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后期的“牛李党争”到底是什么？缘何而起？

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张丁材

答：据了解，牛李党争，通常是指唐代统治后期的九世纪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

斗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年，唐武宗时，李党达到鼎盛，牛党纷纷被罢免;唐宣宗的前期，李党纷纷被贬谪到地方为官。最终以牛党苟延残喘、李党离开中央而结束。以致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

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宦官专权、唐朝腐败衰落的集中表现，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李德裕

唐太宗时期，统治集团内出现了一种浓厚的"民主"气氛和许多敢于直言极谏，专折廷争之臣。

郑覃

武则天时期的高压政策，使这种"民主"制度一度受损，在皇族与戚族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以张柬之为首的一派最终消灭了张易之、张昌宗 一派。姚崇、宋璟为首的集团掌握了朝政，使皇帝的权威又得到恢复，封建统治集团重新出现了团结局面，"民主"机制重新得以运行。

天宝年间，唐玄宗的进取精神减退，一味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又沉溺于道教与佛教之中，于是出现了李林甫一人"独裁"的局面。李林甫执政晚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再度激化，随着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杀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为削弱。至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宰相时，唐玄宗权力衰落，一切政务都由杨国忠行使最高权力。

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被进一步破坏。"民主"的缺失，为牛李党争提供了政治前提

唐代的牛李党争发生在九世纪的前半

叶，也就是唐朝的中后期。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孺（780-848年）和李宗闵（?-846年）,李党的首领是李德裕（787-849年）。

牛僧儒、李宗闵、李德裕三人都曾任过宰相，两党的一些重要成员，有的也作过宰相，有的担任过中央和地方上的要职。因此，他们之间的斗必然会对当时的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

唐代中后期政治生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藩镇割据。藩镇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主要矛盾。

李德裕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的。会昌年间他当政时，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对拥兵擅命、盘据泽潞的刘稹进行军事讨伐，就是明显的例子。

战争进行了一年多一些，平定了泽潞五州，打击了藩镇势力，巩固了国家统一，振奋了全国的军心民心。正如《旧唐书》本传所说，在这次平叛战争中，“筹度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踪，皆独决于德裕。”

与此相对立，大和五年（831年）牛僧孺为相时，卢龙节度使李载义被部将杨志诚所驱逐，杨志诚拥兵自立，牛僧孺却是姑息偷安，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在平泽潞时，牛僧孺居住在洛阳，闻刘稹败讯，每“恨叹之”。二者态度鲜明对立。

宦官专权是唐代中后期政治腐败的又一表现。宦官主持了好几个皇帝的废立，操纵朝政，并且直接与一些朝臣勾结。

李德裕是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的，他在抗击回纥，平定刘稹的战争中，不许宦官干预军政，加强了将帅的权力，使得指挥统一，军权集中，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他在会昌时的一些实施，都可看出是主张抑制和削夺宦官干政的。

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即指出：“唐自肃宗以来，内竖之不得专政者，仅见于会昌。“《读通鉴论》卷26)

而李宗闵等人，却有巴结宦官的事例。李宗闵本人就是由于依靠宦官的资助，才得以排挤掉李德裕，而做上宰相的。

唐朝中后期，西北和西南边防相当紧张，经常受到回纥、吐番和南诏的侵扰。

李德裕在文宗大和年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整顿巴蜀的兵力，成绩斐然，并使得相陷已久的西川入吐番的门户维州归附唐朝；

而这时牛僧孺为相，却执意放弃维州，结果是平白丢掉重要的边防重地，并使得降人受到吐番残酷的报复性杀戮。

在对回纥的战争中，李德裕也是与牛僧孺相对立的。李德裕主张积极巩固国防，保护边疆地区的正常生产，在此基础上与一些有关的少数民族政权保持和好关系；而牛僧孺则一味主张退让，所执行的完全是一种民族投降政策。

李德裕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主张和行动，在历史上是进步的，他是一个要求改革，要求有所作为的政治家。

北宋时“庆历革新”的名臣范仲淹就从这点着眼，对李德裕作了充分的肯定，说他“独立不惧，经营四方，有相之功，虽奸党营陷，而义不朽矣”（《述梦诗序》）。

如果我们把他的政见放在历史的联系上来看，可以说，会昌政治是永贞革新的继续。削夺藩镇和宦官之权，革除朝政的种种弊端，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进行整顿，这是德宗末期以来要求改革之士的共同愿望。

顺宗时永贞革新是一个高潮，宪宗元和前期是又一个高潮，第三个高潮就是武宗会昌时期。会昌以后，唐朝就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高潮，唐王朝就在腐败中走向灭亡。

唐中期以后，腐朽势力越来越强大，革新力量无不以失而告终。会昌、大中之际是这两大势力最后一次的大搏斗，结果以李德裕的贬死而宣告革新力量的失败，牛李党争也就此结束。

牛李党争对于当时的文学也有很大影响，尤其与当时一些作家的政治态度和身世遭遇，更直接有关。

中晚唐文学上的几位大家，除了韩愈、柳宗元因去世较早以外。其他如白居易、元稹、李绅、李商隐、杜牧，都牵涉到党争。另外如李翱，皇甫湜、孙樵等，也都在作品中涉及到这一斗争。

