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和易中天的30岁：1个写大师级著作，1个工资比老婆少

30岁的时候，余秋雨忍受着酷暑严寒，已经试图将社会学、历史、宗教、美学打通，为四本大师级的学术著作做准备了。

　　30岁的易中天，还在新疆钢铁子弟公司教书，工资比不上老婆多。要不是为了多拿点工资，他都不至于去考什么研究生。

　　不同的人生际遇，创造不同的生命个性。

　　30岁之前的历练，让余老师和易老师的个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余秋雨老师这种王勃式的少年英才，打小就被捧在手心里，人生一路腾达。望穿茫茫岁月，其志高远所在，也无非就是成为一代名家了。想想余老师跟那么多古代老铁神交，看过那么多历史兴衰下的文人侧影，就算不想千古留名，怎么也得沾染一些巨擘习气。何况人家本身就是学界名流。
　　身份摆在那儿，风度就很难掉地上。加之一贯的自恋，进入电视传媒后，余秋雨总会不自觉地扮演“文化导师”。不知是不是因为研究戏剧学，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时，总是忍不住说一些戏剧化的桥段，将自己衬托成非凡人物。很多时候，观众都快以为余老师和他写的那些历史名人没啥区别了。
　　当然，这也不能怪余老师。不管是谁，要是40岁之前都跟他一样天资过人、命途通达，八成也会觉得自己乃天将斯人。
　　然而，余老师一边频繁上电视露脸，一边又要显得超然脱世，就特别容易授人以柄：您老人家既然不是俗胎凡骨，为什么又要掺合滚滚红尘里的名利俗务？
　　也怪不得当年王朔老师说他：“成天装名士，一装十几年。”

　　不管余老师的名士范儿是装的，还是浑然天成骨子里带的，从大众传播“人设学”的层面来讲，一旦成为公众人物，都是非常不利于发展的。君不见，凡是人设立成“深情男”“学霸男”“爱妻男”的，最后都没有好下场。人设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往“楷模”和“先进”上立。一旦被抓住把柄，形象就秒崩成渣。
　　还是王老师老辣，一上来就“我是流氓我怕谁”“无知者无畏”。看你还怎么啐我？
　　而你要是立人设“文化导师”，最好连一个错别字都不能有。
　　别人给余老师文章挑错时，余老师的策略是，全当作没听见。别人指责他贩卖导师人设博取媒体流量时，余老师的策略，依然是当作没听见。
　　所谓大家者，就是不跟揣度人心的小人们计较。这种“清风拂山岗，明月照大江”的态度，同样是人生经历的产物。余老师的教养、气质和顺达的过往，注定了他必须保持儒雅、体面的姿态。
　　易中天老师，可就没那么好惹了。
　　看过新疆的莽莽天地，吃过兵团十年劳苦，一度对人生感到绝望的易老师，历经人生百态世间冷暖后，笑容一点也不温暖纯真。
　　他胸中砰砰作响的，是一颗硬核朋克的心。

4

　　1985年，一位师兄在台上讲着讲着，“邦当”一下栽倒在地，撒手人寰。易中天去嫂夫人家慰问时，看到穷得只有几张小板凳。
　　在挽联上，易中天写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叹人间从此惜年少;身跻九流，家徒四壁，问天意何时纵斯文。
　　当时易中天就想：难道中国的学者、学人，就活该受穷吗？
　　那年头还有个更有趣的现象，为了评职称，很多学人从工资里省钱，自费出书。出个几千本，到处送亲戚朋友。除了这些人，书根本没人看。
　　易中天不禁想起刚入厦大时前辈学者林兴宅教授嘱咐的话：“作为学者，要么研究成果可以永垂不朽，要么是能够广泛影响社会，否则自说自话没有意义。”
　　1987年开始，易老师就琢磨着学术自救了。读完《万历十五年》和《美的歷程》，他回屋写了个《走出美学的迷惘》，很不幸，只卖出了800册。1995年，他又用更大众的文风，一口气写了“品读中国”系列，《品人录》《读城记》《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这种写作风格，已经和他讲话差不多了。
　　再次很不幸的是，1995年，还是余秋雨老师的时代。那一年，《文化苦旅》不断再版，余老师的收入从再版30元每千字，变更为8个点的版税，正一步步迈入作家富豪榜。而易老师的“品读”，想必没卖到什么钱，否则不至于1998年连3万块都拿不出来。
　　直到2006年，央视让他去《百家讲坛》，说讲一期给1000块，一周录一期。易老师一算账，一年下来，那可是4万块钱啊，夹着包就去了。他没想到自己会火得一塌糊涂，也没料到会一瞬间成为众矢之的。
　　当然，如果不是来自四面八方七嘴八舌的质疑，我们也无法深入了解易老师硬核的灵魂。在这件事上，首先得感谢早年一个又一个勇于采访的主持人。
　　多年以后，当王志以副市长身份接待杨振宁时，不知道他是否还能想起作为“面对面”主持人采访易中天教授的那个遥远的午后。
　　与其说那是一次采访，不如说是一次揭秘。是王主持的一次次追问，帮我们揭开了易中天身上诸如“明星学者”“学术超男”“富豪作家”这一类的世俗标签，看到了他那颗闪亮、硕大的——朋克之心。
　　尽管王志准备充分，带来了网友各种尖锐的声音，深谙朋克话术的易老师却不慌不忙、见招拆招，谈笑之间，樯橹灰飞烟灭。
　　那天，针对讲述风格，王志提到：“有历史学者说，你把历史庸俗化、娱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