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厦门大学分房子，112平3万元，易中天买不起

　1998年，厦门大学要给易中天分套房子，112平米，折下来3万块钱。
　　很不幸的是，易教授当时穷得连3万块都拿不出来。不像余秋雨，不但《文化苦旅》卖破150万册，还打算去凤凰卫视做节目。

　　1992年，《文化苦旅》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首发，来了50多家媒体。就这么吆喝，一年还压下了一万册库存。出版社领导去欧洲考察，遇到余秋雨的同学、《收获》的副主编李小林，跟她哭诉，说这咋办啊。没想到一回国，书就从各大学校里爆红了，以燎原之势烧到全国各地。上到专家教授，下到贩夫走卒，人手一本。上海扫黄，被捕的从业者兜里有三样东西：口红、避孕套、《文化苦旅》。
　　那年，余秋雨老师和出版社领导一样惊讶。原来历史沉思、人文喟叹，不光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属啊，中学教师、公司职员、书摊大爷同样有一颗热切关注文化的心，一样有这样高级的文化需求。此后，余秋雨老师就发誓要把历史人文知识，带到急需文化滋养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去。
　　不巧的是，《文化苦旅》爆红第二年，内地电视业改革，各地方台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纸媒的影响力，一夜之间大打折扣。好在余老师是学戏剧出身的，对传媒的理解也与时俱进，很快就搭上了电视这条快船。
　　1999年，余秋雨老师参加凤凰卫视的探险节目，写出一本《千年一叹》;2004年，又在凤凰开设《秋雨时分》，用《千年一叹》的口吻梳理文化脉络;2006年，又去央视“青歌赛”做文化点评，帮助全国各地的歌手补课。
　　尽管余秋雨老师如此卖力地上电视，希望更大面积地将多年来的人文哲思普及给广大观众，他也没能在电视领域复现纸媒的辉煌。倒是他上“青歌赛”这一年，当初连3万块钱都拿不出来的易中天，以传神的语调、犀利的话风，成为《百家讲坛》的流量Boy，一举收割了广大群众滚烫的文化心。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在传播书斋文化的电视传媒时代，余老师只能黯然退场，留下易中天在台上发亮发光。这里面不是没有原因的。
　　归根结底，还是余秋雨老师没能掌握一门鲜活的语言。不可否认，余老师一支绚烂妙笔，被白先勇赞叹为“令正始清音复闻于今”，钩沉历史、拆解掌故，确实能迷倒一群读者。但上了电视的余老师，短板就出来了，一来口语表现力肯定没有文笔好，二来一嘴的大家气派，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相比之下，易中天那口带着浓浓乡音的塑料普通话，就不会给人隔膜感。再配上没有偶像包袱的即兴调侃，自然深得百姓喜欢。
　　早在延安时，毛就教导过我们：“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
　　研究历史的余老师，却忘记了历史的教训。

2

　　当然，人民群众的语言，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开门能骂街，闭馆能Rap，也不是你想学就能学的。没有经受过磨练、打击，就想把一口鲜活、可爱的群众语言学到手，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这件事上，不能怪余老师语言学习能力差，只能怪他命太好。
　　童年时代的余秋雨，虽然也是在乡间长大的，但他父亲逃难到乡下时，还带了两大箱子书。余秋雨除了看看山水，剩下的时间都在读书。可怕的是天赋奇高，过目不忘。从天赋层面上，很早就脱离了劳苦大众。
　　还在上中学时，作文就拿了全上海一等奖，被收录到教材里。16岁考大学，余秋雨觉得考任何一所都没有挑战性，于是报了文科最难的上戏。同时，军事外语学院也想要他。余秋雨正作难，上海招生委员会主席姚力亲自出面做思想工作：“国家长年战乱，军事人才很多，艺术人才缺乏，你赶紧去上戏报到吧！”
　　可以说，靠着灵光的脑子和绚烂生花的笔，余老师一路上就没吃什么亏。十年动乱没受到什么大的冲击。动乱结束后，苦心研究了十年戲剧学，写出四本专著。本来说是给自己补文化课的，结果被评选为“国家级专家”，还成了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以为这就结束了？然而并没有。转过年去，文化部直接点名，希望他能做上戏院长，先以副院长过渡过渡。
　　就算余秋雨老师熟悉民间语言，那也不是靠着长期混迹民间习来的，是观察得来的。而且那放在局级干部的嘴上也不合适。尽管1991年，余院长一连写了23封信要辞掉院长职务，还婉拒了几个省部级职位，开始致力于文化考古、人文传播的他，也不大可能重新学习亭子间和石库门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