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了废除上千年的丞相制度，这才韬光养晦，隐忍了胡惟庸七年。至于胡惟庸谋反，国史野史，一无可考，也许他心有所思罢了。

朱元璋建国之初，便仿照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后又改名都察院，而都察院的主要骨干就是都察御史，这些人不管具体事务，主要的工作就是提意见，所以也称言官。

自古以来就有言官的设置，而且历朝历代也有不杀言官的传统，这些人从不动粗，功夫全在嘴和奏章之上，而且骂人功夫极高，由于这些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所以即便是骂人也是引经据典，就算是用意恶毒却又言辞优美，如果书读的少，骂你还以为是夸你。这种骂人不带脏字的功夫，实在是厉害。

朱元璋建国之后，制定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生活的政策，使得社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朝廷内的大臣以地域区分，分成两派，开始了新的争斗。

这些派别实际就是同乡会，其中最人多势众的便是以李善长、郭兴、汤和、常遇春等人为代表，朱元璋的起家班底，会说淮西话的淮西集团，另外一派则是以刘基为首领的浙东集团。

淮西集团首领李善长自朱元璋起兵之后，一直跟随左右，鞍前马后，负责后勤保障和政务办理，如果把刘基比作张良的话，那李善长就是萧何。

大明建立后，朱元璋有感李善长功勋卓著，于是以其第一功臣之名，封其为韩国公，任命丞相，此人外表宽厚，却心胸狭窄。相比之下，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大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刘基却只封了个伯爵，并且俸禄还差下十几倍。

实际上，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之人，李善长多年以来一直幕后工作，不抢风头，只会埋头干活，加之同为老乡，自然对他放心。

反观刘基，不仅对事物的判断比朱元璋还要准确，而且还是一个外乡人，加之刘基深悟厚黑之学，且又懂权谋之策，此乃正是阴谋政变之所用，朱元璋不杀他已是不错，还谈何封赏。

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胆敢有专权者，必有敢分权者，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便在朱元璋眼皮底下开始了争斗，而朱元璋似乎也很有兴趣，坐等一场好戏开始。

当时，刘基的官位是御史中丞，也就是言官的首领，发现李善长亲信凤阳人李彬枉法，查清罪行后，准备处斩。此时正好朱元璋外出，李善长连忙找刘基求情，不想被拒。

随后，老奸巨猾的李善长知道刘基深通天文之道，于是以“京城久不下雨，不应妄杀人”为由，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在刘基身上。岂料，刘基答复“杀李彬，天必雨”，将李彬杀掉。

不想，刘基这次运气不佳，京城还是未下雨。待到朱元璋回来，李善长便煽动多人开始攻击刘基。朱元璋虽没为难刘基，但刘基知道京城再难容身，于是当年八月，辞官归乡。

刘基临走之时，将御史中丞之位交给他的死党，太原阳曲人杨宪，并指示其伺机而动，对付淮西集团。

杨宪上任之后，韬光养晦，积极扶植高见贤等人，并利用言官的力量，收集李善长的把柄，不断弹劾李善长无才无德，不能委以重任。

初时，朱元璋也明白杨宪弹劾的目的所在，并不为之所动，然时日一久，也就对李善长有了看法，面对对李善长的诸多指责，朱元璋于是重新招回刘基，委以重任。地位显赫的淮西集团全面被浙东集团打压。

眼见淮西集团落败，十分忧虑的李善长明白自己已是众矢之的，他要学刘基，找一个既要容易控制，又不能有太高威望的人，来为自己代言。

于是，李善长便看中了自己的同乡胡惟庸，但他万万没想到，正是这个选择不仅让自己踏上了不归之路，也让淮西集团彻底终结。

胡惟庸很早便追随朱元璋，但一直不得志，总是干一些知县幕僚之类的小官，属于那种自以为怀才不遇之人。

官复原职的刘基由于直言不讳，言语间少有沟通技巧，以至众多大臣开始上表奏疏，向朱元璋说其坏话。朱元璋本就是个生性多疑、善变之人，也就慢慢开始疏远刘基，不再信任。

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亲自下书给刘基，赐其归乡，而杨宪则由于少了刘基的帮助，很快便遭到淮西派的排挤，不久便被胡惟庸以“放肆为奸事"弹劾，之后被处斩。

成为丞相后的胡惟庸，仍不放过归乡的刘基，指使手下状告，理由居然是刘基占用了一块有王者之气的土地，修房盖屋。朱元璋再次下诏处罚刘基，停发其俸禄。

陷入绝望的刘基知道胡惟庸的目的并不在此，是要其性命，于是再次发动其聪明过人的智慧，返回了京城，因为他知道，只有在朱元璋眼皮底下，他的性命才有保障。

1375年洪武八年，刘基感染风寒，胡惟庸奉朱元璋之命带御医前去探望。刘基照御医所开单子，抓药煎服，不久病重，不久便死于故里，享年六十五岁。

胡惟庸与刘基有仇，众人皆知。刘基在朱元璋眼皮底下逍遥五年，就算胡惟庸想动手，也得考虑刘基的影响，最后刘基抱病去世，定然是得到了朱元璋的默许。至于后来，胡惟庸案发，医生供认，他是授胡惟庸之意毒死刘基，这也成为了胡惟庸罪状之一。