以白居易和元稹为例。元、白的文学成就，世有定评，无庸多说。以为人而论，过去的评论者大多颂白而短元，尤其表现在对两人后期的评价。

元稹确有不少可訾议之处，他太热中于仕进，往往在进退出处上招人非议。但元稹的有些方面是被人忽略的。他由江陵召回不久，在起草贬令狐楚为衡州刺史的制词中，指责令狐楚在元和时“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这两句是说令狐楚附和李逢吉，阻挠对淮西的用兵，又巴结权臣皇甫镈，排斥裴度等贤臣。

李逢吉正是李宗闵，牛僧孺等人早期的庇护者。元稹后来又直接与李宗闵发生冲突，指斥李宗闵等人利用科场弊端，为贵要子弟考取进士而奔走说情。

据说元稹为此事起草的诏令，使李宗闵等朋党之徒切齿痛恨。正因如此，牛党人物把元稹视为李德裕一党，屡加排斥。

白居易的妻子是牛党骨干杨汝士从父之妹，正因为他与杨家有姻亲关系，就在文宗时牛李斗争激烈之际，他主动请求出居洛阳，过着安闲不问世事的生活。

白居易后期之所以未能写出如前期《新乐府》、《秦中吟》那样的诗篇，与他的这种不问是非、消极逃避的政治态度极有关系。

激烈而复杂的现实斗争，能磨炼一些作家的笔锋，但也会模糊另一些作家的眼睛，捆住他们的手笔。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元稹是李党，白居易是牛党，但如果脱离牛李党争的现实，元、白政治态度的变化也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李商隐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过去的一些研究者有的说他是牛党，有的说他是李党，有的说他依违于两党之间而终于受到两党的排挤，有的则说他是牛李党争的无辜牺牲品。

李商隐坎坷的一生，他的瑰丽奇伟而又带有浓厚感伤情调的诗句，如果不从当时的现实政治和牛李党争这一角度去理解，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李商隐在早期并未牵涉到党争，有的人说他的岳父王茂元是李党，因此他也是李党，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王茂元是一个节度使，他与党争无关。

李商隐后来从实际生活中对李德裕的政治主张有了认识，正因如此，当宣宗即位后，牛党得势，李德裕接连被贬，李党处于无可挽回的失败情况下，他却用自己的一支笔为之辨诬申冤，表现了明确的是非观念，坚持了倾向进步、追求理想的气概和品质。

李商隐以自己的诗文表同情于李德裕，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就是表明地是将自己置身于从永贞、元和以来政治革新的行列的。

而腐朽势力的强大，革新派的最终被扼杀，唐朝廷从此一蹶不振，腐败的风气重又㳽满朝野，这，就是李商隐悲剧的真正根源。

我们研究和分析李商隐沉博绝丽而又扑朔迷离的富有悲剧色采的诗歌，是不能离开这一主要脉络的。

对牛李党争性质的正确评价，有助于对当时一些作家政治态度和作品思想内容的研究。从文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也会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对牛李党争作深入的研究。

牛李党争的背景是唐朝后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和军队削弱。唐宪宗时期，宰相李德裕与太子少傅牛僧孺的矛盾激化，李德裕为了打压牛僧孺，开始拉拢其他官员，形成了李党。而牛僧孺也得到了一些官员的支持，形成了牛党。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最终演变成了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的主要争议点是对唐朝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方向。李党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新法，加强军队，削弱地方豪强的势力，以期恢复唐朝的国力。而牛党则主张保护地方豪强的利益，反对新法，认为唐朝的国力已经无法恢复，应该通过和平外交来维持国家的稳定。

牛李党争的结果是李党的胜利。唐宪宗死后，唐穆宗即位，李德裕成为了宰相，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带来唐朝的繁荣，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加速了唐朝的衰落。

总的来说，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的产物，也是唐朝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朝后期的"牛李党争"是指牛李两大家族之间的政治争斗，发生在唐朝晚期的安史之乱后，即9世纪末到10世纪初。这场党争是关于官僚体制中的权力斗争和地方势力的对立。

牛李党争的起因可以追溯到唐宪宗时期。宪宗任用了牛李两大家族中的成员担任重要官职，使得这两个家族在政治上具有了较大的影响力。然而，随着宪宗逝世后，牛李两家的争斗逐渐加剧。

牛家和李家都是有着深厚背景的大族，它们在地方上掌握了大量的土地、人口和经济资源。牛家主要集中在河东地区，而李家则主要分布在河南地区。这两个家族在政治上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争夺朝廷的支持，以获取更多的权力和地方资源。

牛李党争的激化也与唐朝政治体制的变革有关。唐朝后期，中央政权的衰落导致地方势力的崛起，地方豪强势力逐渐壮大，与朝廷的关系紧张。牛家和李家都是地方豪强家族，它们通过利用地方势力和与其他官僚家族结盟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争夺朝廷的控制权。

牛李党争在唐朝晚期形成了两大派系，分别以牛李两家为核心，互相争夺朝廷高官职位和政治资源。这场党争不仅局限于政治斗争，也涉及到了地方经济、军事和社会稳定等方面。

最终，牛李党争的结果是导了唐朝政权的进一步削弱和混乱，为后来的五代十国时期奠定了基础。牛李党争也反映了唐朝后期政治体制的衰落和地方势力的崛起，是唐朝末年政治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