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为什么一定要收台湾，那时候有什么意义？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过去70多年来两岸分治是一个客观事实，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也是世界公认的基本事实。如何结束两岸分治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是时代对中华儿女提出的命题。俗话说“读史以明智，知古可鉴今”。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有时可以从历史上总结经验。事实上两岸分治状态在历史上就曾出现过。公元1662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里收复宝岛台湾后他的儿子郑经、孙子郑克塽统治台湾达21年。

由于台湾郑氏政权始终以明朝的忠臣自居奉明朝旗号，所以就和大陆的清王朝形成了隔海对峙的分治状态。郑成功在收复台湾的当年就去世了。这时大陆的清王朝也刚经历了一次权力更迭：年仅23岁的顺治皇帝神奇离世后8岁的三皇子玄烨成为了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玄烨自登基之日起就把解决台湾问题作为自己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可朝中大臣并非全都和皇帝是一样的想法。

当时朝中关于对台湾用武的未必如存在不必取、不敢打的反对态度。所谓“不必取”就是认为朝廷不值得为台湾弹丸之地大动干戈。台湾问题在今天是一个事关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刚性原则问题，然而古代国家的领土变迁可没我们今天这么刚性：要知道如今的蒙古国、海参崴、越南北部、缅甸北部以及中亚部分地区在历史上都曾一度是中国领土。玄烨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这时的清王朝实际上正处于转型期。

满族统治集团上层一些目光远大的开明人士已开始试图缔造一个涵盖汉、满、蒙、回、藏多民族的大一统帝国，然而与此同时统治阶级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以征服者自居的。在这些以征服者自居的人认为中原的土地本就是满洲八旗打下来的。如今昔日明朝大部分疆域尽归清廷，剩下台湾弹丸之地实在不值得劳神费力。这些人其实就是想要尽可能多地在中原汉地攫取利益。如果将来一旦待不下去了就退回关外老家过日子。

既然他们连对中原地区的态度都是如此，那么隔着海峡的弹丸之地台湾似乎就更不值得劳神费力了。康熙的理念和这些人不同：康熙是要打算长久经略中原的，而不是捞一笔就跑路的。要实现帝国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荡平一切可能对统治构成威胁的反清复明组织。清军入关后大陆各地的反清武装已逐渐被一一剿灭，唯独隔海相望的台湾仍打着明朝的旗号。台湾的郑氏集团不仅是武装割据的政权，而且已然成为全天下反清复明人士的希望。

在金庸的《鹿鼎记》中那位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实际上就是以郑成功的谋臣陈永华为原型的。郑成功作为南明永历皇帝册封的延平王、国姓爷在明朝遗民中具有崇高的威望。事实上当时很多民间的反清秘密结社组织都奉台湾郑氏的号令。消灭台湾郑氏集团对康熙而言是荡平反清复明势力、维系江山稳定的政治需要。严格意义上只要打着明朝旗号的台湾郑氏集团一天没被消灭，那么至少在名义上理论上明朝就还没有灭亡。

这就涉及到一个政治正统性的问题：按说清朝入关取代明朝后就自动继承了明朝作为正统王朝的地位，可这时明朝作为一个曾统治过中原地区的正统王朝却并没真正灭亡——明朝丢掉了在大陆的江山，但在台湾还有一隅之地。那么这时明与清究竟谁才是正统呢？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古人对这种政治合法性正统性是相当看重的。如果清朝只是想像元朝一样在中原待上几十年就回老家捕鱼射猎就不需要重视这种合法性正统性。

可康熙既然想要维持长治久安的大一统帝国就必须重视这种政治合法性正统性。康熙要获得名分上的正统性地位、要荡平一切可能对统治构成威胁的反清复明组织就必须消灭台湾的郑氏集团，所以台湾的统一对康熙而言是一道没有其它选项的单选题。剩下的只是统一方式的问题：是以武力消灭台湾郑氏集团呢？还是以和平的方式争取对方主动归顺呢？其实早在1662年郑成功刚病逝的时候清廷与台湾郑氏政权就已开始议和。