刘基一生足智多谋，为大明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思维缜密，对形势判断准确，虽然本人不像民间传说那样会呼风唤雨，但他料事如神的本事已经和诸葛亮一样，作为智慧的化身为老百姓所铭记，他无愧于这一殊荣。

胡惟庸胜利了，他在朱元璋的帮助下彻底打败了浙东集团，并且除掉了天下第一谋士刘基，现在他大权在握，权倾一时，但他却不明白，他胜利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比刘基厉害，而是朱元璋站在他的一边。

朱元璋对于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的斗争，心知肚明，他之所以不出来调解，是因为这两大集团无论谁胜谁负，自己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无论是以胡惟庸为代表的淮西集团还是以刘基为代表的浙东集团，朱元璋要的是王位稳固，再无反叛忤逆之心。

朱元璋之所以选择胡惟庸，并不是因为他有过人的能力，恰恰相反，他才智平庸，主要是他对朱元璋的威胁最小，所以才让胡惟庸成为胜利者，然而愚蠢的胡惟庸怎么能看清这一点。

刘基死后，胡惟庸越发猖狂，贪污受贿，排除异己，甚至开始慢慢挑战朱元璋无上的权力，私自截留奏章、调动官员升降、私自处决犯人。

1373年洪武六年，当胡惟庸挤走丞相汪广洋之后，开始独揽丞相大权达七年之久。

朱元璋对胡惟庸这些欺君犯上的行为，早就清清楚楚。朱元璋身为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自战火纷飞中奋勇而出，早已看清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不易。

朱元璋又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就算是独断专行的李善长，还是足智多谋的刘基，都被他治的服服帖帖，而胡惟庸即无军功，又无政绩，能让他如此放肆，因为这就是朱元璋设下的一个局，这就是一个阴谋。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欲让其灭亡 先让其疯狂，就是这个阴谋开始的借口，但却不是结果。朱元璋甘愿忍受胡惟庸的专横，让这个跳梁小丑尽情表演七年之久，真正目标既不是胡惟庸，也是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而是这个目标实在过于强大，就是延续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

朱元璋登基之后，一直觉得丞相制度过于限制他的权力，他认为天下是自己打下，为何要有人和他分权，简直岂有此理。

但这个制度已存在千年之久，天下无论是大臣还是百姓都认为丞相乃必不可少，要废除丞相制度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而无德无才的胡惟庸的任意妄为，正好可以给朱元璋提供一个借口。

朱元璋默默的注视着胡惟庸，静静的等待，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随着胡惟庸不断的肆意妄为，朱元璋却不对他下手，这让胡惟庸有了种不祥预感，也对朱元璋开始慢慢畏惧，因为他太了解朱元璋，朱元璋绝不是会向任何人妥协的人。

思前想后，胡惟庸想到一个绝妙计策，那就是拉人下水。在胡惟庸看来，要想不被朱元璋打倒，必须得要有足够多的人同他组成同一阵营，法不责众也就是这个道理。

之后，胡惟庸找到合适对象，封官许愿、叩首结拜、糖衣炮弹，吉安侯陆仲亨、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骧等一批朝中重臣相继成为了胡惟庸的眼线。

胡惟庸还不满足，开始拉拢李善长，因为李善长不仅德高望重、智勇双全，还有一个难得的宝物，那就是免死铁券，而且不是一张是两张。

胡惟庸拼命巴结李善长，自以为有了这个护身符，就算将来朱元璋清算，也能保全性命，面对这两张空头支票，充分说明胡惟庸和李善长二人政治水平低下，和朱元璋比起来那就是天壤之别。

当满朝文武都成了胡惟庸的同党，胡惟庸不知天高地厚，竟有了心怀异志，意图取朱元璋而代之之想。

朱元璋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一次郊游，胡惟庸之子坠马身亡，胡惟庸一怒之下，未经吏部，便将车夫处死。此事传到朱元璋耳中，命胡惟庸详细解释。

胡惟庸一番托词之后，朱元璋表情沉默，清楚且平静的说出“杀人偿命”四字后，没看胡惟庸一眼，飘然而出。

呆若木鸡的胡惟庸按捺不住心中恐惧，全身颤抖，如同抽风一般。当初，胡惟庸与同党商议之时，觉得朱元璋似乎软弱无能，不堪一击，随着同党人数不断增加，胡惟庸感觉到自己的强大，加之同党吹捧，胡惟庸已经开始幻想自己已经取代了朱元璋，成为了帝国最高的统治者。

但当胡惟庸真正面对朱元璋时，他才感觉到朱元璋的可怕，自己的渺小，实在与之相差太远。此时的胡惟庸才明白，自己找错了对手，他跟朱元璋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但后悔已晚，因为这条路是他自己选择。

之后有很多说法，说胡惟庸意图谋反，而且家中刀枪林立，兵士众多，有人告发之后，朱元璋这才动手除掉了胡惟庸，但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只属民间流传。

刀已经架在胡惟庸的脖子上了，何时砍下他的脑袋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并没有等太久。

