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往事

文|王长印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四里八乡只有我村有一辆“洋车子”。主人是我村支书，一位因公伤残的复员军人。他一个儿子和我是发小，我有幸在西场院“偷学会了”骑车子。

那时，我还是一中学生。一次，我把表哥的车子“偷出来”，一车驮三人，二十多里地土道跑到城里。后座上又加了一领白粉廉纸，奔王杲铺公社王岑庄大队找同学玩。下董路口大桥时，车子一蹾，大梁弓起来了，我心痛地哭了，那俩家伙笑了。我们只好扔下一个坐“11号车”（步行）了。

晚上都聚齐了，求同学家长给想办法，怎么把车子整过来。大人说把车子翻过来放地下，两个人分两头坐在地上，一人拽前车脚，一人拽后车脚，慢慢地抻就行。这法挺灵！只是大梁上爆了一块漆，太明显了。那时的车子很骄贵，都兴把常磨着的地方包上，有谋士给我出主意，照办，熬过了“挨揍关”。

上世纪六十年代未，在家种地，为了糊弄个媳妇，总想置个车子，好壮壮眉面。那时，车子票只分到公社，书记社长分车子票是大权，自知轮不上我辈。

生活所逼，脑袋还算“活泛”一一上城里“截道”去。我有平原一中两个同学（一男一女，后成一双），他们的家长分别是县供销社和商业局的领导，硬闯辕门竞“一票成功”。怎么花言巧语忘了，大至两条：政治上进步，立志扎根农村，生活上需要，说媳妇三大件之一，成家才能立业。附代提示，我在公社的工作队上，可占公社一个指标。真事是，是不是截的公社的指标，我也管不了啊。

上七十年代初，我进了平原糖厂。百十号人竟也没一辆自行车。我老丈人陪送爱女一辆车子，一辆N手的“小国防“（据说是大金鹿的前身）。柳叶圈，烤漆，中间一道绿杠，大闸（不能倒轮），全车无电镀，铃铛铮亮是电镀的，应该是后配的，经常不响。轮盘齿磨的像锥子，净跳链，我干脆砸下来，个人做了一个新的。寻料，测模数，绘图，划线，割钻锯锉，施出浑身解数，土法上马。人家原物和中轴配合是细牙吞配，我是钳工没家伙车铣，干脆焊到中轴上。工友都笑话我：你真能瞎造！

就这个“洋车子”陪我的工友（崔、杜、胥）娶回仨媳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平原啤酒厂当了“大官”。为显示我“正儿八经”，上级分来的自行车票（或指标）我都让书记分。原则上先济先进生产者要。

八十年代未，济南出了个轻骑集团，首批下线了“小木兰”，又要指标。我直接去敲老总大门，一下整来12辆红色“小木兰”，组织起宣传队，上河北，下河南，闯山西，进济南，所到之处立马展现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自行车一一名落孙山。

时光荏苒，社会在发展，满街跑的电动车、电摩，已成城乡交通主流。自行车，比较谦虚地让位、旁观……

作者王长印，男，1949年6月生，山东省平原县人。曾任平原县啤酒厂厂长、山东省第八届人大代表。山东省劳动模范。国家高级职业品酒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