郑成功去世时实际控制的地盘主要分为两块：一块是刚从荷兰人手中收复的台湾，一块是靠近大陆的金门、厦门。郑成功死后金门、厦门的文臣武将拥戴郑成功的长子郑经继位，台湾方面的文臣武将则打算拥立郑成功最小的弟弟郑世袭。清廷方面的靖南王耿继茂、福建总督李率泰趁机遣使去厦门劝说郑经降清。郑经一边通过和谈稳住清廷，一边抓紧时间解决内部问题。半年后郑经打败了拥立的郑世袭的那派人。

等到郑经稳定内部后再和耿继茂、李率泰谈判就开始提高要价了。在此后的20年间两岸一直是打打谈谈。大陆的清王朝在当时虽说弓马娴熟，但海战却并不是清军所擅长的。早在康熙亲政之前鳌拜就曾明确表示：“台湾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完全”。在康熙三年、康熙四年三次进攻澎湖的军事行动失利后这种心理阴影进一步加大。当康熙下诏剿抚并用时收到诏令的许多前线将领纷纷表示反对。

“三藩之乱”发生以前康熙曾长期坚持“和平统一”的政策。双方的和谈断断续续进行了十次。在谈判过程中郑经表示可以臣属于大清，但他提出台湾要仿照朝鲜、安南的例子作为清朝的藩属国。康熙对此的回复是：“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而郑经乃中国之人”。康熙虽倾向于采用相对缓和的和平统一方式，但从一开始就对统一台湾的问题表现得相当坚决。

1673年大陆爆发了三藩之乱：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杀云南巡抚朱国治、拘捕了按察使以下不顺从的官员，随后以兴明讨虏大将军的名义起兵反清。吴三桂起兵后致书平南、靖南二藩及各地故旧将吏，同时也曾联络台湾郑经共同起兵。三藩之乱期间台湾郑氏集团与福建的耿精忠兵合一处、将打一方，从而在海上给清朝的东南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台湾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可以任意攻击大陆漫长海岸线上的任意一点。

三藩之乱期间台湾郑氏集团的行为使康熙意识到台湾如果被外国占领或成为一个独立的割据政权将使中国的东南海疆彻底不得安生。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这几个省份是清王朝的钱粮税赋重地。三藩之乱期间台湾郑氏集团对东南沿海的威胁一度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财政安全。三藩之乱使康熙更进一步坚定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在此之前康熙一直在争取和平统一台湾，但他也始终没放弃过以武力作为后盾。

康熙的对台方略事实上始终是剿抚并用。在三藩之乱以前康熙对台湾郑氏集团更多是以政治安抚为主，但他丝毫没放松对沿海防务体系的建设。三藩之乱以后康熙开始更倾向于“因剿寓抚”：以军事压力为后盾迫使台湾当局接纳自己提出的条件。康熙考虑到了清军不擅海战的短板，所以他决定启用由郑氏集团归附过来的施琅。有“海霹雳”之称的施琅的确是不可多得的海战人才。康熙有心重用施琅，可满朝文武普遍认为不能任用施琅。

说白了他们是对这个从郑氏集团归附过来的降将从骨子里就信不过。施琅为了争口气就在1665年前后三次进军台澎，但都因为天气、风向等原因导致失利返航。这三次失败的军事行动使康熙对施琅的信任度大打折扣。三次失利后康熙认为武力平台难度太大，所以又重新恢复了与台湾郑氏政权的和谈。康熙担心施琅这个坚定的主战派会破坏和议就索性把他给支开了。当时施琅的职务是福建水师提督。康熙把施琅调到北京担任内大臣。