眼见胡惟庸垮台，胡惟庸的死党御史中丞涂节迅速状告朱元璋，有的没的一大堆，说胡惟庸大肆结党营私、卖官卖爵，甚至私下勾结元军，准备谋反。

朱元璋等的就是这一刻，立刻处死了胡惟庸，并灭其三族，他同党中的重要成员也一并处死，随后下令彻查此事，如有牵连，一律处死。

名留青史的胡惟庸案就此拉开序幕。彻查之下，案件越来越大，案发后连查数年，处死者上万。

胡惟庸精心筹划的计划和淮西集团彻底被摧毁，事实上胡惟庸在朱元璋面前，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十分容易，而胡惟庸就像一个跳梁小丑，他一生中做出的最大工作，便是让上万人陪他共赴黄泉。

胡惟庸之死，正是朱元璋所需要的，他坐在龙椅之上，望着殿下和胡惟庸同朝为臣的大臣，知道他们一定心存恐惧。

胡惟庸死后仅一个月，朱元璋便撤销了延续上千年的职位丞相，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如此规模之大的动作，朱元璋干得雷厉风行，干净利落。

不管怎样，朱元璋达到了他的目的，丞相这个令人讨厌的职位消失了，帝国的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虽然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不过他并不在意，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勤勉理政，彻夜不休的工作便可以了。

从此，上千年的丞相制度彻底被废除，大明王朝的君主专制开始空前加强。

朱元璋给自己挖了一个坑，跳进去之后差点就没能跳出来，而造成这一切的人，就是历史上最后一个丞相胡惟庸。

朱元璋打天下，李善长功不可没，因此明朝建立后，李善长就成为中书省左丞相，位列百官之首。

不过，李善长封相是洪武三年的事情，而在此前两年，朱元璋其实并不愿意将权力分给任何人，封李善长为丞相其实是为了安抚淮西勋贵集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历史上，朱元璋是个极度贪念权力之人，达到了神经极其敏感、猜忌心超强的程度。

李善长封相之后，很快就开始膨胀了，他不但待人苛刻，嫉妒心强，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朱元璋因此很不开心，就准备罢黜李善长。

有一天，朱元璋找来刘伯温，问他李善长之后谁可以当丞相，结果他将杨宪、汪广洋和胡惟庸一一都给否决了，大意是说这三个人虽然学识和才能，但要么气量不行，要么人品不行，只有李善长最适合当丞相。

朱元璋听完更加不开心了，觉得连刘伯温都害怕李善长，就更应该罢免他了，于是很快就让李善长回家养老去了。

李善长之后，朱元璋先后让杨宪和汪广洋担任中书左丞相，结果杨宪专权而汪广洋办事畏手畏脚，朱元璋为此十分上火，开始考虑永久废除中书省，将大权收归已有。

不过，朱元璋也有自己的苦恼，那就是功臣集团依然强大，尤其是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集团，在朝中影响力十分巨大，朱元璋不得不考虑他们的感受，于是任命胡惟庸为中书左丞相，成为百官之首。

为什么是胡惟庸？因为他是李善长推荐的人，他在洪武六年就是中书右丞相了，其特点是能力强办事得力，尤其擅长迎合朱元璋的心意，为了让朱元璋满意，不惜人力物力也要完成。

据史书记载，朱元璋也很欣赏胡惟庸，还认为他对自己很忠心，为了给永久废除中书省赢得时机，也为了给李善长个面子，所以任命胡惟庸为中书左丞相。

因此，胡惟庸其实只是个能力不错且还算听话的过渡品，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将他也给废了的。

但是，让朱元璋没想到的是，胡惟庸就是他给自己挖下的一个坑，他差点没从这个坑里跳出来。

李善长罢相之后，朱元璋对他依然礼遇，也很重视他的意见，他为了让自己在朝中培植势力，就趁机向朱元璋推荐了当时只是县令的胡惟庸，胡惟庸因此火箭班蹿升，很快就做到了中书右丞相的位置。

在担任中书右丞相期间，胡惟庸极力讨好朱元璋和李善长，甭管其他宰相如何变，胡惟庸不但位置坐得稳，后来还十分幸运地当上了尚书左丞相。

然而，胡惟庸不知道的是，他已经成功进入了朱元璋设下的局，只不过他的野心和胆子太大，后来差点将朱元璋拉下马。

作为当时的独相（朱元璋为了废除中书省，没有设置右丞相），胡惟庸尝到了权力给他带来的极大快感，他不但大肆敛财，排除异己，就连生杀废黜之事都不禀告朱元璋。

比如说，有官员想要升迁，就会赠送大量钱财给胡惟庸，胡惟庸就会想尽办法满足官员的愿望；但是，凡是有人上书弹劾胡惟庸，胡惟庸就会将奏章扣押下来，朱元璋根本就看不到。

不仅如此，胡惟庸对于反对自己的人，还敢于痛下杀手，就连徐达和刘伯温等朱元璋的亲信也不能幸免。

比如说，当时徐达担任大将军，他听说胡惟庸的种种劣迹之后很是气愤，于是入宫将这件事告诉朱元璋，但朱元璋为了实现废除中书省的计划，对胡惟庸当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胡惟庸听说徐达说自己的坏话，很是气愤，于是买通徐达府上的守门人福寿，让福寿伺机谋害徐达，但后来福寿不忍心背叛徐达，所以将胡惟庸的阴谋诡计和盘托出，徐达因此幸免。

