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干政”这种现象，可以说在古代并不少见，历史上有很多政治能力非常强的太后，她们都是属于外戚干政，而除此之外还有诸如王莽篡汉、十常侍之乱等等这种情况，都和外戚有着很大的关系。然而这种现象似乎从汉朝时期开始，就一直都存在，一直到明朝之前，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过类似的外戚干政。然而在明清两朝，似乎并没有出现过外戚干政的局面，没有出现手握大权的太后，即便是慈禧太后，其实也不算是“外戚”，毕竟她也是属于八旗子弟，并非是八旗之外的人。那么为什么明清时期会没有外戚干政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皇权在与相权的争斗中取得完胜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一统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一直是困扰帝国最高统治者的两大难题。

　　尤其是在宋太祖赵匡胤解决掉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之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一跃而成为帝国统治者最棘手的问题。

　　在明清两朝之前，在任何一个朝代相权都是权力极大的，甚至在关键时刻可以威胁到皇权的安危。正是因为相权的权力极大，所以每当新皇登基之始，为了巩固自己还不太稳固的地位，新皇帝都会从自己的娘舅外戚之家选择关系亲近之人来担任丞相之位。

　　在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皇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在明太祖朱元璋诛杀胡惟庸、废丞相之职将丞相权力下放六部之后，相权对于皇权的威胁也随之土崩瓦解。权利的分散使得朝廷内外没有任何一个职位的权力可以威胁到皇权的地位，因此即使有外戚担任六部官员，仅凭他手中的权力是无法干预朝政和撼动皇帝权威的。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

2.皇帝登基年龄较大

　　虽然中国皇帝被人们认为是真龙天子，被称为“万岁”，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长寿者不多、短命者却不少。

　　长寿者还好，短命皇帝驾崩后往往会留下孤儿寡母难以操控朝政，如果新任太后不用自家亲人掌握朝政而用外人，难免孤儿寡母不被外臣欺凌，权力遭到架空，严重者甚至还有丢掉性命的危险。

　　明朝16帝中虽然短命者亦不少，但是幼年登基的皇帝却也只有英宗正统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两人。清朝虽然幼年登基皇帝较多，但是在十二位皇帝中也只有五位在幼年登基。

　　相比于东汉连续九位幼年登基的皇帝，明清两代成年登基的皇帝对于朝政的把握也是要牢固许多的。

3.上层政治制度的设计不同

　　早在明朝立国之初，为了避免后宫垂帘、太后和外戚干政的局面出现，明太祖朱元璋就制定了许多规定，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严禁包括皇帝在内的宗室诸王与朝廷重臣联姻。无论是皇帝的皇后妃子还是各地王爷的王妃姬妾都只能和低级官员和平民家的女儿联姻。“凡天子及亲王、後、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子女，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恐有奸计。”《明史》

　　这样一来皇帝母系一族根基较浅，没有办法组成特定的政治利益集团，这样就可以杜绝了外戚干政的土壤。

　　除了限制皇帝母系家族来源外，对于后宫干政朱元璋也是严厉禁止的。“凡皇后止许内治宫中诸等妇女人，宫门外一应事务，毋得干预。”《皇明祖训》

　　此外， 在有明一代，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是明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阁把持朝政，司礼监掌控票拟，两方势力井水不犯河水，根本没有外戚势力生存的空间。

　　而自清朝入关以后，对于明朝的体制可谓是照单全收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良，使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使皇权专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虽然清朝末年慈禧掌握朝政四十余年，但是慈禧却也只是在背后暗地操控却不敢走上台面公然干政。

　　总结：在中国历史上，外戚干政是特定历史时期必然要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而追根溯源还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皇权的不断增长。无论是秦汉之际的三公九卿制度还是隋唐年间的三省六部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皇权，分散相权。在高度集中的皇权下，任何其他的过大的权力都是不能容忍的，也正是因此外戚干政必然走向灭亡。

封建社会的一条主线就是君主集权，这是一个历史进程的问题，与皇权对立的就是相权，分化甚至解除相权，做到皇权一家独大，这就是封建社会权力游戏的主线。而关于权力的支线问题，那就涉及到另外两大势力，即皇帝与行政中枢之外的“第三方”平衡体系。

这个体系中主要有两大集团，一是宦官，二是外戚，这个体系就是皇帝对付中枢的工具，但若无法有效驾驭，则会形成宦官乱政、外戚干政的重大问题。所以皇权在解决行政中枢的问题后，必然会对“第三方”势力进行节制，封建皇权的顶峰就是明清时期，所以也是宦官、外戚问题解决的终极阶段。历史上明朝算是彻底解决了外戚问题，但宦官问题没能解决，清朝则将这两个历史遗留问题彻底解决。

