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长寿的人，多数是一辈子没有出过啥大力的人，你以为呢？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应该是没有做过调查研究的人。

第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正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有几个人能算出自己的寿命有多长呢？长寿的人，是各有各的命数：有历尽风刀霜剑，有养尊处优，有满身的重疾，有严格自律之人，还有五毒俱全的，啥人都有。所以说这个命题就不准确。

第二，所谓出大力，也就是说经历过很多苦难的人，为了生存有体力上曾遭受极大的消耗、有缺吃少穿的磨砺、有忍饥挨饿的苦难、还有忍声吞气的精神折磨，无一不是“出大力”的表现。比如抗战老兵，有很多位就能寿到八十九十多岁的，而且他们都没有享受过丰富的物质生活、大多数都生活在农村，打仗时的艰苦、紧张，回到家乡后经历那么长时间的物质贫乏的生活，还能长寿。如果拿一辈子没出过啥大力来解释，能说得清吗？还有，像宋美龄女士，曾经身患多种癌症、多次手术能活到100零几岁，如果说物质条件好，可是遭受身体那么多的折磨，何尝不是一种“出过大力”的经历呢？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婚后，就一直提倡“新生活”，没烟没酒没夜生活，饮食清淡，连喝水都只是凉白开，这算得上“没出过大力”的人了，可是寿命远远比不了宋美龄呢？还有，像钱钟书、杨绛夫妇，都是经历过十年运动的屈辱生活、物质匮乏的人，精神屈辱加上物质匮乏，可以说是比“出过大力”更甚的出大力呀，可照样长寿。再就是广西巴马的长寿老人，哪个不是生活在样样都要亲力亲为的贫困山区呢？哪个都要天天出门劳作，吃着普通的玉米粥，偶尔能吃餐红烧肉，那么多的长寿老人，难道他们这一辈子没有出过大力吗？

所以说这个问题，有点奇怪。

“长寿的人，多数是一辈子没有出过大力的人”，其实，有一定的道理。

出大力，亦即：出过头力，付出了超越本人体能的力。凡事过了头，就会产生不利的状态，这是连三岁小孩也懂得的道理。

人的体能都是有限的，不管是遗传、年龄、个头、习惯等等，都在限制着人的体能。如果只有八百斤的力气，却挑了一千斤的担子，即便动作标准，也会对机体造成伤害，这是不争的事实：许多搞体育运动的，或者做体力劳动的人，为什么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腰酸背痛；有的，还会出现了残疾？为什么小孩子摔倒，爬起来继续玩耍？有的，甚至从二楼跳下去，也没有出现骨折现象？而超过了六十五岁的老人，就要提防最后一次骨折？前几天还看到报道：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下楼梯不注意摔了一跤，三天后去世。这都是可以说明行动与机体功能必须协调一致的实际例子。

一个人，基因再好，也要学会量力而行，不做任何超越自己能力的事。无论是出体力还是出脑力，都必须与自己的实际能力相适应。凡事不强求，这不仅是个人心态问题，也是成败的实际需要。总结所有长寿者的核心秘诀，就是“心态良好”。

你还别不信，这话说的有道理，就拿我所在的原来是小队现在的的居民组来讲，现有男人90以上的只剩二位健在，这两个人真的是如题主所说的那样子，一辈子没有出过什么大力。

其中的一位是60年代工厂的精减职工，没干过农活，在生产队里干活连女劳动力都不如，后来队里只好安排他放牛或者是其它不是生产一线的活儿；另一位天生就是一副先天不足，缺少营养，发育不良的样子，生产队也只能是安排他干点后勤等杂活，这些农活相对来说是很轻松的。

至于队里面的棒劳动力，一般的大都在60岁左右疾病缠身，基本上没有活过70岁的。

农村长寿的老人主要特点是没出过大力，但是也不怎么闲着，家庭生活贫困，一年到头都是粗茶淡饭，很少见到鱼肉蛋等食物，从来没有暴饮暴食过，最后一点就是没有不良

嗜好，不好烟酒和赌博。

长寿者没出过大力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同样没出过大力的一位大队书记，并没有长寿，只活到69岁，严重的营养过剩造成了“三高”，所以说一个人长不长寿要从全面看，只看一点不计其余并不是正确的方法。

这句话很有道理！我的伯父和姨父就是正反两个典型。我伯父活了94岁，我姨父活了49岁。

我伯父两个女儿，他在南京上班。说起来是一工一农、赛过富农，但是在老家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几十年来，平房改建楼房，有的人家都搞过两轮了，但是伯父家的房子依然是三间小瓦房，他就是不考虑翻建，后来房子差不多要倒了，被大队列为危房，他还是不想推倒重建，墙边用几根木头顶住。

其实大妈很想翻建楼房，但是作为农村老人，只有每月¥300的老年补贴，而大伯每月有¥4000的退休金，所以大妈在家里没有多少话语权，做不了主。大妈老是在两个女儿面前诉说，想着那样破旧的房子，他们百年之后将是何等的凄凉！后来还是两个女儿跟自己的老公商量，每人出资¥90,000，将原来的旧房子推倒，在原宅基地重建了两上两下的楼房，可大伯一分钱也没出，说自己没有积蓄。

