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先是有口头的语言，之后才产生书面的文字。所谓文字，是人类以符号的形式记录所想表达的信息，以使其传承久远的方式和工具。文字不但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也是人类进入信史时代的标志。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和半坡文化时期的彩陶上，就已经出现了中国早期刻画文字的萌芽。经过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和西周时期的金文，再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字经历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汉字的诞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于汉字的起源，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说法有结绳说、八卦说、图画说、刻契说、刻划说和仓颉造字说等。其中，仓颉造字是古代流行的关于汉字创造者的一种传说。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古文字，不可能完全是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的，实际上是经过多代人系统化的整理和规范，逐渐形成了体系。今天的学者认为，如果历史上的确有仓颉这个人，那么他很有可能是汉字早期的整理者或者颁布者。
在语言产生之后，文字出现之前的漫长年代里，结绳记事是古人用来记录事实、进行传播的手段之一。
在我国古代的文献中对此有所记载，如《周易·系辞》中说：“上古结绳而治”； 《老子》中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春秋左传集解》中记载：“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扬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结绳通过特定的符码规则来帮助古代人记事，古人在不同粗细的绳子上面，结成不同距离的结，这种结有大有小，而且不同的结法、每个结之间的距离大小以及绳子的粗细都表达不同的意思。
结绳记事一般由部落首领或者巫师遵循一定的规律记录，并代代相传，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准文字形态，但其变化却有限。
结绳记事之后，古人记录重大事件方法是契刻，就是在木头、竹片、石块或者泥板等物体上，刻画各种符号和标志，以表达某种特定的意义。
古代有过“刻木为契”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初，瑶族人和佤族人仍用契刻的方法记录重大事件。
契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木棍上契刻符号，而且符号的形状有多种，如条状、齿状等，不同的形状表达不同的意思；另外一种是在木板上契刻出不同的图形，以表达不同的事物。
到了契刻记事时，距离文字的出现，也就一步之遥了。确切的说，契刻记事到了图形符号时，已经基本跨入了文字之门。
文字产生之前，原始的实物记事、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只是文字不同的孕育方式，但无法演变为文字。岩画出现之后，逐渐发展为示意图，再到象形文字，表意比较清晰的文字开始慢慢出现。
岩画，是指刻画在岩石或者崖壁上的图画，也称为崖壁画、崖画。在汉字诞生的过程中，岩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将岩画中图画的线条简化、模式化，并将其与语言形成对应的关系，它就变成了文字。中国的岩画资源非常丰富，许多地方都有岩画出现。
从今天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考古人员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了一个用笔朱书的“文”字符号，这些符号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然而可惜的是，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为止仍然稀少。