康熙不仅把施琅给调走了，而且直接把福建水师给裁撤了。施琅在京城没什么具体工作，加之作为降将在京城又没什么熟人，所以索性就闭门谢客安心当起了“宅男”。施琅这一宅就是十多年。这十多年间康熙稳定了朝政、平定了三藩叛乱。至此康熙终于又能腾出手来解决台湾问题了。此时康熙又想起了施琅这个已隐居十多年的“老宅男”。1681年施琅再度出任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在京城这十多年“宅男”生活让他彻底脱胎换骨。

虽说十多年来他一直没什么具体工作，但他却始终不曾忘记过那个名叫台湾的岛屿。宅居的十多年里施琅一直在研究与台湾有关的各种情报。他不仅对统一台湾之战如何利用天气方向、如何进行后勤补给等军事问题进行研究。施琅甚至已开始思考统一台湾后该如何安抚人心、建设治理。当年的施琅是一个只知道硬碰硬的火爆脾气，可宅居十多年后的施琅更加意识到了攻心为上。

当时台湾那边的渔船、商船有时会因为风浪飘荡到大陆，也有一些郑军官兵偶尔会潜会大陆看望亲人。施琅对这些从台湾来的人一律以礼相待：如果这些人愿意归顺朝廷留在大陆自然欢迎，如果这些人坚持要回台湾也以礼相送。施琅送这些人回台湾以前还会赠送食物、衣服、银两。如果是因为风浪漂流到大陆受了伤，那么施琅就会安排人给他们治疗。这些人一回台湾就成了义务宣传员。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表明：两个政权对峙的状态下如果一方没有强大的军事压力，那么对方是不可能轻易主动投诚的。以战促和、以打促谈不失为一种现实的解决手段。康熙二十年（1681年）3月17日40岁的郑经在台湾承天府去世。郑经死后重臣冯锡范发动政变刺杀了监国郑克臧，随后立郑经次子郑克塽为延平郡王。郑氏集团这场内乱为康熙统一台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7月8日清政府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水陆官兵2万余人、战船200余艘从铜山向澎湖、台湾进发。台湾方面的头号战将刘国轩在澎湖与施琅率领的清军水师对阵。刘国轩的部将邱辉建议主动出击，但刘国轩却打算以逸待劳。刘国轩指望利用海上的飓风和自己以逸待劳的优势击溃清军。可预料中的飓风却始终没来。几天后施琅发动了总攻。清军水师布出五梅花阵以多围少。

大约经过八九个小时的激战后郑军战船被击沉焚毁近两百艘、将士阵亡一万多人。郑氏政权的主力部队在此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刘国轩等少数几人坐小船逃回台湾。施琅在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后并没趁胜直取台湾本岛，而是加紧对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施以招抚。原来态度强硬的刘国轩在经历彭湖之战的惨败后由坚定的主战派变成了坚定的主降派。郑克塽、冯锡范等人也意识到台湾已无力对抗施琅的大军。

在这样的形势下郑克塽最终决定率众归顺清政府，但他提出了一个请求“承祀祖业，照管物业”。这说白了就是希望继续居留台湾。施琅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没丝毫的含糊。施琅明确表态：台湾必须归入版图，郑氏官兵必须遵制剃发移入内地。这时郑氏集团已没任何讨价还价的资本，所以只好全盘接受了施琅所提出的一切。当施琅率领舟师到达台湾时刘国轩等人带领文武官员军前往迎接。

当施琅在台湾登陆时当地人充满了怀疑乃至恐惧的情绪。在他们看来施琅此行除了奉朝廷命令统一台湾之外可能还有私人目的——报仇。当年施琅是因为家人被郑成功杀了才愤而降清，那么现在施琅会不会趁机报复呢？施琅在原则问题上对郑氏集团毫不让步，但却并没因为私仇对郑氏族人进行报复。施琅非但没为难已归顺的郑克塽等人，而且还亲自前往郑成功庙祭拜。郑氏官兵和台湾百姓对此深受感动。

