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某天，在安徽省文联大院一周一度的诗歌会上，一位著名诗人走上台。此时，年仅四岁的严歌苓坐在台下，她感受到现场气氛的微妙变化：每个人都在笑着，却又似乎微含敌意，像是在假装捧场。“当一个大名人多么好啊！”小歌苓在心里想着。或许从那时起，一粒种子就悄然潜入了她的心田。正如她在散文《一天的断想》中所写：“我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摆脱做一个平凡的人。”

早恋是一个错误

　　1958年，尚未满月的严歌苓随父母由上海迁至安徽。严歌苓的父亲是一名作家，母亲则是歌剧团的演员。在家庭氛围的耳濡目染下，严歌苓自幼就开始接触各类文学作品。十岁已对《茶花女》、《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文学名著熟稔于心，还常常将这些故事讲给同学听。“想想我那时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地讲述成年人复杂的故事和情感，我惊异自己的早熟，几乎是个没有童年、童趣、童心的孩子。”

　　12岁那年，严歌苓考上了成都军区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芭蕾舞文艺兵。在部队的仓库里，她偶然发现了几本已经有些发霉的书，有《巴尔扎克传》、《贝多芬传》、《拜伦传》……她兴奋不已，偷偷地将这些书绑在腿上带回宿舍。为了避免被人发现，她将书的封皮撕掉，套上毛选的书壳，日夜沉浸在这些名人故事之中。

　　这一段“偷来的”阅读时光，让严歌苓初窥到不同领域名人的传奇故事，也使她认识到人生的样式竟可以如此丰富！而在这些名人当中，勤奋笔耕、逆境成才的拜伦让她最为触动，她立志要像拜伦一样，做任何事都要将自己推向极致。于是，每天清晨四点天还未亮时，练功房的窗边总会站着一个瘦瘦的身影——她的脚架在高高的窗棂上，腿绷得笔直。

　　转眼三年过去了，正值青春妙龄的严歌苓出落得愈发亭亭玉立。这时，她爱上了部队里一位30岁的军官。初尝恋爱滋味的花季少女是腼腆的，也是疯狂的。在相恋的半年里，她每天给他写一封情书，把情窦初开的少女心思、“心悦君兮”的爱慕之情、点点滴滴悉数流于笔尖。可是，当这段地下恋情被发现时，军官却为了保全自己，出卖了严歌苓，将她所写的情书统统上交给组织。

　　一时间，她成了不道德的诱惑者，众矢之的，被批斗、被诋毁、被唾骂、被孤立。谈起这段往事，严歌苓至今仍有些难以释怀，她曾在采访中说：“在我们的时代，早恋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我每天写情诗、写情书给我喜欢的那个人，他当时也很喜欢我，这就是我的初恋……他就把你供出来了，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创伤。最大的惩罚是，你要一遍遍地写检讨，然后当众念……我想到死，我觉得太羞辱人了！”后来，严歌苓把这段经历写进了《穗子物语》中的《灰舞鞋》——“她是美丽、孤高的少女，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背叛。年纪轻轻就知道了绝望，知道了人性的大恶。她想过死，却终于活下来。”

　　为了逃离这场巨大的屈辱，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时，严歌苓主动请缨去当战地记者。她挎包里装着一只五四式手枪，头也不回地就去了前线。战场上，死亡每天都在身边发生，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当亲眼目睹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生命逝去时，“我忽然间就成熟起来了，对英雄主义的概念有了自己的反思”。在前线采访、照顾伤员的3个月里，严歌苓逐渐意识到：跳舞的局限性太大了，她必须要找到一种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方式去表达自己——那就是写作。

　于是，严歌苓开始把目光投向文学写作。她将自己自幼积淀的文学功底、讲故事的才能，与在部队多年的舞蹈表演、舞剧编排经验结合起来运用到小说的写作中，并于1980年在《戏剧与电影》上发表了第一部电影剧本《残缺的月光》，从此开始走入文坛。

她绝不是一个只会闷头写作的“笔呆子”，而是一个“体验派”的作家。在每次下笔创作之前，她总要花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亲历、去体验、去感受作品中人物真正的人生：
　　《寄居者》要写抗战时期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她就翻遍资料，连当时的香水牌子、裁缝店布局都要一一记下，不放过一个细节。
　　《妈阁是座城》的故事要以澳门赌场为背景，她就先后4次前往澳门，亲自上赌桌，输了好几万块钱只为感受赌徒的真实心理。
　　《老师好美》写的是高中生与班主任之间的故事，她就跑了5所中学，每天在课堂上旁听，跟老师和学生一起上课、交流。

《第九个寡妇》则是讲述一个中原农村一个寡妇的人生，她就跑到河南农村去体验生活，与村民老太太同吃同住，甚至一同下地种番薯。

　　对于严歌苓而言，与其说是为了写作去体验人生，不如说是因为写作，她才得以经历无数个人生。但这种近乎疯狂的投入，让严歌苓的身体有些吃不消，她陷入了严重的失眠，还患上了躁郁症，每天依靠药物来维持正常的睡眠和情绪。

朋友察觉到她的状态不对，便劝她不要写了。严歌苓的眼泪哗地滚落下来，她说：“要是不写作的话，那我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死了。”她甚至借助于躁郁症发作时高度亢奋的精神状态，不知疲倦地写作，二十几年来就塑造了三十多部作品，是名副其实的高产作家。但她又很少自称“作家”，总说自己是个“写稿佬”，因为“一提作家，好像就把自己的身份吊起来了。”严歌苓不喜欢这种如枷锁般的身份感，她享受着写作为她带来的情志上的满足与名利上的成功，与自己笔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彼此成就。

　　然而，她在写作上的“野心”远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