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骨气

在关于民国文人的记忆中，提到鲁迅就会想到 《呐喊》《彷徨》，提到郭沫若想到最多的是自由恣肆，提到徐志摩就会联想起浪漫爱情，而提到沈从文，让人想起最多的却是散漫和害羞。

1931年，沈从文赴北平，当时别人对此的记录是：“沈从文氏，创作极为丰富，月前来申，寓一俄国酒排间楼上，态度闲逸，闻刻已赴平，除任教外，拟编晨报附刊云。”（娟《沈从文已赴北平》，《现代文学评论》1931年第1卷第1期）虽然那时的沈从文其实并不闲逸，但旁观者就是这样认为的。他的经历也被当成传奇来聊起：“高小毕业后即当了兵。后来不知怎的，漂流到北京，在图书馆中当一茶役。后来发现这个沈茶役能抄写，升他为录事，于是沈茶役一跃而为沈录事。这时，在北平各报副刊上发现一新作家，调查之下这新作家便是沈录事。乃再升之为职员。此后沈职员能在馆中自由看书，作品亦渐进步，‘沈从文’这个名字，就是那时开始的。”（芸生《沈从文》，《十日谈》1934年第26期，第20页）

“乡下人”沈从文在大家的印象中是个幼稚可爱的形象。民国八卦杂志《老实话》在评价那时名人时，多用语刻薄，甚至无中生有贬损他人，却惟独在谈论沈从文时多欣赏、溢美之辞。比如这篇：“沈从文是一个在文章里表现出嫩弱，聪明，女性的人”。然后又乐滋滋地谈到沈从文的爱情细节：“沈从文由中公教授而爱恋了这位学生，但他始终是没有恋爱的经验，常常红着脸去拜访情人。 ”（式烨《最近之沈从文(青岛通信)》，《老实话》1933年第3期，第13页）

十多年之后，还有作者聊起沈从文“脸红”的话题：“沈从文年轻的时候，曾任教青岛大学……每天前往两次或买些糖果，或买新衣衣裳料拿着，偶然遇见人，就脸红耳赤的，似乎难为情的样子。”（梓芹《沈从文脸红》，《第一线月刊》1947年第1卷第10期，第25页）与沈从文的害羞一道被提起的，还有他的爱情故事和不善经营的生活。有短讯说：“上海多产小说家沈从文自结婚后，生活颇为恬静，近闻沈在南京，为教育部编小学教科书，月薪四百元一月。沈以前一得稿费，辄全用尽，闻最近由其夫人拟定储蓄计划，以备不时之需云。”这里对沈从文的介绍，既包含了喜欢，也带着些许揶揄。

此外，沈从文的高产和专注也是重要的话题。翻看五四以来的民国文人，专注于写作的屈指可数，而如沈从文这样一直以写作为人生乐趣和人生追求的，就更是少之又少。后来就有作者评论他：“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家中，一直没有放下那支笔，不停在写，在创作的，到今天我们细数起来，人数并不怎么多……而沈从文先生却是有限的始终没有离开我们读者的作家之一，假若提起沈从文这个名字，对我们读者有多少亲切之感时，这事就得承认是极其自然的了。”（一凌 《我所知道的沈从文先生》文讯1947第7卷第1期，第74-78页）

就在一凌称赞沈从文没多久，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就停止了，而且一停就是一辈子。从高产作家变为停笔作家，这其中不但有时代的背景，也有他个人的原因。小说创作停笔之后，沈从文将之前自己业余爱好的器物研究当成主业，并且创作了比前面小说还要有思想价值的作品，即书信集。我个人认为，他的书信集的文学价值一点都不逊于他之前创作的小说。

如果全面通读一遍沈从文的作品，特别是按照时间顺序，比照他的年谱读他的小说；如果还能一边放着他的书信集和政论文章，一边读小说，就知道为何他不写小说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是一个擅长写小说的人——他的小说都是未加提纯的“原生态小说”。换句话说，就是他把所目睹的事情，按照小说的格式写出来；在相当程度上他所写的其实是“小说体散文”。建国后，沈从文的小说地位颇低，但在上世纪80年代又忽然非常高，这里面多是非文学的因素。严格地说，真正按照完整的小说格式来判断，沈从文的小说只能在70分以下。但有趣的是，这些不到70分的小说，却比不少八九十分的小说要好看、耐看得多。

原因仍然很简单：这些沈从文式的小说都是真性情、无矫伪地直抒胸臆而出的。但由于接下来的时代条件已经改变，所以他选择在小说领域搁笔，因为大家都必须写80分以上的小说，他已写不了他的70分以下的“小说体散文”了。

沈从文熟悉的人物和事情，已经无法写入他的 “小说体散文”。他笔下的民妓匪兵形象，跟新时代的工农兵形象南辕北辙；他目睹的新生活又无法纳入他写了几十年的“湘西乡下人”风格和趣味中，他的写作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的搁笔是必然的选择。不过，这倒也成就了他这一时期书信集的写作高度，因为这只是写给抽屉的，所以写出了那个特殊年代文学创作在思想上的高质量。

1935年，刚刚开始自己的戏曲研究生涯没多久，日后成为著名戏曲史学家的赵景深，在提到沈从文时说：“沈从文是多产作家，却不是滥产作家。他的小说写得又多又好，这是在朋友们口中时常听到的。一件很小的事情，他可以很细致地写上万把字，写的那样的迂回曲折……他取材的范围也很广，有湖南的蛮苗生活，也有从军的士兵生活，他的生活环境和经验比我们复杂多了。”（赵景深《记沈从文》，《十日杂志》1935年第1期，第48页）

后来有读者向沈从文求教写作的秘诀，他答复，真没什么秘诀，只是多关注身边生活的点点滴滴罢了，这样“原料”就非常丰富。他解释：“至于‘原料’，恰正好用的着一句旧话，即‘土生土长’。并没有什么可以炫世惑俗的！你若要找寻‘大师’，指点‘秘诀’，传授‘家法’，增进‘思想’，恐得找牌子真货色足的大作家……”（沈从文《关于写作一点讨论》，《周论》1948年第2卷第11期，第6页）

这就是典型的沈从文写作的风格：将自己所闻所睹，精炼化以后改写为小说。由于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也能不按照特定模式来写人和事，所以他只要一提笔，就能写出无穷无尽的各种题材的小说，各种素材碎片在他的脑子涌出、飞舞、拼合，最后被他整合成一篇又一篇的小说。用之不竭，信手拈来，呼之欲出，行云流水，这就是他的小说创作状态。

沈从文是个以“诚实”为追求的写作者，特别看重这两个字的意味。对于他而言，儒家思想也好，西洋的各种主义也罢，更不用提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思想，都过于抽象庞杂而难以理解。但乡民社会所依据的标准——“凭良心”——却是最简单又最被推崇的。沈从文的精神理念就来自于这个淳朴、原始的民间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