今天我们能看到最早的、完全成熟的文字系统，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迄今为止，已经出土的甲骨总数约有16万片，共发现不重复的甲骨文单字4500个左右，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文字已经得到了破译。
殷商甲骨文字的主流是象形构字，符号化的形声字所占比例并不高。据相关专家统计，商代甲骨文中会意、指事、象形三类象形化文字约占70.66%，其余的则属于形声文字。
甲骨文象形程度比较高，虽然其基本构件只有一百多个，但是选字规范比较宽松，一字多形的频率也比较高，因此甲骨文已经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
除了甲骨文以外，商代的文字还有金文、陶文等。所谓金文，即青铜器文字，也称“钟鼎文、钟鼎款识、彝文、吉金文”等。
金文象形程度更高，线条肥厚圆润，似乎更接近原始文字。金文按其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部落氏族标志或名称的族徽文字，它们与一般的金文不同，常常单独出现，无法通过上下文来释读，其象形性的特征十分明显；另外一类则是用于一般记事的文字。
其实，我们可以把甲骨文当做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字来看，所谓俗体字，就是日常使用的比较简便的字体；而金文我们可以当做正体字，所谓正体字，就是在比较郑重的场合使用的正规字体。
商代晚期的金文，字体大小有别，象形化的特点比较突出，字符团块、肥笔明显，字体边缘整齐，线状符笔直且粗细均匀。
到了商末周初，图画式的象形字符已经非常少见，部分文字线条勾勒的形象意味浓厚，不少字局部团块、肥笔明显。西周早期的金文，几乎保留了商末周初的全部特征。
西周时期，象形化文字已经逐渐衰退，而形声字的比例从29.34%逐渐上升到59.9%。由此可见，西周金文书写风格分期的衡量标准，主要是文字象形化的减弱以及符号化加深的程度。
西周时期，文字发展的特点是图画性逐渐减弱，符号性逐渐增强。文字不再是画成的，而是写成的。从这一点来说，西周金文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西周后期，文字逐渐发展演变为大篆。所谓大篆，也称籀（zhòu）文。周宣王时，太史籀用成熟的大篆，作字书十五篇，就是《史籀篇》。因其为籀所作，故世称“籀文”。西周为显示国威，将原本的金文，繁化而成为籀文。
唐朝时出土的“石鼓文”，据考证是秦襄公时所刻，推测和《史籀篇》中的文字相似，是已知最接近籀文的代表。
大篆的发展，使得文字产生了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字体的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均的线条不但变得均匀柔和，而且十分简练生动；二是字体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脱离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春秋时期，不同区域的文字已经开始向不同的风格发展。总体而言，还是在继承西周文字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块面笔画线条化和线条笔画规整化。
春秋中期以前，各个诸侯国使用的金文与西周晚期的金文没有太显著的区别。到了春秋中后期，各个诸侯国的文字普遍出现了长条化和整齐化的趋势，风格上则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春秋时期的各个诸侯国中，周平王东迁之后，秦国承袭了宗周故地的同时，也忠实地继承了西周王朝所使用的文字系统。
吴楚文字的特点是具有浓厚的装饰美术化倾向，最引人注目的是鸟书在吴楚的盛行。所谓鸟书，就是在美术化的文字中，改造原有的笔画使其成为鸟的形象，或者在原有的文字上，另外加上鸟的形象。
春秋晚期出现的玉石盟书，其文字用毛笔书写，字体不但草率而流畅，结构也紧凑而多变。这种字体是把正规的金文字体用手写的方式表现出来，其风格类似于后来战国时期的俗体字。
春秋时期之前，由于贵族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占有统治地位，因此文字也被贵族阶级所垄断。
在春秋、战国之交，当时的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旧的贵族阶级逐渐被新型的封建阶级所取代，文字不再被旧的贵族阶级所垄断，开始扩散到民间，这对文字的形体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进入战国时期后，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文字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使用的人越来越多，文字的形体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俗体字的迅速发展上。