（汉献帝剧照）

说到君主集权很多人都不陌生，这并非只是权力架构的问题，还涉及诸多方面，比如统治思想的选择，历史上较为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宣扬“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塑造一个不可挑战的君王权威。如商鞅变法时，商鞅不顾君王颜面，将太子老师、秦孝公亲哥哥公子虔的鼻子割了，而秦孝公作为君主，未享有“特赦”之权，这就是法家思想对君主权力的挑战。待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确立后，皇室成员的司法刑狱权也由皇家特立机构独断，如宋朝设立的审刑院，皇族犯法必须由该机构“复核”，发展至清朝则有了内务府慎刑司，皇家案件完全绕过国家的司法机构。

（公子虔剧照）

正如统治思想主导的司法变革，权力架构的变革也是随着历史进程而不断转变的。主线上的权力架构变迁体现为相权的分化和“铲除”，这个过程大家定不陌生。从宰相独掌中枢，到三省六部分化权力；再到宋朝参知政事分化三省权力；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以级别较低的内阁主导中枢行政，皇帝的权力得到史无前例的增强；清朝更是在中前期逐步废除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设立诸如康熙之南书房，雍正之军机处的内庭秘书班子，使军国要事进一步避开六部以及内阁，政出内庭，使皇权到达难以复加的顶峰。

权力主线的发展清晰明了，也能体现一个历史规律，即皇权对抗相权的进程中，皇帝总是需要外戚或者宦官“搭把手”，因而皇权越弱，外戚和宦官受到的宠信越深，皇权越强，则外戚和宦官的利用价值越小，故而明清两朝的君主集权顶峰期，外戚与宦官逐步从权力的核心圈消失，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说到这里总有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宦官和外戚是封建社会两大毒瘤，所以乱政、专政被无限放大，甚至将朝代更迭、国家沦丧都归结到这两个权力集团身上。其实历史上发生宦官乱政、外戚专政的原因并不在此集团本身，而是王朝军政架构的崩塌，内外因素很多，他们只是王朝走向衰败的缩影。

（魏忠贤剧照）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后汉书·皇后纪》

反而历史上诸多政治平衡还都是宦官、外戚集团维持住的，比如东汉王朝，朝廷的权力中枢掌握在士大夫集团手中，他们是门阀政治时期最庞大的利益集团。整个东汉王朝，除了生辰不可考的婴帝刘懿，剩下的皇帝中有10个是未成年，最小的皇帝即位时刚刚满月，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东汉王朝硬是撑了195年。毫不夸张的说，正是宦官和外戚的存在，才保证了东汉皇帝衰微时，江山依然姓刘。

自古皇族是有继承皇位“合法性”的，所以在权力体系中，皇帝自始自终都要打压皇室宗族，比如西汉的推恩令。东汉明帝时，刘庄屡兴大狱，杜绝了皇族宗室参与政权的可能，所以皇帝只能寻找新的力量对抗外廷中枢。门阀政治的背景下，想要对抗士大夫集团，皇帝就必须从豪门大族中寻求帮助，那么同样出自豪门大族的外戚集团就是最好的选择。

光武帝刘秀将汉武帝的内庭秘书机构尚书更改为尚书台，俗称的台阁，扩大其规模，充实其职权，以六曹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直接听命于皇帝，以此架空“三公”。这个设定就是要削弱外朝的公卿士大夫的权力，但由于东汉小皇帝居多，母强子弱的格局下，就需要外戚帮忙掌控台阁，所以东汉常是外戚控制尚书台，掌握国家政权，这就是所谓的外戚专权。外戚之所以掌握台阁，一方面是因为这是该集团的权力上限，因为他们不具备当皇帝的资格，另一方面是他们毕竟是皇帝的亲戚，至少比士大夫集团的“危险指数”低一些。

但当皇帝长大以后是要亲政的，皇帝收回权力的过程中势必要收回尚书台的控制。而外戚集团已经形成，请神容易送神难，这时候能够帮助皇帝的就是那些最贴心近侍宦官，所以宦官参与政治都是皇帝向内庭收权的行为。东汉的内庭政治就是外戚、宦官轮流“坐庄”，小皇帝时，外戚凭借太后形成专权，皇帝长大后，又通过宦官打压母族掌权者。而外戚和宦官都是皇帝控制内庭，并与外朝形成对抗的工具，这两个集团对权利平衡做出过巨大贡献。

（明朝锦衣卫）

由上文就能理解为何明朝没有外戚专政了，首先是皇权加强后，皇权与相劝的矛盾化解了，这就无需内庭过多扶持集团势力与之对抗。其次是豪族门阀主导的政治体系被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彻底推倒，加之科举取士的发展，官僚集团中寒门子弟比重逐渐增多，这也衍生出明朝特色的皇帝选妃制度，朱元璋彻底打开了由民间选择后妃的通道，而非豪门官僚之间的政治联姻。马皇后的先例为后世树立了楷模，明朝历代皇后不再出自豪门，外戚也就没了专政的资本。

