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争内容已基本可以确定，美国有先手，但中国也必须迎难而上

现在，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关系似乎成为了一个具有共识的关系定位。不论是奥巴马、特朗普还是拜登，他们似乎都接受了这个中国身份的界定。然而这背后的问题同样非常多。

应该说，中国与美国仍然不是同级别国家，这点不仅仅体现在经济规模上，而是一种实然的全球政治层面。美国仍然主导着全球秩序的规则制定权，仍然拥有全球最好的科学与技术能力，仍然拥有非常庞大的金融霸权，仍然在全世界部署美军，仍然拥有非常庞大的同盟关系网络，并且其同盟国囊括了全球主要的发达国家。中国是全球秩序的参与者，中国没有盟友，也没有全球部署解放军，中国更像是个美国霸权的合伙人而不是竞争者，所以“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并不是一个实际的政治态势，而是一种预期。

这种预期在于，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国可以从美国体系中以超乎其他国家的能力实现资本积累，实现经济、科学与技术、金融等多种领域的快速成长，中国还具有很强的政治灵活性和魄力来快速推动改革。这种中国快速发展的态势加上中国充分的政治独立自主，形成了“中国可能超越美国，同时还可能替代美国霸权”的预期。

因此，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基于预期形成的关系界定，而尚不是一个可靠的实然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存在着大量高度含混、模糊不清、相互纠结的地方，其手段将是非常动态而且复杂的。

美国对中国的定位是战略竞争对手，这点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了，其主要外交团队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本质上就是一个以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组合拳，通过强化美国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战略空间进行挤压。“重返亚太”战略在刚开始的时候给中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让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对抗性显著增强。但是中国的发展速度并未停止，发展质量却随着改革深入而逐步提高，在对抗的过程中，中国甚至逐步占据了主动。“重返亚太”战略不能说是失败了，但很显然“重返亚太”战略也没有取得足够的成功。

特朗普政府则更倾向于直接下场，挥舞大刀砍向过去运转数十年的自由贸易体系，以此服务于国内社会。尽管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一年里，美国掀起了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华浪潮，但是应该说特朗普政府的措施并不有效。特朗普比起奥巴马更加糟糕的地方是，他们开始在经济问题上动手的同时只破不立，在全球秩序上没有实现新的安排。以美国的实力还能与中国对抗成这样，在特朗普的助攻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

这种之前就存在着的对抗中国可以应对的关键在于，美国无法阻断中国发展的两条腿，即全球经济体系与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内在弹性。前者因为美国自己有着非常关键性的利益，美国恰恰是全球秩序更大的受益者；后者则因为美国无法瓦解基于中国近代革命而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更不可能阻止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改革。要直接对中国动手，美国的工具并不多，预期有效的美国自己也要受到巨大的损害，这也是为什么TPP这样10年前如果实施就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破坏的机制时至今日也没有能落地的原因。

因此，拜登政府目前的对华大框架是聚焦增量，就是着眼于更为漫长的历史时期，通过持续的、复杂的经济与政治斗争与合作，逐步消磨、耗尽中国的发展动能，从而在更为长远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占据竞争的主动地位，维持美国霸权地位。中美关系在12年后，又回到了比拼内力为主的阶段。

在这种逻辑下，由于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破坏性极为巨大，因此中美两国都会选择尽可能避免发生直接碰撞，主要的军事行动将聚焦于两国战略缓冲区之间的局部战争，以消耗对方战略资源为目标，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很可能会重新出现。但是即便是代理人战争，中国也有着与苏联非常不同的，战略态势上中国并没有寻求太多扩张，因此要用局部战争的方式消耗中国的战略资源至少目前来看也不太可行。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军事手段的作用不会很重要，至少不会如美苏冷战时期那样重要。

意识形态的功能很多，不过对于中美两国而言，意识形态塑造一个共同体粘合国内社会的功能已经充分实现，两者都已经基本上构成了共同体。因此意识形态建构自我身份这种功能就不那么重要，更多的功能将是自我证明政策合法性、说服盟友、塑造其他国家认知、讨价还价的工具。这两点对于中美这种大国而言，更多地会在其他国家使用，而直接对对方使用的有效性非常有限，特别是在经历2020年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眼中已经价值破产，如10年前那样中国舆论被西方牵着鼻子走的情况现在已不太可能出现。意识形态可以用来给对手制造麻烦，但终究还是辅助性的。

两国之间最大的着力点仍然是经济，即谁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谁能获得更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谁能拥有更为开放却又可控的金融体系，谁能让更多国民和其他国家享受到发展成果，这些才是真正的竞争关键。其中最重要的硬能力是科学技术实力，而最重要的软能力则是将各种要素组织起来的、既要有效率又要公平可靠的社会机制。目前来看，美国的实力仍然很强，这会赋予美国很大的先手优势，这也是为什么拜登政府有信心聚焦于做大增量政治的原因。

不过中国势头并不差，因为中国目前拥有的全产业链覆盖能力、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已经形成了扎实的基础，这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容易被动摇的。中国的制度整体上也更接近精英治理的强国家发展模式，这会让精英能在社会整体存在能力局限的情况下发挥更大的作用。未来中国需要解决的关键在于更多的信息能力、更广泛的专业教育以及更大量的社会福利，从而增强自身的技术、观念原创能力，从而向着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前进，成为全球的又一个创新中心。

整体来看美国这套博弈规则如果确定，中美关系就会在稳定低位上徘徊，而中美开始比拼内力，以图给对方施加更大的限制。这套规则应该说对美国仍然更有利，一如过去四十年那样，中国毕竟还没有真正掌握博弈规则的制定权，很可能必须迎难而上。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满足了这套规则所要求的，那么中国也可以改变“打工人”的角色，真正实现现代化，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心。某种程度上，这是场不能输的博弈，但是方向确实是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