战国时期，天下的诸侯国经过春秋时期数百年的相互兼并，最终形成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大国，以及宗周、宋、卫、中山等几个小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剧变，给文字的发展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文字的使用也日益广泛，因此出现了文字必须简化的要求。毛笔的出现，使得文字书写于竹帛上要远比范铸简捷，所以文字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到平民。
但是平民对文字的形义关系理解比较差，难免会写错字形，因此以讹传讹，最终形成了讹变字。
文字书写的简捷，以及文字应用的广泛，导致了字形的简化和草率，从而形成了省变字。
诸侯割据，政治上不统一，使得各诸侯国的文化自由发展，文字也因此带上了浓厚的地方色彩，这必然使得地区之间文字异形现象突出，因而形成了异体字。
战国时期的文字，仍然以金文为主，但是礼器文字相对减少，而兵器铭文逐渐增多。
除了金文以外，战国时期的文字还有货币文、简帛文、玉石文、玺印文、陶文等。货币文，又称货布文、泉文、钱文，是指金属铸币上的文字；玉石文，指刻或写在玉、石上的文字；陶文则是印刻在陶器上的文字。
进入战国时期之后，秦国由于地处西方边陲，比较落后，发展相较于东方各国也比较缓慢，文字产生的变化也比较晚。
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秦国的俗体字开始迅速发展，传统的正体字虽然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始终没有打乱正体字系统。
由于秦国的正体字承袭了西周王朝的文字传统，因此秦国的俗体字比较侧重于通过方折、平直的笔法改造正体字，其字形一般和正体字有明显的联系。秦国的正体字后来演变为小篆，俗体字则演变为隶书。
当时东方各国的俗体字发展的非常迅速，但是其字形与传统的正体字字形之间的差别却非常大。相对于正体字，东方各国的俗体字应用的更为广泛。
战国时期，在秦国的文字中，继承的传统旧体字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地位。而东方各国的文字是指当时各种通行的文字，与西周和春秋时期的传统正体字相比，已经面目全非。
因此，把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和东方各国的文字区分开来。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和小篆合称为“秦系文字”；战国时期的东方各国文字则称为“六国文字”。
六国文字按照其特点，可分为齐系、燕系、晋系以及楚系。魏国、赵国和韩国都源自晋国，他们所使用的文字基本上没有差别，因此都归为晋系文字。
整体来说，六国文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俗体字的流行，而俗体字中最常见的就是简体字。同时，六国文字还出现了加点、加画或者加偏旁的繁化现象。
正是因为出现简化现象以及为数众多的繁化现象，使得六国文字的面貌相较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文字，有很大的不同。同时，六国文字的笔画通常比春秋时期以前的文字笔画平直。
春秋时期的文字中，已经出现了地方性的异体字。比如齐系文字中的“老”字的写法，在其他各国就不通行。
战国时期，各国字体的变化往往不同，因此地方性异体字的数量更是大幅度增加。不但六国文字与秦系文字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大，就连六国文字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随着疆域的扩大，国事更加繁忙，每天需要处理大量的各地文书，统治者感到原有文字的繁杂，不方便使用。再加上原来各国书不同文，写法各异，急需统一文字，以便使用。
于是，秦始皇下令创造新的文字。丞相李斯创作了《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创作了《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创作了《博学篇》，他们都是在原秦国大篆籀文的基础上，省改、简化而成。这种新创的字体，被称为“小篆”。