还有刘伯温，洪武八年正月他病重之时，朱元璋让胡惟庸带着药去探望，但他憎恨刘伯温曾向朱元璋说自己的坏话，竟然在药中下了毒，结果刘伯温喝完药后更加不适，很快就一命呜呼了。

刘伯温去世后，朝中能够对胡惟庸掣肘的人物就没有了，再加上朱元璋的一味放纵，所以胡惟庸变得更加肆无忌惮，竟然违反朱元璋的禁令，让他哥哥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弟弟李存义之子。

眼看胡惟庸与李善长狼狈为奸，朱元璋开始有些着急了，但他还是沉住了气，不但没有理会大学士吴伯宗对胡惟庸的弹劾，而且默许了胡李二家的联姻。

因为朱元璋的宽纵，胡惟庸在朝中地位再次提升，大臣们再没人敢弹劾他了，甚至很多官员都很害怕胡惟庸，生怕得罪他而被弄死。

而这正是朱元璋要的效果，事情正在按照朱元璋的预期一步步向前发展，他只需要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就可以将胡惟庸给彻底搞臭，从而除掉胡惟庸、废除丞相职务了。

但是，让朱元璋没想到的是，胡惟庸会赶出一些朱元璋都无法预料的事情。

大约在刘伯温去世后不久，有些官员为了巴结胡惟庸，竟然说胡惟庸家乡的井中突然长出了石笋，而且井中的水喷出了数尺高，这是天大的祥瑞；还有官员说，胡惟庸三代祖坟在晚上都有火光，将夜空都照亮了，这也是天大的祥瑞。

胡惟庸没有亲眼看到这些，但他对此深信不疑，再加上他很害怕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追究他的罪责，因此有了谋反的想法。

当然了，想要谋反，就必须获取军队的支持，胡惟庸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当时，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因为小事被朱元璋斥责，内心十分畏惧，胡惟庸趁机威逼利诱他们，最终将他们拉上了贼船，还让他们四处招兵买马，为谋反做准备。

不仅如此，胡惟庸将卫士刘遇贤和亡命之徒魏文进等人收为心腹，并将李善长的弟弟太仆寺丞李存义收买，还让他游说李善长，准备让李善长也参与谋反。

李善长虽然受朱元璋礼遇，但很早就退居二线，所以他怨言很大，很想参与谋反；但李善长又担心谋反失败，所以以年老为由拒绝，但没有禀告朱元璋，而是默许其造反。

胡惟庸为了寻找更多人支持，还曾派人联络倭寇和北元，让他们出兵作为外应，但还没等胡惟庸的使者出发，就出了一件大事。

事情是这样的，胡惟庸的儿子仗着是丞相的儿子，竟然驾着马车在闹市飙车，结果他的儿子坠车而亡，他恼羞成怒，竟然将驾车的人给杀死了。

朱元璋得知这件事后，觉得影响很不好，盛怒之下就说要胡惟庸偿命，胡惟庸为了平息风波，说可以拿出金帛补偿驾车人，朱元璋开始还不许，但终究没把胡惟庸怎么样。

这件事之后，胡惟庸感觉到朱元璋的态度明显有变化，因此十分害怕，就与御史大夫陈宁和御史中丞涂节等人加紧密谋，并积极联诺文臣武将和各方势力，随时准备造反。

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准备动手了，他在府中埋伏了大量士兵，然后派人去请朱元璋到府中做客，说他家旧宅井里涌出了醴泉，朱元璋向来喜欢这些东西，就在前呼后拥之下出了宫。

朱元璋走到半路上，一个叫做云奇的太监突然跑到朱元璋的马车前，他拉住马绳不让马继续前进，但因为他太着急了，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朱元璋身边的卫士见云奇冲撞皇帝的车架，就走上前抓住他，然后一顿乱棍下去，差点没把他打死。

这件事惊动了朱元璋，他上前查看云奇，云奇依然说不出话，但用手指着胡惟庸家所在方向，不一会儿他就死去了。

朱元璋这才感觉到事情不妙，于是立马返回宫中，然后登上城楼观察，发现胡惟庸家花园中竟然暗藏大量手持武器的士兵，不禁惊出一身冷汗。

朱元璋这才知道胡惟庸竟如此大胆，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但他同时也意识到，铲除胡惟庸、永久废除中书省的机会到了。

很快，朱元璋就派人包围了胡惟庸府，然后将造反的一干人等全部抓获，不久后就将他们全部处死，并向天下昭示了胡惟庸的罪名。

胡惟庸因为谋反而死，这个罪名不可谓不大，朱元璋趁机废除中书省，丞相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职务，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果不其然，朱元璋做完这一切之后，极少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就连胡惟庸的推荐人李善长也老实了，没有站出来说一句话。

回顾一下朱元璋“捧杀”胡惟庸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实在太过惊险了，要不是云奇及时提醒，朱元璋可以就掉进自己挖的坑里了。

那么，这个云奇是何许人？有一个说法是，他是朱元璋当和尚时候的同门师兄弟，朱元璋登基后他前去投奔，最后成为了一名太监，他对朱元璋十分忠心，因此冒死阻拦朱元璋去胡惟庸家中。

