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说人生苦乐

九十八年前，梁启超曾在一职业学校发表一篇演讲《敬业与乐业》，阐述了人人必须有正当职业、必须不断劳作以及人们对职业所应当采取的态度，其中观点都有许多可取之处。

虽说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但古人也许比今人更勤奋，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休假不多，只是作息比今人更规律。梁启超在这篇演讲里讲到以为名僧百丈禅师的故事，这位禅师恪守“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饭”的行为准则，他自己每天除了上堂讲经说法之外，还要扫地、擦桌子、洗衣服等，一直这么干到八十岁，每天如此。有一天他的门生悄悄地把他当天的工作给做了，这位禅师当天便绝对不吃饭了。

这种劲头，想想令人为之汗颜羞愧，多少人在享乐和偷闲中，宁可少做一点是一点呢！

无论是求学也好，工作也罢，或者从事科研也好，首要的一个态度就是敬。这个敬，可以理解为专一，“用心一也”，心无旁骛不夹杂其他念头。敬，被古圣先贤当作教人做人的最简单直接的法门。

术业有专攻。要想有所成就，必得先选定某一领域持续深入，研究透彻之后，再去拓展到其他领域，就好入门了。最怕的是一个领域没有研究透，转而投向其他领域，这样很难专一，弄不好就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或者样样都只能学到皮毛。

另一方面，人们虽是为了生活而奔波，却也是为了劳动而生活。正如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那么人类既有消耗食物、使用工具等消费的需求和权利，同时也就得有生产和创造的能力和必要，而不能只有消耗却无生产。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根据自己的才华和能力，选定一件事去做。俗语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天底下各行各业，总得有人去做，这个时候，就业和择业，也许有高下之分，但从事理来看，是没有高下的。

梁启超在这篇演讲中就此举例说：当总统和拉黄包车从性质而言，是没有高下的。无论是当总统的人，还是拉黄包车的人，能实实在在地把当总统和拉黄包车当做一件正经事去做，那就是可敬的。在这里，工作或职业，本身没有高下，只要能把当下的这件事做到圆满，就是值得尊敬的。

前不久，研究生当保姆的事件在网络传得沸沸扬扬。更久之前，某地本科生应征环卫工，只因有编制，也曾引起热议。再往前几年，北大学生街头卖猪肉，也让人们议论纷纷。世俗的观点深入人心，形成刻板印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时代在发展在变化，现今的保姆和以往大家所认为的保姆，在工作内容上所做的事已经截然不同。以往大众眼中的保姆，无非是干些洗衣做饭等家务，只要手脚勤快身体健康就行。但现在的保姆所做的事，已经包含了管理家务、儿童早教、作业辅导、均衡搭配膳食营养等工作内容了。这样的工作性质，绝非以往保姆可比。

有了敬，还需要忠实。这种忠实，可以理解成一种对所做的事、所从事的工作的执着和信念。这种信念必须纯正，既不羡慕别人，也能坚定地相信自己做好这件事的价值，和别人做好他的事的价值是同等的。其实，就是专注忠诚于尽全力做好手头的工作，不与他人做无谓的攀比。这就是孔子说的：“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在敬和忠的基础上，还要有乐。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做一件事如果没有乐，就很难坚持下去。但苦和乐究竟如何区分，其实因人而异。

有人以享乐为乐，以受苦为苦；但有人偏以享乐为苦，反以受苦为乐。比如，日夜颠倒玩游戏，在有人看来就是乐，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恰恰是苦，还是他绝不愿意去做的一件苦事。再如，游手好闲，在有些人看来是乐，多清闲，优哉游哉，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样的日子真难过。又如，奋斗吃苦在有些人看来是乐，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最大的苦，逃都逃得远远的。可见，苦和乐，只在于自己内心的判断，与事情本身没有太大关联。

那么，怎么才能从工作中收获快乐呢？梁启超说：“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在做任何一件事的过程中，都会经历挫折和困难，但克服挫折攻克难关的过程，就能收获快乐和成就感。奋斗的人，都是快乐的、昂扬向上的，也是幸福的。而在成就一件事的良性竞争中，在和对手的较量中，也能收获快乐。最后，专心做事的人，会少了许多闲心思在一些无谓的琐事中，将自己从各种琐琐碎碎的纷扰中拉出来，这也是工作给人生带来的附加趣味呢。

用梁启超的话说，敬业即责任心，乐业即趣味。百年前人们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现在的人们，有过多的享受，在享受中，滋生出享乐主义者，这才是可悲的。