小篆，因其笔致遒健，又被称为“玉筋篆”。相较于大篆，小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从古文到大篆，再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对于秦朝的下级吏员来说，篆书字画多，书写速度慢，无法完成异常繁多的文书。为了工作的需要，当时的吏员便创造了一种比篆书更为简易、书写速度更快的书体，由于这种书体的主要使用者是徒隶一类的下层吏员，因此被称为“隶书”。
隶书是从籀文草率写法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由于籀文圆转弯曲的笔道太多，写起来非常费时，所以在非郑重的场合，人们一般将字写得草率一些，原本应该工整的弧形笔道变成了比较平直的笔画。
秦朝时期，主要的字体是小篆，隶书则是辅助的字体，其地位相对很低。对于统治阶层来说，甚至看不起隶书。秦朝之所以允许官府使用隶书来处理日常公务，是因为当时官狱事务繁杂，用小篆处理不过来，不得不用更为便捷的隶书。
可以说，在秦朝，隶书实际上已经动摇了小篆的统治地位。秦朝虽然用小篆统一了全国文字，但是不久之后的西汉时期，隶书就正式取代了小篆，成为了主要字体。换言之，秦朝实际上是以隶书统一了全国文字。
这个差异其实就像方言差异，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其实七国文字差异，是在战国前期才逐渐形成的。因为春秋战国混乱之前，中原也是一个统一的奴隶王朝，大家以周天子为尊。当时中原文化以周天子的领地为中心播撒，各国之间有共同的“字体”，那就是著名的“大篆”。
大篆是西周时期的“汉字”，这意味着大家写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不至于我写中文，我在新疆的朋友写阿拉伯文，在西藏的朋友写藏文，大家要想书信交流，那就只能写中文，也就是汉字。
可是到了后来春秋晚期、战国前期。
诸侯割据，大家都想当这个皇帝，但是又互相制约。那么这样一来，他们干脆搞搞软实力方面的转移，既然孔子天天喊着“礼崩乐坏”，那好，咱们就干脆把国家文字、语言都给他改了，就照着“大篆”的基础魔改，你们也别管我怎么改，最重要的就是要：
“你们看不懂”！
于是，这就成为了“五系”文字，这是战国七国的文字体系，之所以前文说到这种差别说大不大，因为有的人就真的能够看出来文字的相似之处，就好比日本现在的文字就有很多汉字，咱们也能看得懂。当然，日本算是改得比较狠，仅次于韩国，属于半创新体系。但是战国七国不一样，他们改得范围有局限性，对于知识渊博的人来讲：
“全都一个样”！
回顾战国末期，因为敌人之间灭得也差不多了，更多的是一种兼并，有一些国家不是不存在了，而是实现了内部的小统一，只剩下一个政权。就这样，战国前期进行的“魔改大赛”，最终还在战国最后七国的主导下，完成“融合”，就这样诞生了五个派别的文字。
以强者为尊，这五种体系的文字分别是：
燕系文字、齐系文字、秦系文字、晋系文字、楚系文字。
其中秦系文字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作为官方文字，这便是书同文。
那么七国的文字差距到底大不大呢？而他们分别又有什么特色？
就差别而言，其实在一部分的字形上，七国的文字及其相像，甚至都一样。这种情况就是七国在对于文字魔改时，改无可改，因为有些文字的确最简化、最美观就是如此了，比如“安”字、“马”字。
当然，马字的话，秦国的更为完整美观，而其他六国的马字，大多以两横、三横作为主要特征，而安字的话，除了齐国真的不知道怎么改的，大多都相同。
对于，要说七国之间的文人百分百文字交流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大家传习西周时代的文化，西周的时候，还是统一的文字，而秦国与最早的文字最为相似。
秦国一系：
秦国的文字是最接近西周的原始版，原因其实大家是想不到的。
因为他们的文化程度没有其他四大派系那么丰富，所以就算是魔改也改不出什么花来，因此秦国人会一直使用最相似于西周的文字。但这好像冥冥中有注定，由西周开创的时代，最后是由传承西周文字最相似的秦国结束混乱。
楚国一系：
诞生过屈原的楚国，在文字的风格上是飘逸的，楚国人在竹简上写文字，已经具备了一种书法的韵味，尾笔和连笔有着灵魂在内。所以楚国的文字，现代读起来，也需要一定的书法基础才能读懂。
晋国一系（赵魏韩）：
晋国文字又被称为“三晋”系，这是在三晋分家后，赵国、韩国、魏国共用的改版文字。晋国系的文字写法十分板正，而且笔画很短，和楚国的风格恰恰相反。
齐国一系：
齐国的文字给人的感觉是“颠倒颤抖”，当然，这说的是现代人的角度。初初看齐文字，对照大篆，总有一种齐国一系的文人们是利用左右旋转的方法来进行魔改...