还有个说法是，在朱元璋去胡惟庸家前四天，御史中丞涂节已经将胡惟庸谋反之事告诉朱元璋了，朱元璋之所以去胡惟庸府中，只是为了打探虚实，但他没想到胡惟庸在府中安排士兵准备刺杀他。

不过，胡惟庸虽然死了，但朱元璋并没有打算就此罢休，他准备利用胡惟庸谋反之事进一步扩大“战果”，从而将皇权最大化。

一个人物随着浮上水面，这个人叫毛骧，种种迹象表明，他就是明朝第一位锦衣卫指挥使，不过胡惟庸担任中书左丞相的时候他还是五军都督府的一名小将领。

比较有意思的是，史书记载毛骧曾参与胡惟庸谋反，还帮胡惟庸牵线拉桥，介绍了很多人到胡惟庸府中效力。

胡惟庸谋反案爆发后，毛骧很快就成为了锦衣卫指挥使，因此有学者推测，毛骧其实是朱元璋安插到胡惟庸身边潜伏之人，他的任务或许就是帮助胡惟庸走向谋反之路，从而给朱元璋对丞相制度进行毁灭性打击创造条件。

胡惟庸死后，毛骧开始暗中调查跟胡惟庸往来之人，最终在洪武十八年的时候，朱元璋终于开始收网了。

先是李存义被人告发谋反，他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全盘托出，胡惟庸暗通倭寇和北元的事情付出水面，但他并没有供出哥哥李善长。

后来李善长的家奴也站出来控诉他，将他与胡惟庸暗中往来之事全部说了出来，朱元璋便以“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将其下狱。

李善长一倒台，勋贵人物的家奴纷纷跳出来说话，就比如说陆仲亨的家奴封贴木就说他与费聚、赵庸三侯与胡惟庸共谋不轨。

朱元璋借题发挥，大量功臣被他下令逮捕，最后有一公爵、二十一侯爵受到牵连，被处死者三万余人，李善长及族人七十余人被杀，只有他的儿子李祺因为是驸马（娶了朱元璋的长女为妻），所以和两个儿子活了下来。

而这一切，跟毛骧的背后操作干系莫大，但朱元璋在用完毛骧之后，就将他当做垫背给处死了，以此来平息众怒。

通过这一番操作，朱元璋的皇权进一步扩大，他随即立下一条规矩，后世之君不得再立丞相，丞相之事交由六部分别处理。

不过，随着历史研究的推进，由于《明史》前后记载矛盾，关于胡惟庸案的疑点实在太多，所以很多学者指出，胡惟庸极有可能并未谋反，谋反之事只是朱元璋在他死后让毛骧强加给他的，为的就是以此来牵连更多人进去。

按照这个说法，朱元璋等待了七年才选择杀掉胡惟庸，并废除丞相制度，但依然遭到了很多外部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压力，朱元璋不得不将胡惟庸说成谋反者，并以此打击以李善长为首的功臣集团，从而平息风波。

不管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有一点基本可以明确，那就是朱元璋对丞相这个职务是十分忌惮的，他太想将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了，所以采取了很多特别手段。

但是，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之后，他开始亲自处理政务，但很快就觉得很累，于是设立了四辅官制度来帮助自己处理政务；等到朱棣登基之后，就设立了内阁制度，用大学士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内阁成员只是皇帝的顾问，权力依然在皇帝手中。

历史上，明朝皇帝的权力超过之前所有朝代，而这一切之所以实现，其实正是源于朱元璋杀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及丞相之事，胡惟庸也因此成为历史上最后一名丞相。

至于说胡惟庸有没有真的谋反，这个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朱元璋想要他成为最后一个丞相，他的结局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洪武十三年(1380年)，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胡惟庸定罪“谋反”被杀，涉案人员多达三万余人，早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颁布了朱元璋诏令:

六部所属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

凡事六部管辖的事情都不用经过中书省，意味着丞相的权利成了摆设，胡惟庸彻底失去信任，他从洪武六年（1373）继位，到现在只有短短五年，胡惟庸从官场得意马上变成人生失意。

这么一算朱元璋只忍了他两年，就准备让胡惟庸人头落地。

当然光看时间节点，并不能说明问题，但是时间过后，我们可以发现答案。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颁布的《昭示奸党录》里，定位李善长为胡惟庸从犯处死。

用了整整十余年时间，朱元璋才平息了胡惟庸案的怒火。可见胡惟庸案牵连之众，影响之广在明朝四大案中独树一帜。我用这十年发生的事，我给大家一一揭开胡惟庸案背后的秘密，到底是谁在隐忍？谁在谋反！

1368年初，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意味着近二十年的民族矛盾彻底消灭，让朱元璋意想不到的是激烈的内部矛盾开始不断激化，明政治体系分成淮西、浙东两派，双方为了权势不停地拳打脚踢。

胡惟庸就是淮西派的中流砥柱，我们仔细看胡惟庸的履历，在朱元璋开国分封六个公爵，二十八个侯爵的名单中他并不在列，就这样胡惟庸能从一个七品知县跃为百官之首，替代李善长作为帝国权柄最大的左丞相。