“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皇明祖训》

除此之外，朱元璋将后宫不得干政写进了《皇明祖训》，与之配合的则是“长房继承制”，也就是皇位传承不以嫡庶为标准，而以年长者居之。朱元璋创立的继承制度下，长子长孙虽为嫡系，但突出的是个长字。如天启皇帝朱由校是朱常洛长房，而朱常洛只有一嫡女，且七岁夭折，而无嫡子，在朱常洛驾崩后，庶出的长房朱由校即位。朱由校绝后，所以驾崩后以兄终弟及的规则，由在世年龄最大的弟弟朱由检即位，这也是朱常洛另外一个庶子，也就是崇祯皇帝。所以这就摆脱了皇子“夺嫡”的政治风险，也解决了冲龄即位、子弱母壮，外戚专权的千年难题。

（崇祯帝剧照）

清朝的继承制度虽然混乱，但也有约束外戚势力形成的手段，比如皇子不予生母养育，而是寄养于宫外，加上立储变数大，皇子母族难以提前准备。而且清朝八旗制度的相互制约很是明显，虽有上三下五之分，但皇子母族仅出于其中一旗，很难形成约束皇权的存在（慈禧太后是个例外）。且很多皇后属于下五旗抬进的上三旗，本身根基不稳，家族势力难以先期形成，再加之宗人府的制约，干预政治的风险很大。

综上所述，外戚专政的消失，其根本原因就是皇权的无限加强，使外戚集团在权力的游戏中失去了利用价值。皇帝可以利用后妃制度、官员选拔制度、立储制度等，铲除外戚势力形成的基础。其实早在宋仁宗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皇帝对权利掌控的自信了，一切用来平衡内外权力的工具都将会退出历史舞台。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明清两代总结了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发现对皇权最大的威胁就是外戚干政和宦官干政。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就是从民间选妃。

朱元璋很聪明，他认为外戚之所以能够干政，就是因为后宫妃子娘家势力庞大。所以，他规定，明朝的皇帝都要从民间选妃子。明朝皇妃大都是普通人家的女子。这样一来，就算是后宫妃子很受宠，他的家人因为出身寻常人家，不懂国政，就不会出现外戚干政的问题。

清朝大体也采取了这种策略。

第二是特务监督统治。

明朝有锦衣卫、东厂、西厂，清朝有粘杆处、还有密奏制度以及无孔不入的暗探间谍。时时刻刻监督着文武百官和王公贵族。他们的任何异动，都逃不出皇帝的眼睛。所以历史课本上才说，明清两代，是我国封建皇权统治的巅峰。这话一点不假！

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下，什么外戚都得服服帖帖的，哪儿还敢干政？那不是作死吗？

明清处于我国封建王朝历史的晚期，有许多前代王朝兴衰史可以借鉴，而作为大一统王朝，它们在开国之初也认真研究了历代王朝更迭的经验教训，对于有能力构成皇权重大威胁的强藩、权臣、外戚、宦寺等不稳定因素，均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除此之外，明清社会的某些特质也抑制了外戚专权的可能性，以下简述明清两朝制约外戚专权的相关因素。

一、明朝

1、明朝规定皇后和妃子必须出自“小户”人家。一般通过全国选妃，然后再从中选出皇后、皇贵妃、贵妃等。历代外戚专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后家族本身就是高门豪族，嫡女当上皇后以后，更是如虎添翼。明朝这种小户人家选妃的制度，有效防范了外戚势力过大，因为从小户发展到豪族需要漫长的时间，等外戚有一定根基时，皇后已经过世了。

2、科举制对外戚专权的制约。明朝科举鼎盛，科举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将官职这种国家公器开放给全社会，而不是一二豪门，这就抑制了豪门的发展，对外戚也起到类似的制约作用，想要掌权，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或者当太监）。

3、第一代皇后的率先垂范。朱元璋的原配马皇后在朱元璋夺取江山过程中助力颇多，任劳任怨，朱元璋欲报答马皇后，要给其亲戚族人封官加赏，马皇后断然拒绝：“国家爵禄，宜与贤士大夫共之，不当私妾家！”

二、清朝

清朝对外戚专权的制约，除了与明朝相同的科举制原因外，还有以下原因：

1、皇嗣生母一般不亲自抚养其所诞之皇嗣。皇子出生后一般是由位分更高的妃子或皇后抚养；或者过继给官位较高的亲王或大臣培养。这样可以防止母妃对皇子过高的影响力。

2、限制后妃与皇帝的感情。皇帝即使非常宠爱一个妃子，也必须给其他妃嫔雨露均沾；更不人性的是，妃子侍寝不能留宿，完事就走，限制相处的时间，防止吹耳边风。

3、清朝后妃均不是民籍汉人。除了在旗汉人（汉军旗）外，清朝官方禁止满人和非在旗汉人通婚（顺治朝曾短期解禁），因此，一般汉人女子只有少量通过非正规途径入宫。故清代后妃的主体是少数民族和在旗汉人女子，而官员主体是民籍汉人，这样相对限制了外戚权力的扩张。

皇帝弱而干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