燕国一系：
五系文字，是整个战国时代诸侯国文人的结晶，其实现如今出土的文物仅是那个时代的冰山一角，许多当年的文字真实面貌是如何我们难以得知。
现代的我们去看这些战国文字自然是难懂，别说战国文字，就算是大篆，很大一部分我们都很难认得出来。因为汉字经过了古改今，繁改简，有一部分人现在连繁体字都认不全了，所以对于认战国文字，自然是非专业难以胜任。
但对于战国时代的七国文人来说呢。
其实存在一定的隔阂，但是，因为出于同源，加上战国时代，几个国家的联系极其密切，同一个文化圈层里，文人对这些文字还是有很敏锐的感受。
还是之前举的日本现代文字的例子：
而且现代的日本文字是经过多种非中华文化影响过后的成果，都仍旧是有极高的汉字率。而且日本文字和中文的区别不仅在于字型，还在于语法、顺序。
但战国时期不同，七国虽然敌对，但是仍旧属于一个文化圈层，而且都还要表面上以周天子为尊。其次，当时根本不存在外来文化半路输入，导致某一国的文字出现了非中华的元素，所以战国时期的文人，在文书交流上的难度并不大。
七国魔改文字，为的还是加剧形式上的礼崩乐坏，以此来做好孤立周天子的准备。除此之外，每个诸侯国新创文字，就是为了在战争胜利后，吞并天下后立即完成自己的文化输出，从而实现文化统治地位。
事实上，秦国的书同文也是这个原因。
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
秦国统一中原，是一个壮举，但是却还没完成其终极的历史使命。
修复战国之乱后的中原，这里包括了生产、经济、文化、政治和人民的精神思想。
所谓：“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
这便是当要之急，虽然这句话并不是出自秦朝，但是其政治本质是一样的。
在文字上，秦国文人纷纷进行大量的收集工作，将战国文字进行汇总，力图创造出，也可以说以秦文字为基础，完成最符合，最方便中原华夏人学习的新文字创造。
他们创造出了“小篆”：
小篆正是秦朝的官方文字。
再以小篆为基础，由推广了隶书。
小篆和隶书，就是秦朝在书同文的时候所输出的文化载体，文字类型。
所以秦朝的创立伟大就在于，修复中原分裂的意识形态，并且在短时间内完成民族的习惯的再次统一。除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之外，还有货币，还有语言，地名等等，秦朝都进行了全国化的改革。
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
但以其为纽带的中华文化却永存了下来。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要说七国文字差异，可以说，差别肯定是有的，但是也不是很大，不过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估计一般都不怎么认识他国文字。
西汉到景帝、武帝时期，山东曲阜孔子故宅里的一面墙壁倒塌，战国人珍藏在那里的一些珍贵古书籍被发现。这就是引发绵延千年的今古文之争的古文经。古文经的文字，还是战国文字，当时认识可以读懂战国文字的人，已经是少之又少了，是在秦朝还没有把文字统一成小篆之前的文字，这实际上是战国文字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现，大范围的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发现古文经之后，能够懂得认识这些战国文字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就被收藏在了宫廷的图书馆里，外人就不能轻易见到了。像孔安国、刘歆、许慎这样的大学者，也是经过不懈努力，刻苦研究后才读懂的。而且也正是因为如此古文经才被逐渐被解读出来。这说明什么？说明了，从秦灭六国到汉武帝在位，还没过一百年，连大学者认战国文字都需要花一番功夫了，可想而知普通人是不可能认识他国文字的。
六国之间的文字各有各的风格，当然我们外行人是看不出来。据专门研究文字这一学问的学者说，它们各自风貌不同，各有各的状态，各有各的风格，而它们之间的形体结构和声音通假，文字形状，更是具有繁多变化。
中国之所以可以这么久屹立在东方，出现统一的局面，这和文化统一是分不开的，当然还是要归功于秦始皇，秦始皇当年统一了文字。现在我们都在说普通话，写方块字，中国文字博大精深。那么在秦统一之前，七国的文字差别真的很大吗？真的到了各国之间互相不认识的地步了吗？答案当然不能完全肯定的，但是即便差别不是非常悬殊，但也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还是有大部分人文字不通的！就像现在各国之间都在学习对方的文字，双方交流沟通离不开文字，所以出现差异出现分化会导致很多麻烦。