其实在农村盖房子是最需要出大力的事，不仅劳力还劳心，所以老家人常说，盖一次新房，人要苍老五岁！少活三年！

村里有人说，大伯应该有20万的积蓄，他就是不肯掏出来建房子，他留着养老。但听他的女儿说，那倒不是，相信她爸这些年确实没存下来钱，因为他不注意存钱，家里的家用电器常换常新，自己的老人车，买了一辆又一辆，一年四季的衣服买了一件又一件，他还喜欢钓鱼，各种钓具一应俱全。还有，看看他买的各种保温杯吧，有什么新式的，他马上买回来，他女儿开玩笑说，十几个杯子，并排放在老父亲自己卧室的桌上，形态各异、亮光闪闪，简直就像上海浦东的建筑群！

再说我的姨父，一辈子太操劳了，他经手的建房就有三次，第一次在老家农村翻建平房，第二次又到乡村公路边村部旁重建楼房，第三次到镇上购买地皮建商住两用的楼房。除了他的乡镇干部工作以外，还和姨妈一起种地，另外经营苗木、茶叶生意，还参股挖掘机、合办饭店等。他实在太累了，后来积劳成疾了，半年就去世了。

不认同这样的观点。
据我的奶奶讲，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村里来了逃荒的父子两个人。其中的儿子，就是我小时候的邻居。
他们的老家，被日本鬼子杀光、抢光、烧光了。一家八口人，就剩下了七十八岁的父亲和五十二岁的儿子。这个老父亲是因为家里没吃的了，去向在山上帮助国民党武士敏的部队干活儿的儿子要粮食，这才躲过一劫的。
待两人扛着半口袋粮食回到村里的时候，全村的房子都被日本鬼子烧光了。他们是在井里和财主家的东院里，分别找到了被杀害的家里人尸体的。
父子二人扛着半口袋小米，走了好几天。逃难来到了我们村里。因为父亲年老体衰，加上家人惨死。来到我村大庙上就病倒了。五十二岁的儿子，沿街乞讨。不仅讨吃，还要讨钱救自己的父亲。给人磕头，把额头都磕破了。
此举感动了村里的一个郎中。他亲自到庙上一辩真假。当看到老头儿确实是一病不起时，就给他扎针、用药，且分文不取。两天后，病人就基本上痊愈了。
当时候，村里有个地主家缺长工。经人介绍，地主就让这个儿子来试试：一来看看饭量如何，二来看看能受不能受（能不能重体力劳动）。
这个长工来了后，一顿饭吃了十二个玉米面窝窝头。喝了一瓢儿米汤。给地主家做饭的那个死了老汉的婆姨说，这个长工比猪儿一顿都吃的多！
早饭后，长工就跟着领工的人，去远离村子四、五里地的山上，往回担谷子了。他一头的份量，就快赶上别人一担的份量了。财主让把他担回来的谷草和穗子，单独放成一堆。最后秤上一打，平均一担二百七八。
他在这个地主家干了十年。期间娶了给地主家做饭的那个婆姨。到了1948年，我们这里解放的那一年，他已经是六十二岁的人了。他和第二个老婆生的女儿，也六岁了。
他分到土地以后，把自己的地种好后，仍然帮别人种地打工。挣些粮食。以便给继子们娶媳妇儿。人们都说他就像个犟驴，劲儿大着呢。
入了社以后，他每年在队里评工分，都是一等劳力。要是做日工，每天一个劳动日。要是做包工，比如往种棉花的地里担砂，往队里的打场里担庄稼。他每担都在二百斤上下。甚至是更多。能挣两个多劳动日。
因为吃的多，家里的粮食经常不够吃。正好那年上级要修文峪河水库，年近七十的他赶紧报名：不为别的，就是图个吃饱。
在修建水库的大会战中，他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受到了水库工地建设指挥部领导的多次表扬。特批他不受定量的限制，以吃饱为度。
水库基本上完工后，他又回到了村里。继续在大队的砖窑上劳动，干着从土崖上往下“放土”的工作。虽然外人看起来他很清闲，但是没有人能代替了他：以前，这可是三个人干的活计。如今他一个人干了。条件当然是吃饱了，挣一个人的工分。这活儿虽然危险，但是他从来没有出过事。
他一直干到八十三了，大队副业上和生产队里都不敢用他了。怕他有个不对，死在地里就麻烦了。
但他也不肯闲着没事干。除了把自己和老婆前夫的两个儿子家的自留地闹的很好外，还天天早早地起床，到公路上拾粪。早饭以后，就去煤窑上拾炭，拣没有烧尽的煤核儿。一担子也有八九十斤。还能担回来。反正是天天不肯歇着。
他常说，人就是贱骨头。一歇下，毛病就多了。要是天天受着，就没有问题。咱生下就是个受苦人，不受还能行？受不动了，也就该死了。
就在集体解散的1988年，这个旧社会的老长工在自己的责任田里捆麦子时，一头栽倒，再也没有起来。活了九十二岁，算是比较长寿，但是下了一辈子大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