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地产三哥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谁说不是呢？

一、现象：房价跌也不行，涨也不行

广州时代春树里的业主联合签名写了封控诉书，说某业主为了偷税漏税低价卖房，拉低小区房价，要求中介撤销该交易。

因为这个小区原本成交均价是3.9万元/平方米，有了这笔2.8万/平方米成交的单子，成交均价下跌到3.3元/平方米。

这是有产阶级的心声。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开发商身上。

最近恒大在各地楼盘促销，各地的监管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阻止：“扰乱市场”是个口袋规定，只要是市场主体，总有一款能把你装进去。

总之就是不能低价出售。

恒大好难，房地产企业的存货就是房子，这边不让卖货，那边还让金融机构对企业压力测试。

莫非逼着许教授再去香港打几个月的“锄大地”？

2008年，面对各方压力时，当日许教授接受采访时公开回应：三条路解决：第一、私募；第二、项目合作，第三，加快销售。

当时的这三条路都走通了。

2009年，随着整体复苏，恒大在香港联交所二次闯关成功，并且因为之前快速扩充的土地储备，发展迅猛，斩获颇丰，2009年销售是2008年的4倍。

当日恒大艰难的原因是，公司土地储备的快速扩张遭遇全球金融风暴带来的系统流动性危机。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所以当时摆在一干房地产企业面前的这个问题在全球化印钞下解决了。

疫情以来，印钞依然在继续，美联储扩表一倍，欧盟扩表50%以上。但去年820三道红线以来，内地房地产的调控就四个字：房住不炒。

流动性在境外泛滥，流动性在大宗原料领域泛滥，流动性在美股泛滥，但流动性就是很难进入中国的房地产。

6月10日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郭主席再次警告:押注房价永远不会下跌的人最终会付出沉重代价。

多年以来，郭主席不止一次发出警告，但是狼就是不来，房价反而节节高升。

这让人想起了经济学家谢国忠，体制外的谢国忠被现实一次次无视打脸之后，终于不再说话了。

现在，狼来没来不知道，可谁敢先跑就举报谁、处理谁。

比如广州时代春树里的低价卖房的业主和打折促销的恒大。

二、本质：房价上涨的逻辑

谁在押注房价永远不会下跌？

对于房价上涨，有这么一个逻辑，因此才会有相应的结果。

因为存在下面这五个条件：

①有房子的人希望房价上涨；

②支持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金融机构不希望房价下跌；

③可以收土地出让金的主体不希望房价下跌；

④只有没买房的人希望房价下跌；

⑤而他们的话语权是最少的，分量是最轻的。

所以，结论：房价一定会上涨。

这个曾经被奉为圭臬的逻辑和现实，正在被打破。

逻辑被打破的嫌隙在哪里呢？

①②③④都没有变化，⑤变了。

人们可以忍受奋斗的苦难，但很难忍受天生不公，躺赢和躺平两种极端状态下的人们，是不会有共同的价值观的。

上升通道越来越狭窄的情况下，以前的“马尔萨斯陷阱”是天灾人祸降低人口总量，现在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下的“自我阉割”、或者，奋起抗争。

任何曾经的导师、权威、主流都可以被指责谩骂，颠覆踩踏，指责谩骂的对象从最没有杀伤力的成功人士、成名人士开始，甚至坟头已经杂草丛生的人，他们通常是文人、商人或者不受主流欢迎的人。

治理者必须居中调谐，满足下情上达的呼声，并利用从上到下的威权治理，达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状态，至少让被治理者看到向“均贫富”的方向在努力：

1、情绪需要出口，只要不伤害到稳定的大好局面，怎么谩骂都是具体当事人的事情。

2、行动表明决心，这之前，深圳、杭州等地的官媒都报道，中介、地产商等等因为房价虚高被处罚。

3、存量房的房产税山雨欲来，利用税收对财富进行二次分配。

东方历史是这样的轮回，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治理观下，⑤一定会暂时性的反转。

既用实际行动回应躺平族的呼声，也要照顾有产者的情绪；既要促进效率和发展增量，又要确保公平和稳定存量。

这就是现在内地房地产行业的基本逻辑。

至于房地产泡沫，不用担心，内循环下无泡沫。

只要看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效果就明白了，危机之下网格化治理，确保风险不会蔓延外溢，网格化治理，或者说定点爆破。

所以，现在除了境外输入的新增案例，国内很难再有大规模爆发的可能。

这同样适用于房地产去泡沫的过程。

三、汉武帝割韭菜

汉武帝时期出现了比较大的财政困难。

为此，汉武帝制定了针对富裕阶层征收资产税的“算缗令”，要求商业和手工业从事者申报自己储藏的货物资产，并对他们分别征收12%和6%的资产税。

为了贯彻这项政策，汉武帝随之又颁布了“告缗令”，鼓励对那些隐瞒财产的人进行告发，把被告人的一半财产分给告发人，作为奖赏。“告缗令”在执行的过程中，引发了很大的社会矛盾。

这本身就说明，当时社会上隐瞒财产、抗拒缴纳新增税项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行告缗令前，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在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治理体系下，"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急速发展的增量市场中，那些的平民子弟、出身微末的商贾，"乐观时变"，凭借着“伊尹、吕尚之谋”，“忍嗜欲，节衣食"，努力奋斗，终于成为有产阶级。

这显然是作为“躺赢”阶层的贵族和地主们所不及的，所以出现了地主阶级对新兴的商人阶层的依附："封君皆低首仰给"。

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地主就会丧失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从而使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得到一次调整，使商品经济获得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从而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开拓出广阔的前途，就像后来发生在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这个事情当然没有发生。

司马迁在《史记·霍子列传》记载，“告缗令”和“算缗令”后，出现了两个局面：第一是当时的中产以上商贾家庭几乎全部破产，第二是没有人愿意存钱了。

算缗、告缗侦测的执行监督者是张汤，他被司马迁记载入《酷吏列传》。

作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政策的始作俑者，桑弘羊最终因卷入与霍光的政治斗争而被灭族。

历朝历代只不过对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的政策换了一个称呼而已，换汤不换药。

始终在重复，从未被改变。

爱因斯坦说过：“你无法在制造问题的同一思维层次上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

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路走到黑，你可以称它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300多年之前的英国的约翰·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是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它可以最有效地实现人格独立，它构成以国家名义侵害个人权利的天然屏障。

100年前的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一脉相承，个人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应当被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赚钱本身是一种目的、一种职业责任、一种美德和能力。

“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与基督教新教徒那种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人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

三哥一直认为，与新教伦理极其类似、甚至是超越它的，是起源于浙东的事功主义，或者是功利主义。

事功主义的背后并非精致利己，而是"理欲统一"的道德观、"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和"学为成人"的人生观。

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或许是一次重大的实践。

换个层次，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