胡惟庸的崛起是党争态势中的异形产物，随着党争而和皇权相争。

类似淮西、浙东的矛盾从任何朝代无法断绝，汉朝有外戚之争、宋朝有文武之争、唐朝有牛李党争，只不过换汤不换药。这种党争之所以无法断绝是因为党争的发起人都是国家政治中心的核心人物，处置不好会动之国本。

强势如朱元璋，怎么能容忍被大臣拨弄敏感的专权神经？于是在党争中寻找突破口，发现两党是以丞相一职为核心的利益团体。丞相的职能是辅佐皇帝承上启下，而党争的恶化让丞相成了打击政敌的最强武器，承不承上大可不必，但是必须启下。

在李善长的带领下淮西集团无限做大，浙东集团开始凋零。原本可以制衡的政治体系成了一边倒，成了皇权和党权的直接矛盾，皇帝和丞相的硬性PK。此时朱元璋已经有心事罢黜丞相，于是劝退李善长，而李善长却把胡惟庸这只奇兵埋伏在明政治体系。

胡惟庸作为李善长的绝对嫡系，朱元璋为什么选择继续放任淮西党？

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致仕，作为开国六公爵之首，李善长的影响力不可能因为不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反观淮西一派，也丝毫没有因为带头大哥的失势低调行事，放弃私利，反而越发努力巩固自己党派地位，这也是朱元璋最忌惮的地方。

在确定丞相一职时，朱元璋曾和刘伯温有过一次“相位论”，刘伯温曾举荐过三个人(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其中胡惟庸评价最低: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本意是指胡惟庸就是个搅屎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次富有深意的谈话却决定了明朝最快的职位轮换。

实际上杨宪和汪广洋是朱元璋的代言人，用来制衡淮西党，维护皇权的职业打手。朱元璋本意是不想倾向浙东党，继续在两党中间首鼠两端，可惜这两人的表现让朱元璋大失所望，杨宪利用职能大肆打压对手，而洋广洋无为而治，说好的听我的话办事，可是臣办不到。可胡惟庸能办得到，那就让他上吧！

朱元璋和李善长，到底是谁捧杀式的让胡惟庸走向灭亡？

杨宪、汪广洋先后在丞相职位上一轮游，然后人头落地。胡惟庸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左丞相职位，淮西党又焕发第二春，胡惟庸充分发挥了丞相职能，收受贿赂、任人唯亲、结党营私，不断的把淮西一派的利益最大化，最嚣张的时候甚至瞒着朱元璋扣押奏章，独自专权。

胡惟庸的膨胀，除了干了些违法的事，最主要的是干了两件大事。1，继续对浙东集团的无限压制，设计谋杀刘伯温。2，不断贴近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党派，和李善长结为间接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也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接替了自己位置不说，还接创造了最坏、最作的淮西领袖。

好吧，朱元璋是时候亮出那把隐忍屠刀！此时的浙东党团灭了，淮西党烂透了，该收拾收拾停业整顿了。在胡惟庸儿子摔死后，朱元璋让其抵命，胡惟庸案轰轰烈烈的爆发了，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先后处死。而李善长却一直默认了胡惟庸走向作死之路，冷眼旁观曾经最忠诚的下属。

胡惟庸的倒台，是谋反？还是为了结束最后的党争？

谋反罪，号称必死罪！胡惟庸为什么非要以谋反定罪？再回到洪武十一年，也就是胡惟庸失势的那一年。朱元璋强调:六部所属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说明朱元璋已经发现胡惟庸乱权。而胡惟庸压根没有军事背景，更没有军事指挥权，靠什么谋反？何况整整拖了两年。

最后胡惟庸死了，丞相制废掉！同时朱元璋的手术刀还默默的收割了武将集团，朱元璋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并和兵部互相牵制。兵部有权颁发命令，但是不直接统帅军队，都督府掌管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是没有调遣军队的权力。

文武体系全部破而后立，背后的秘密只有一个，朱元璋开始为自己得儿子铺路，实现全部中央集权。胡惟庸必须死，同时必须覆灭的还有捆绑着的淮西集团。那么谋反罪，就是最合事宜的罪名，朱元璋要还儿子一个政治清明。

事实上朱元璋对李善长一直心存幻想，胡惟庸案件前后并没有准备彻底清算，可是朱标意外死亡，朱元璋才决心除掉这位一直隐忍的始作俑者。胡惟庸案持续到十年以后，也是李善长隐忍的十年，是朱元璋皇权和权臣争斗的十年，也是无数人头落地的十年。如果非要搬出盖棺定论，我相信最有心事谋反的应该是李善长，胡惟庸还嫩了点。

我来简述一下胡惟庸被杀的过程：

“胡惟庸案”又称“胡党之狱”，简称“胡狱”，为明初四大案之一。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后设殿阁大学士供皇帝做为顾问，朱元璋结束了中国的丞相制度，加强了皇权专制。

胡惟庸（？—1380年），濠州定远（今属安徽滁州）人，与李善长同乡，与张昶等为友。胡惟庸早年投奔朱元璋麾下，充当小吏，因为胡惟庸是开国功臣、丞相李善长的女婿。数年间，步步升迁。中书省执政杨宪被诛后，朱元璋认为胡惟庸很有才干，处事谨慎小心，获得了明太祖朱元璋和丞相李善长的宠信。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在他任期内，朝中遍植朋党，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使得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

