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繁花》之后，王家卫找到金宇澄：这本书写的是我哥姐的事

　　当这个时代的年轻作家们正忙着搭建自己的大世界时，他却一头扎进了最世俗最细小的市井生活。
　　65岁的金宇澄还在念念不忘那些已经消逝的老上海菜市场。“虹口三角地菜市场，上海人都知道……20多个租界时代造的菜市场，全拆掉了……可新建的菜场哪有旧的好看？”。
　　在他眼里，拆掉的不只是一代人的记忆，也是一代人的审美。前段日子，他去同济大学建筑系作讲座，主题就叫“建筑的文学语境”。和大学生交流很通畅，金宇澄聊得尽兴。被推土机一点点推平的旧上海的日常，被他鲜活地还原。

　　石库门弄堂上的名牌、外滩情人墙的铁链子、南京路上的铁藜木、虹口三角地小菜场……上海“爷叔”金宇澄，心里总记挂着那些一点点被抹去的旧上海细节。
　　在另一些事情上，他却是另一副态度—不响。他还记得一次到深圳办讲座的经历，活动结束，他听见背后有人大喊：“金老师，你的书我没看过，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一定要回答我—文化大革命到底好还是不好？”回头一看，两位进书城吹冷气纳凉的老大爷追过来提问，语气铿锵，态度坚定。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他能做的唯有闷声不响，拉着主持人一直往外走。他有着上海人惯有的处世态度：不同意、不赞成但又不想明面上反对，最后习惯两个字—不响。
　　“我不喜欢逻辑性非常强的大历史，一直觉得旧式笔记那种八卦才特别，留有空白的想象，充满人性魅力。”金宇澄说。他不愿意对大历史作洪钟大吕式的评述，更喜欢用最世俗最细小的市井生活，完成对“大”、“崇高”和“意义”的反叛，正如把他推上茅盾文学奖颁奖台的长篇小说《繁花》。

“上海的清明上河图”

　　王家卫导演看了小说《繁花》，找到金宇澄，说：“这本书写的是我哥姐的事。”
　　王家卫出生在上海，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年纪和金宇澄接近。上世纪60年代，王家卫随父移居香港，哥哥姐姐出不来，留在了上海。至80年代回上海探亲前，王家卫对哥哥姐姐和家乡上海有一段完全隔绝的时期。

　　王家卫电影里常能看到影影绰绰的上海旧影，如《阿飞正传》里张国荣养母张狂的眼角眉梢，或者《花样年华》张曼玉婉约的旗袍身段。《繁花》里六七十年代的场面，激活了他的上海情怀。
　　实际上，《繁花》与王家卫电影早已发生映照。2014年香港书展，金宇澄在与王家卫的对谈中说，“《阿飞正传》的结尾，就是《繁花》的开始。”

　　《繁花》开章第一段，金宇澄写道：“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过去的味道，梁朝伟《阿飞正传》结尾的样子，电灯下面数钞票，数好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清爽放入口袋，再摸出一副扑克牌细看，再摸出一副来……然后是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细细梳好，全身笔挺，透出骨头里的懒散。最后。关灯。这个片段是最上海的，最阁楼。”
　　2011年5月10日上午11点42分，金宇澄在上海本地论坛弄堂网上，注册了ID—独上阁楼，用一句“呵呵，拜码头先”发了个帖，随后敲下小说的开头。
　　大半年后，金宇澄完成这个故事。3个上海男人阿宝、沪生和小毛，70多个女性“珠环翠绕”，从上世纪60年代到“文革”结束，从80年代到新世纪初……35万字的长篇，没一句心理描写，全由长长短短的对话和密集的故事情节，显现众声喧哗的上海。

　　2013年3月，《繁花》单行本出版，赞誉无数，并在两年后拿到茅盾文学奖。评委王春林說：“上海叙事，4个人的名字绕不过去—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和金宇澄。”
　　在许多外人的想象里，上海约等同于“大世界”、夜总会、大腿舞、旗袍……金宇澄笔下，却是一个琐碎而真实的市井世界。“我认识一个老太太，一辈子没去过外滩。”“上海女人穿睡衣睡裤在路上走，是什么样子的？我就是写这种。”
　　王家卫把这个“上海女人穿睡衣睡裤在路上走”的故事形容为“上海的清明上河图”。2015年，他买下《繁花》的电影版权，决定把这部“上海密码”翻译成电影语言。
　　王家卫电影中的爱情从不赤裸炙热，充满若即若离的暧昧之感，就像恋爱中的梁朝伟、金城武，对肥皂和凤梨罐头絮絮叨叨说痴话。《繁花》中，男女之间的声色犬马，也带着混沌难明的游移。金宇澄的观点是：“写饮食男女们谈恋爱，不必真的谈爱，谈面包也是好的；如果谈灵魂，不必真谈灵魂，谈肉体也可以。”两厢果然投契。
　　曾有位北方作家看了《繁花》对金宇澄抱怨：“写的什么名堂啊，男女之间黏黏糊糊，像上海黄梅天那样。我们北方，男女关系要明亮得多啊，两个人，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嘛。哪有你们这么黏黏糊湖的，都看不出都是什么关系啊。”批判了一大堆，到最后却说：“想来想去，我还是想到上海来生活啊。”
　　金宇澄听得好笑。在他看来，大城市体现了一种暧昧，并因这种暧昧而丰富。《繁花》讲的正是尴尬和疑虑的状态，他相信读者可以意会，不涉及人物内心，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把自己最熟的事写出来，就可以了”

　　金宇澄“潜伏”在上海巨鹿路675号一栋楼里，至今在《上海文学》杂志做着编辑的工作。他的书桌旁，堆满了天南海北寄来的文学故事。
　　自小金宇澄觉得，作家很了不起，能懂得那么多人物的内心世界，并逼真地写出来。活了大半辈子，经历过无数事，也看过无数小说，金宇澄发现，“从没有彻底了解一个人像那些小说笔下的那样清晰”。
　　人原来是被小说骗了。那些“全知视角”的小说，传递出一个假讯，让天真的人们误以为一生所遇之人，都是可以被了解的，于是一辈子试图去了解他人，往往遍体鳞伤，仍不服气。文学的欺骗性正在于此。
　　悟到了这一点，金宇澄明白，小说家不是上帝，无法全知全能，“所熟悉的的范围，其实是很小的，你把自己最熟的事写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