有证据证明，汉字的起源是多源头的，来自四面八方，不过到了商周时期，国家统一局面，中国的文字基本上是比较统一的，毕竟当时会写会读的人非常有限，读书的人也非常少，尽管当时存在大量的异体字，但规范字还是占主流的，大多人还是会规范字的较多，文字差异还是非常小的。而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战火成为当时的家常便饭，各个诸侯国不满意臣服天子脚下，纷纷摆脱周天子的统治，个立山头。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诸侯不仅在政治上摆脱了周王室的控制，在衣着穿戴、语言、文字上也纷纷形成独立的系统和局面，文字就在此时开始出现差异。主要还是因为国家的不统一，才发展出差异变化的。
古文字学家何琳仪先生将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分为四大派系：齐系、燕系、晋系、楚系，另外其中有一个独立的系统局面，便是以秦国为代表的周秦文字体系了。大家知道，秦国之前毕竟是西方的小国，上不了局面，在文化上也比较落后。但是后来周平王东迁，导致西周故地逐渐归秦国所有，这样一来就让秦国和东周，都继承了西周的文字体系。
即使是天下的文字分成了多个派系，没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是中国文字本是同根同源的，而且七国之间虽然常常爆发战乱，但是文化上的交往却因此变得非常频繁。所以像苏秦、张仪这样的纵横家周游列国，佩戴六国相印，随意出入各国，这就足以说明当时语言、文字的差异区别其实并不大。并且，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考古资料也证明了，当时七国之间文字的差异是很小的，还没有现在的简化字与繁体字之间的差别大。
即便各国文字差别不是很大，但已经明显露出文化大分裂的倾向，分裂状况逐渐明显，如果没有秦始皇的统一，规整文字同一使用秦小篆。可能差异就会越来越大，分裂越来越明显，根本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局面。
我认为七国文字的之间的区别，甚至没有【大陆的简化字】和【港台繁体字】的区别大。
今天，恐怕只要初中文化就能很好的识别繁、简体吧？我这样的「民科」花点精力和时间，都能读懂战国文字。
那你要问，为什么汉代的人连战国时代的《壁中书》不认识呢？而且连文字学家许慎都不认识六国文字？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题主的问题只有「是」和「不是」两种答案。
真实世界远比你想象要复杂，诉诸简单的解答，可能很容易被接受，但离真相却有十万八千里。
所以，我不会回答「是」和「不是」，我只摆证据，讲道理，让你自己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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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燕文字」发现比较少一点，发现最多的是「楚、秦、晋」文字。
「秦国文字」也叫「周秦文字」，就是我们今天使用文字的母体。那么，也就是说，六国文字最多的就是 「楚、晋」文字。其次是「齐、燕」文字。
六国文字在在正式场合用的标准体，是比较遵循文化宿主周王室的文字的。
比如：金文用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字形的区别是不大的，仅仅在于「书风」。
学者何仪琳的形容是「齐之凝重、燕之峻整、晋之劲利、楚之华丽、秦之刚健」。
当然，「书风」这种东西近似「玄学」，非常主观，听一下就行了，不要当真。很难诉诸实际操作的。
上图是「燕、晋、齐」三国文字，你怎么从书风上断？比如：「峻整」「劲利」你怎么区别？
正如梁武帝说王羲之的字「龙跃天门,虎跃凤阁」，米芾就喷梁武帝：此等何语（这TM是什么鬼话）？
比如楚国金文很接近周秦文字，楚简就相隔很远：
可以这么说，能认识西周金文和籀篆，就能认识楚国金文，但是却不会认是应用体：楚简文字。
我不查任何字典，几乎可以认识甲骨文和金文，但楚简文字真的很难认，主要是没有系统的学习过。
周王室输出的是意识形态制高点，以及文化标杆、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等，也就是是「礼、乐、诗、书」这一套东西，这套东西曾经让众诸侯以及周围的蛮族顶礼膜拜。
东周时代，礼崩乐坏，周天子的权威性大大下降，各诸侯国的文字也自成一体，有文字的内部因素，也可以说是「礼崩乐坏」在文化上的体现。
诸侯国不再觉得文字一定要学习周秦文字的文风，他们开始自成一体，文字在不同的诸侯国，有不同演变路径，产生不同的变体。
国家越强大，文化越流行，今天我们穿Nike鞋和牛仔裤，喝可乐，学英语，是因为美国强大的原因。日本人古代文化上学中国，今天学美国。假如有一天，印度跟美国一样强大，印度咖喱味音英语就是正宗英语。
以下的【字形比较】全部引自：
- 陈光田. (2009). 战国玺印分域研究. 岳麓书社.
- 刘建峰. (2012). 战国玺印文字构形分域研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山东大学).