第一代丞相徐达、李善长与朱元璋一起打过江山、出生入死、共过患难，彼此了解信任。这两个人办事往往先请示朱元璋后再具体执行，皇权、相权彼此相安无事。胡惟庸任丞相却不同：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朱元璋便擅自做主，直接执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过来看：凡是举报、弹劾、不利自己的，便扣下不上呈朱元璋审阅，找个借口和机会便对呈报人实施打击报复。凡是奔走于其门、投靠攀附、贿送自己的，便可以加官进爵、委以重任。后发展到恃权自专，朝中大事，不待奏闻，就自行决断了事。

前左丞相、大将军徐达知道他的奸恶、阴险，向朱元璋举报。胡惟庸得知后，便诱惑徐达的守门人福寿，企图谋害徐达，被福寿告发。御史中丞刘基（刘伯温）也曾对朱元璋揭发过他，后来刘基生病，朱元璋令胡惟庸带太医探视，胡惟庸便借机将刘基下毒致死。学士吴伯宗弹劾过他，差点大祸临头。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奔驰过市，坠死车下，胡惟庸却将驾车的人杀死报复。此后，胡惟庸权势更盛。在他定远老家的井中，突然生出石笋，出水数尺深，献媚的人争相说这是祥瑞之兆。说什么胡惟庸祖、父三代的坟墓上，晚上都有火光，照亮夜空，后代有“天子”之命。胡惟庸就更加得意、自负，从此便有了异心。

胡惟庸与太师李善长相勾结。将自己哥哥的女儿，嫁李善长的侄子李佑为妻。又曾与御史大夫陈宁坐在中书省中，阅览天下兵马簿籍，令都督毛骧将卫士刘遇贤、亡命之徒魏文进收为心腹。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来，擅自乘坐驿车。受到朱元璋责骂。平凉侯费聚奉命安抚苏州军民，却整天沉溺酒色。朱元璋责令其前往西北去招降蒙古，又无功而返，受到朱元璋严厉斥责。胡惟庸便暗中对他们威逼利诱，让他们在外面收集兵马。胡惟庸因儿子坠车杀死驾车人的事被朱元璋得知，胡惟庸请求用金帛补偿驾车人家，朱元璋不许。胡惟庸害怕，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图谋起事。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醴泉，此为祥瑞，并借此邀请朱元璋等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太监云奇紧拉住缰绳，急不能言，拼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返回，登上宫城时，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士兵。朱元璋大怒，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当天处死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并以“图谋不轨”罪诛杀了胡惟庸的九族。包括开国第一功臣、韩国公李善长等大批元勋、宿将皆受株连，致死者达三万余人。之后，“丞相制”被罢黜，这就是明初著名的“胡惟庸案”。“胡惟庸案”与后来“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方告结束。

后世不少学者认为：胡惟庸排斥异己不是“胡惟庸案”的关键所在。胡案的症结在于胡惟庸为人过于独断专行，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案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奏请，便擅自加以处理。这自然让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感到宰相专权、皇权旁落的危机。也有不少史学者和明史专家指出：所谓的胡惟庸案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大大加强了皇帝专制集权。回答完毕，谢谢！

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宰相，在他之后，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从此消除了中书省对皇帝权力的约束。按照谁得利谁作案的原则，可以推定胡惟庸只不过是朱元璋废相链条上众多的牺牲者之一，这大概也是胡惟庸有无谋反之所以成为谜团的原因之一。

几乎历任新皇开国都少不了一场对老臣腥风血雨般的大清洗，朱元璋更是做到了“极致”。他以血腥的气息告诉世人，僧人皇帝可出世亦可入世，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将生死玩弄于股掌之间。

胡惟庸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的布局从刘基(刘伯温)就开始了。刘基是那个在建国前为朱元璋献上战略方针的谋士，他建议朱元璋“先灭陈友谅，后攻张士诚，统一江南，再上灭元”；是那个建国后为大明王朝可以掏心窝子的明朝“魏征”，当朱元璋向他询问丞相人选时，他说杨宪有才，但气度不够；说汪广洋褊浅，比杨宪有过之而无不及；说胡惟庸会推翻朱元璋的“车”。

朱元璋让他做宰相，他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恐辜负您的一片好心。天下其实人才济济，要明主仔细去发现了。至于目前诸公，确实没有合适的。”没过多久，胡惟庸就接替李善长做了宰相。

由此，刘基才发现自己走入了一个凶险游戏，他可能被朱元璋出卖，胡惟庸可能已将他列入黑名单。于是，刘基在洪武四年选择急流勇退，回青田老家避祸，以度余生。

但胡惟庸终究还是没放过他，他向朱元璋上报说，刘基在老家找到一块有“王气”的风水宝地以建造自己的坟墓，其心可恨又可杀。当然这是无稽之谈，但朱元璋恐怕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新朝的政治斗争在他有意无意的导演下惊心动魄地展开，他抓住官员之间相互攻奸的机会，借胡惟庸之手除掉了刘基，由此揭开新朝政治大清洗的序幕。