就在郑氏投降、清廷欢庆胜利之时朝廷内部又出现了放弃台湾的荒谬言论。很多大臣认为攻打台湾就是为了剿灭南明余孽、显示大清国威。既然这个目的已然达到，那么就没必要在那个不毛之地浪费时间精力了。当时朝野上下不少人觉得孤悬海外的台湾开发价值不大。如果派兵驻守台湾至少要数万人，因此会造成极大的财政负，而且长期驻守外岛的士兵也可能再次割据，一旦外敌来袭则难以救援。

因此有不少人建议把台湾岛上的汉人悉数迁回内地。名臣李光地甚至建议把台湾租借给荷兰人让他们驻守纳贡。平台功臣施琅针对当时朝中这些错误认识向康熙皇帝呈递了《恭陈台湾弃留疏》。施琅在这份奏疏中对台湾的形势以及对国家的战略意义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当时西方殖民者已开始活跃于大海，荷兰人更是曾经盘踞台湾。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峧”是祖国东南的屏障，直接关乎东南的安危，一旦台湾为外敌所侵将后果严重。

台湾沃野千里、物产丰富：盛产硫磺、水藤、糖蔗等物资。台湾的地理位置十分利于进行海外贸易，经济前景、战略地位都不容忽视。因此施琅指出：“台湾实肥沃之区、险阻之城”。施琅认为在台湾屯田就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从而大大减少朝廷的财政压力。朝廷在台湾驻军应当施行3年1换的换防制度：既可以留足部队，也不必担心再起割据。康熙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采纳施琅的建议。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台湾府治设在如今的台南，下辖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左营）、诸罗县（今嘉义）。康熙平台有效避免了台湾的进一步割据，也给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创造了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这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也有效证明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当年的康熙皇帝不可能放弃台湾，今天的中国人民更不可能放弃台湾。两岸的统一是不容置疑的原则性问题。

统一的方式无非不过就是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当年的康熙皇帝在台湾问题上坚持的是以和平统一为主的同时不放弃武力后盾的策略。事实上我们现在应对台湾问题所秉承的仍是同样的策略：和平统一当然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福祉——打仗是要死人的、是要破坏经济的，所以应当尽最大可能争取和平统一的希望。然而放弃以武力作为后盾则是幼稚的。如果当所有为和平统一而进行的努力尝试都失败之后武力统一也就成为了一种最后的手段。

前明残余势力大多逃往台湾，如果不拿下台湾满清将长期面对前明势力威胁。另外虽然当时台湾是人烟稀少的弹丸之地但它距离大陆比较近，如果大清不控制台湾必将被他国利用成为隐患。

台湾在中国人手里不能叫收复。光复沦陷的国土才能叫收复。满清攻台不过是为了消灭汉民族反清复明的基地而已。台湾是郑成功收复的，不是康熙收复的。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留一个反清复明的基地，怎么说都是满清不能接受的。

谢邀。

清政府统一台湾，是清康熙年间发生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

康熙初年，全国大范围的抗清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只有郑成功之子郑经仍然占据台湾，郑氏拥兵自重、挟海自立，对中国的领土完整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郑氏在与清政府的谈判中，曾多次提出“称臣纳供”、“世守台湾”、“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

郑氏此时的表现已经不是要恢复汉族在中国的统治，而是要把台湾从中国领土上分割出去，这与当初郑成功收复台湾时的初衷完全不同，已经不是满汉之间的民族斗争，而是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

康熙六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上疏康熙帝，要求早日进军台湾，后又提出“顺则抚之，逆则剿之”的抚剿并用方针，力谏收复台湾。

1683年施琅作为清政府福建水师提督，率部向台湾进攻，在实现国家统一后，他又不失时机地提出将台湾纳入祖国版图，驻军守护，设官治理，徐图开发的正确主张，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

清政府统一台湾的历史意义。

一是加强了台湾同祖国内地的联系，有利于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

二是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加强台湾的经济、文化等多元化发展。

三是有利于东南海防的加强。

总的来讲，它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大事，有重大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