如：战国印章上「长、人、女、弓、心」等基本字符都差不多。
简化程度不同：经常被拿出来进行比较的「馬」字：
西周金文「馬」：
齐国文字的简化，保留了周文字「馬」的大致轮廓，简化不是很剧烈：
但其「燕、楚、晋」文字的简化比较剧烈，只留下了表示「马头」和「鬃毛」的笔画：
不同的装饰笔画：如「丘」字，晋、楚两国的「丘」加了一对「角」的装饰笔画。
不同的偏旁位置：都，「邑」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
不同的笔画形态：「己」的笔划形态不同：
不同的偏旁部首形态：
如「水」部，晋系文字的水尾巴非常之长，
如「宀」部，「燕、楚」两国写成一个「三角形」，「晋、齐、秦」差不多。
不一一举例，总之能够根据字形、偏旁、笔画的形态，进行判断属于哪一国的古文字。不是那么深不可测。
东周时代的【中山国】，仅仅在古籍中有只言片语，中山国王陵上个世纪在河北平山县三汲乡被发现。
这个史诗级的考古发现，只是源于一块刻有几个古文字的石头。
这个石头是如此的其貌不扬，如果不是考古学家敏感一点，就有可能错过这个世纪大发现。
考古学家怎样得到这块石头的呢？
原来平山县三汲乡的一个老农，七十年代的时候，在田里干活的时候，发现一块刻有文字的石头，他就搬回去当猪圈的踏脚石。
考古学家很偶然从老农同村的一个村民那里知道，就去老农家里将这块石头上的文字拓下来，寄给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释读。
今天我们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守丘石刻」：
考古工作者为了不影响李先生的判断，没有提到任何背景信息。
李学勤先生在回信中，告诉河北考古工作者，我先问你们三个问题，才能告诉你们答案：
1、发现这块石头的地方，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大土堆？
2、附近是不是有河流水泊？
3、附近是不是有山林？
考古工作者当时惊讶不已，因为李学勤先生说的正是三汲乡附近的地貌：土堆、河流、山林。
我们来看地图：
1、大土堆就是中山国王陵
考古学家之所以紧盯这里，就是因为三汲乡附近很多土堆，一般大土堆一般都可能是帝王陵墓。
2、平山县的滹沱河穿过三汲乡
3、三汲乡位于太行山东麓，高山森林很多，来看谷歌地图一目了然：
可以发现中山国背靠大山，左右是河流的「山中之城」，「中山」因此而得名。
李学勤仅仅凭石刻上19个战国文字就知道这么多信息，「守丘石刻」铭文为：
监罟有(囿)臣公乘得，守丘(其)臼(旧)(将)曼，敢谒后贤者。
简单说一下李学勤是怎么知道的：
铭文上【监罟有(囿)】、【守丘】是先秦的官职。罟：是渔网，监罟，就是管渔业的。「有(囿)」是守帝王园林的官职。这个人叫公乘得。
「囿」是先秦帝王狩猎、游乐的园林形式。通常选定地域后划出范围，或筑界垣。囿中草木鸟兽自然滋生繁育。
- 《诗经·大雅》记载周文王在灵囿捕猎：王在灵囿,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白鸟翯翯。
- 《说文》：罟，网也。
- 《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那么，凭以上几点推测，必定知道石头出土地，是帝王园林，有山有水。
守丘：守护帝王陵墓的官职。这个人叫「曼」，他称自己是「旧将」，可能是「退伍老兵」。
从守丘可以推理出石头出土地是帝王陵墓，一般帝王陵都是大土堆，陕西这样的土堆至今依然很多。
《守丘石刻》上十九个字对于一般人是天书，但是，对受过训练的人，能看出来是典型的晋系文字。
对李学勤这样一辈子研究古文字的人来说，斜着看一眼都知道：
我只举两个例子：
《守丘石刻》的「将」字，从「床（疒）」从「酉」。
《说文》训为「醬省聲」，战国文字将「醬」字省去了「夕（肉）」和「寸」，今天的「将」则是省去了「醬」的「酉」部。
战国古玺印章中经常出现：
引自：《古玺汇编》0093、0095，0096，页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