但胡惟庸恐怕也没想到，下一个就是他。刘基在洪武八年神秘去世，五年后，朱元璋将矛头对准了时任左丞相的胡惟庸。而在此前，杨宪在洪武三年就死于淮西集团头目李善长的诬蔑之下，洪武十二年右丞相汪广洋也被赐死了，接着朱元璋可能认为罢中书省的时间到了。

胡惟庸深谙为官之道，但关键时刻还得看贵人运如何。李善长就是胡惟庸的官场贵人，在他的引荐下，胡惟庸一路青云直上，终于在洪武三年入驻了中书省，出任参知政事。洪武六年，右丞相汪广洋被出迁广东，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独尊省事”数岁，七月代替汪广洋升为右丞相。

洪武十年九月，迁为左丞相，汪广洋仍出任右丞相，但自打汪广洋洪武六年被迁出后，实权就落到了胡惟庸手里，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为止，做了长达七年的丞相。

胡惟庸的起家与李善长关联很大，李善长是皇亲，临安公主嫁得是李家儿子李琪，而胡李两家人又认了亲戚，因此，胡李二人来往甚多，杨宪之死，胡惟庸就是献谗言的那个人。再到后来，李善长也成为朱元璋的刀下鬼，都牵扯到了胡惟庸。

胡惟庸不论从人品，学识还是才干，都比不上刘基，而他之所以成为丞相很大因素在于，朱元璋早就摆好了一盘大旗，那就是罢中书省，废丞相，将所有的权力全部归结到皇帝手中，不再有人对朱家人指手划脚。

胡惟庸一直以为自己得到了朱元璋的信任，在朝中有恃无恐，尤其在刘基死后，已不按正常上奏途径行事，内宦外室及各司上奏的文件，都先拿来自己翻阅，对自身不利的就搁置一边。四面八官急于升官的文武大臣，争相向其献媚，并以重金贿赂他，几乎掌握了官员们的生杀大权。

一时间丞相的权势炙手可热，恩威震主，对君权威胁极大。朱元璋不得不加快“罢中书省，废丞相”的步伐。丞相制度在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年多年的时间，继争夺相权的相互激烈倾轧之后，接下来的就是更加残酷的君权与相权的斗争。

朱元璋在发起讨伐胡惟庸之前，在洪武九年，就对地方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改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相等官，高布政使一员，又增改了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各司对六部和皇帝负责。这样，中书省便有名无实，丞相的权力随之被削弱。

到了洪武十年左右，发生了“奏言实封直达御前”和“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两件大事，表现出了朱元璋的权力焦虑症和对官僚机构及官员们的信任缺失。这对胡惟庸来说已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胡惟庸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是坐以待毙还是铤而走险，他选择了后者，君权与相权的斗争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朱元璋多次问责胡惟庸，胡已感到万分恐惧，在这种情况下，胡惟庸为保命，纠集一伙人起来谋反，也在情理之中。胡惟庸还没来得及起兵造反，后院已经起火了。

《明史》记载胡惟庸的儿子坠死车下，胡惟庸杀挽车者。《明史纪事本末》又说是马死，胡惟庸杀挽车者；《国榷》则说是“误践人死”，说法不一。不管如何，朱元璋对这一事件发话了，“命偿其死”，这更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洪武十二年，汪广洋被赐死，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逆罪诛左丞相胡惟庸，“夷三族，尽诛其僚党”。多名官员涉案，被杀之人多达1.5万。

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发布了一道具有历史意义的旨令：罢除中书省，从此不设，废除左右丞相及其一切属官，只保留中书舍人一职，并为朱家后嗣皇帝立下规矩：“以后嗣君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奏请的，置之重典。”，而且还被录于《祖训》当中，成为明王朝始终奉行不渝的圭旨。

朱元璋以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为目的，而以丞相为首的中书省分散了皇帝在行政上的权力。他不让刘基当丞相，就说明他根本不想再设丞相了。而胡惟庸一案只不过是将废相的时间表提前了而已。

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胡惟庸谋反的直接证据，但从双方的政治斗争逻辑分析，可以说胡惟庸谋反是有其必然性的。

胡惟庸死后，朱元璋的杀戮并没有停止，洪武二十三年，年已77岁的李善长及其家族七十余人因涉及胡惟庸案而被诛。本年度因李善长案而被株连的官员高达三万余人，帝国一时间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下。

但高潮还没有来到，朱元璋借口肃清逆党的杀戮行为还在继续，下一个出局的人是蓝玉，同样以谋反的罪名被诛杀，通过蓝玉一案，朱元璋几乎把跟着他打天下的将领一网打尽。

通过胡惟庸案，李善长案，蓝玉案，朱元璋几乎让百分之八十的开国功臣去了西天，最后连徐达也没有放过。

如果说杀胡惟庸是在夺相权，那么之后一系列的杀戮有功之臣，这无疑是在夺军权啊。最后，朱元璋终于如愿以偿的集三权于一身，从此每日埋头于工作中。据《春明梦余录》记载，朱元璋每天需要批阅文件约20万字，处理事务400多件。

可以说，朱元璋在制度杀戮中成功杀死了制度，但在某种意义上也等于在自杀，将自己沦为制度下的奴隶，让我们“祝贺”他吧，终于圆了皇帝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