为不同，更重要的是，指责明朝皇帝最多挨打丢官，而指责清朝皇帝那可真的是会没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