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真的需要启蒙吗？真正的启蒙是从放弃鹦鹉学舌开始

在2021年1月，财新副主编高昱年终总结中说道： “三十年启蒙失败了”。

站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敢僭越的说一句，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予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比那些欺压他们的人更恨我们。

其实他的逻辑很简单，那就是他认为现在的中国政治、社会模式只是个过渡期，最终的目标仍然是西方现行的自由民主体制，小政府、自由市场才是唯一能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答案。然而在2020年，他所设想的模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最终让中国民众“更加痛恨”他和他所代表的观点。

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很多“自由派”，以及曾经活跃在舆论场上被冠以“公知”之名的人，都是这样思考的。至于“启蒙”一词，事实上蕴含了有知识者对无知者的知识提点，是具有等级化假定的，对于不同意他们看法的人来说，相当于被打到了一个“无知者”的定位，自然火力也集中于这点上。

不过要说起来，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与其说是站在理论与历史实践之上，不如说是站在这四十年短暂的人类历史之上。

从近代开始，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在欧洲通过战争的方式率先确立，而到拿破仑战争后，欧洲才掀起了大范围的民族主义革命，真正奠定了民族国家这一现代国家组织模式。但是欧洲国家之中的政治体制即便在高强度的国际竞争中也并没有表现出真正意义上的同质化，在一战前欧洲既有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也有法国式的共和政体，还有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专制制度，而大量的欧洲国家则在这三种大类模式之间来回切换。自由民主体制在欧洲大陆的普遍确立要到二战结束之后的冷战中后期，最终确立要到冷战结束之后，这与其说是各个政体优劣竞争的结果，不如说是美国霸权彻底控制欧洲的结果。自由民主制度有优势，但并不是全面和绝对的。

如果自由民主制度的优势不绝对，那么对于不同等级的国家而言，自由民主制度的有效性自然也不相同。比如说对于美国而言，自由民主赋予了许多制度效率优势，也赋予了很大的信息优势，但这种效率优势并不必然导致其在国际竞争中永远不败，也不必然意味着美国国内政治秩序就没有问题。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缺乏强精英共识、缺乏强公民社会，采用自由民主制度基本上就相当于将过去的买办阶层、地主阶层、军事阶层的集团利益公然合法化为国家利益，导致政治秩序极易衰朽，同时外部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还很容易渗透控制。而公开的言论自由、竞争性选举则可能变成国家分裂的帮凶，令其陷入周期性的政治动荡之中。即便政治运转顺畅，发展的动力也将严重缺乏，最典型的是印度。

其实自由民主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一样，只是一个选择，但是这种制度有效性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欧美霸权地位而被神话，而美国更是有意识地推动这一意识形态全球传播，进一步加强了神话。自由民主仿佛构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对于中国而言，自由主义的形成的历史阶段还较为特殊，首先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挫折构成了其反对者，而另一方面文革的记忆又让这些反对者带上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偏好；其次，中国打开大门之后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让很多人将过去的信念彻底丢弃；再次，中国改革开放很大一部分外在助力在于新自由主义秩序下形成的市场化分工，也因此改革开放需要形成相关的认知、制度、机制革新，此时西方理论可以很有效地解决许多基本的市场架构问题，加上中国后来者角色与欧美在理论水平上的差距非常巨大，新自由主义是在显性层面具备很强的解释力并对中国本土的替代性解释有压倒性的效果。

所以，启蒙一词如果放在当时，不无道理。

当然，中国的发展是两面的，市场化与国家能力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合力。然而在这两个合力中，市场机制是显性层面，市场效果很明显并且还有完整的理论依据，而国家能力则是隐形层面的，其功能是避免市场的恶性后果失控。也正是这种不均衡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自由主义理论、观念在思想界、舆论场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结果，并由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不断冲击主流意识形态，比如10多年之前的强拆问题、严重腐败问题等等，而这些治理问题很容易被引申到整体性、结构性的体制问题上。

所以在10年前新媒体大量问世的时候，自由主义占据了舆论场的大部分空间。客观地说，在一些问题上自由派和“公知”有一定的建设作用，比如推动产权明晰、推动信息公开、推动环境保护上，他们的活跃促进了其相对面上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升需求。但是在更大范围内的问题上，他们就容易犯糊涂，因为说到底，中国的自由派是以美为师的，信息、知识广度和深度先天不足，因此他们更容易接受美国的说法和归因机制，而忽视了美国的帝国逻辑，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美国利益而非中国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所理解的中国发展的原因、国家的角色、市场的功能都有深层次的缺陷，而最为关键的是，他们无法理解中国本土的逻辑。

当然，中国本土的逻辑某种程度上也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模式还在高速发展和变迁。不过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基本框架，首先在于国家的角色很重要，在适当的问题上保持克制，而在适当的问题上进行管制，在另外一些问题上需要灵活引导仍然是国家鼓励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其次，中国有着悠久的国家传统，其定位事实上并不像西方自由主义所声称的那样是“必要的恶”，而是一种与社会共生协作的关系；再次，中国治理并不完善，但一切的改进需要基于本土的协调而非对西方的全面模仿，西方发展的道路并非唯一，也很难说是终极，更难说是中国可以效仿的。

如果要说真正的启蒙，应该是中国自己找到发展的可行模式才是真正启蒙，鹦鹉学舌并不是启蒙，而只是用理论去套现实而已。

自由主义仍有积极意义也是正确，中国的治理需要继续改革，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更良性的共生，这一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恰恰也需要借鉴包括自由主义思想在哪点人类思想成果。但是这一意义也不必被放大，如果将外来思想摆上神坛，那么我们思想独立性就会降低，最终实现的就不是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是其他国家的利益。

自由主义总是周期性地面对一些系统性的危机，现在恰恰是其暴露出来的阶段。对于自由主义的迷思，一些中国人真的需要反思了。至于所谓的“启蒙”，这真的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